“你不知道。”
“不是我不知道，你看人家多快活?”
“你叫我和他们比呀?”
“和人家比比，你丢什么人，人家比你少什么?”
“你不懂事。”
丈夫睡了，她也不好意思再问，新婚的夫妻，她只有柔顺。夜半醒来，她又说：
“我说错了话吗?”
“你知道的事很少。”
“我怎么就知道的多了?”
“你念念书，可是来不及了。”
“我不念那个，可是，我要说错了话，你可别记在心里呀!”她靠近靠近他。
后来丈夫走了，很少家来，不在北平，就在上海。大姐的女婿却常来，穿的好，一来就住下，嘻嘻哈哈；她很羡慕大姐幸福，自己倒霉，埋怨丈夫不家来，忘了她。可是丈夫并没有忘了她，有时家来，也很爱她，她生了一个小孩，丈夫也很喜欢，只是怨她不识字，知道的事少。她说：
“你不会呆在家里?”
“我不能。”
“怎么人家能呢?”
“谁7”
“大姐的女婿。”
“咳，你又叫我和他比!”
女婿又生气了。她就害怕他生气，赶紧解释：
“家里又不缺吃不缺穿，你非出去干什么?”
“你不知道。”
“你出去又不挣个大钱。”
“非挣钱不能出去吗?”
“家里不舒服?”
“不舒服。”
这回是生气了。家里不舒服，外边有什么舒服的事情?她疑心了。可是看看丈夫还是整天看书，书一箱一箱的，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破的就包上个皮，不嫌个麻烦。她觉得丈夫喜欢书，就象她喜欢布似的，她喜欢各色样花布。丝的，麻的，她把它们包在一个一个小包裹里，没事就翻着玩，有时找出一块来给孩子做件小衫裤，心里很高兴。她想，丈夫写字，念书，就和她找布做衣服一样。
抗战了，丈夫立时参加了军队。把洋布衣服脱下来，换上粗布军装。两条瘦腿，每天跑百几十里路，也有了劲了。她大姐的丈夫店铺叫日本鬼子抢了，也回到家来，守着女人孩子过日子，看看地，买买菜，抱抱孩子，烧烧火，替大姐做很多事。她可不明白自己的丈夫的心思，有一天她问他： “为什么你出去受罪?”
“抗日是受罪?你真糊涂透了。”
“可是为什么人家不出去?” “谁?”
“大姐的女婿。”
“呸，呸，你又叫我和他比。”
渐渐，她也觉得丈夫不能和那个人比。村里人说自己的丈夫好，许多人找到家里来，问东问西。许多同志、朋友们来说说笑笑。她觉得很荣耀，日本鬼子烧杀，她觉得不打出去也没法子过。大姐的女婿在村里人缘很不好，一天夜里叫土匪绑了票，后来就不敢在家里呆，跑到天津去了，大姐整天哭，没离开过丈夫，不知道怎么好。过了一年，那个人偷偷回来了。抽上了白面①，还贩卖白面，叫八路军捉了，押了两个月，罚了一千块钱，他就跑到城里当了伪军，日本鬼子到他媳妇的娘家村里来抢东西，他也跟着来，戴着黑眼镜。后来，又反了正，坐在欢迎大会的戏台上看戏，戴着黑眼镜，喝着茶水，吃花生。
那天她也去看戏，有人指给她说：
“你看见那个人吗?”
“谁?”
“你大姐夫啊!你都不认识了!”
“呀，那是他?”
她脸上红红的了。
自己的丈夫越来越忙，脸孔虽然黑了，看来，倒壮实了些。仗打得越紧，她越恨日本鬼子了，他也不轻易来家了。她守着孩子过日子，侍候着公公。上冬学，知道了一些事，其中就有她以前不知道的丈夫的心里的事，现在才知道了些。
今年，日本鬼子占了县城附近的大村镇，听到她的大姐夫又当了伪军。从此，她就更瞧不起他，这是个什么人呀!今天，娘却提到了他。正提到了他，大姐就来了。大姐听说妹子来了，姐妹好几年不见面，来看望她，手里托着一包点心。身上穿着花丝葛，脸孔白又胖，挺着大肚子，乍一见面很亲热，大姐说：
“你家他爹可有信?”
“没有啊!”
“说起来，人家他有志气，抗日光荣，可是留下了这些孩子们。”大姐说着就拉过孩子，叫孩子吃点心，问孩子：
“你想爹吗?”
“想啊!”
“快叫娘把他叫回来。”
“叫回来，打日本吧!”孩子兴奋地说。
大姐立时没话说，脸也红红的，象块生猪肝。姥姥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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