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记》曾以《在蒋牢中》之名于1981年11月出版。作者余心清（1898-1966）是一位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工作，后因策动国民党将领孙连仲起义，被捕入狱，坚贞不屈。书中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余心清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经历。

《狱中记》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作者余心清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书中多处提到他与冯玉祥将军共同策划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内战的密切交往。作者从青年时起与冯将军多年相随，他们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互有影响。他们之间不完全是长官与部属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所述更是翔实真切。全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戮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一、由山城到古城

二、被捕的清晨

三、最初的两个月

四、宁海路十九号

五、羊皮大学

六、不朽的死

七、特刑庭

八、从牢门的狭缝中挤出来

英灵不泯 浩气长存

孙的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当他离开重庆北上的时候，他和我这么说：“我愿意你到北方去帮我的忙，不过我以为你在中央工作对我更有利。”他却没有想到对于我“更有利”的地点是北方，而不是“中央”。

刘、冯、孙和我都是冯玉祥先生的部属。远在1922年，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我被邀请在军队中做宗教工作。那时候刘、冯都当营长，孙是炮兵团长。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是用宗教宣讲来代替，所以我们中间的接触特别多，他们都称我为“牧师”。后来我担任西北军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他们的子弟成了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就又进了一步。最近的二十五年，我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除了在几次反蒋的场合上我和他们有联系外，平常很少来往。因此，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红色牧师”。什么时候，他们要反蒋，就来找我；不反蒋，就离开我远远的。

重庆的春天特别可爱，浓雾消散了，花，娇媚地到处开着。这时候我却更寂寞，更苦恼起来。熟朋友飞的飞，坐船的坐船，差不多走光了。我呢？需要北上，但怎样北上？还没有决定。

北上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安置家庭。

这次北上，不能不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遭遇危险是意料中的事。我的妻子兰华身体多病，当然不能和我一道儿走。把她放在哪里？如何就医？怎样生活？都成问题！万一我出了事，说不定也会累及她。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最后决定让她到美国去。在那里，她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可以治病。

兰华决定了出国以后，经过了许多周折，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出国手续总算妥当了，并且准许向中央银行洽购美金一千三百元做旅费。这时候的美金，每元牌价只合法币二十元，但实际价格已超过两千元。忙完了外汇，紧接着就是购买飞机票。票子已经订到一年以后，飞机早已成了特殊阶级的专用品，跑了多少趟行政院，没有办法，结果还是走了军人的路子，一直麻烦到4月下旬，她才算飞走了。

现在剩下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华心了。为了筹措旅费，我曾经写信向两个地方借款，结果是碰了壁。并且哪一天能走开，还不知道，日常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因此就下了决心去摆地摊，把不能携带的衣服全卖掉，但是谁守这摊子呢？华心是不肯去的，我自己也抹不下脸来。后来和跟着我的一个学生庞瑚商量，最后他同意代我去摆摊子。第一天晚间他回来告诉我：“卖了一个床单子，被扒手偷走了一床，等于卖一送一。早晨刚站在摊子旁边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下午似乎习惯了一点。”我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滴下泪来。像这样的摊贩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半月。

重庆是座山谷，围在四面的高山中，夏天的热流，有时叫人蒸发得喘不出气来，庞瑚整天立在阳光下，他的面孔晒得好像一个非洲人。因为过分辛苦，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他很有耐性，当每天晚上，拖着疲累的两条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浮着微笑告诉我：“今天生意不错，收入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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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代序）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1898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便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事后，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1923年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官佐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结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关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恳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燕铭同志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灵堂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当时，习仲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远在广州，闻讯后于追悼会当天打电话到北京，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并通知他的夫人齐心代表他参加追悼会。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开的追悼会，便是燕铭同志的。这种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是感人至深的。

并非题外的话

“十年内乱”，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志、好朋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人民的不幸！

现在，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杀人者被押到被告席前，受到应有的判处，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殉难者将流芳后世，永留纪念。

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不仅要有强大的主力军，而且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四十年以上，少则也有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在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艰难险阻。恩格斯说得好：“没有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中国古话也说：“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胜利！

（原载198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英灵不泯 浩气长存——献给我的爸爸余心清

今年9月4日，是爸爸不幸故去十四周年纪念日。

十四年来每逢来京，总有一种难禁的伤感之情——无家可归。我的爸爸，为了维护作为人的不容亵渎的尊严，在那“史无前例”刚刚开始“搅得周天寒彻”的时候，便悲壮地倒下去了！十二年死者沉冤，生者受难，不堪回首。直到1978年中央为爸爸平反昭雪后，我再来京才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哀思的去处——八宝山革命公墓。

日前，我又来到爸爸亡灵之前。他从遗像上用慈爱的目光迎接我，我们无言相对，良久互视。终于我低垂下头，向那其中没有骨灰，只放着爸爸、妈妈、我三人合影的一张照片和爸爸生前喜爱的月季花塑料制品的空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止不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走到灵堂外的石阶上坐下，多少往事，一时都涌上心头……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爸爸在华北敌后打游击，我和妈妈逃难到成都。有一天，爸爸托人捎来一封信，里面还附有一首歌曲的词谱，要我们唱会，那就是贺绿汀同志的《我们都是神枪手》，至今我仍忘不了这首歌。后来，爸爸突然回来了，因为我们总是分离，我在他面前羞怯、拘泥，甚至叫不出“爸爸”二字。以后每天晚上我睡下后，他总是倚在我旁边，给我讲一段《西游记》，以此来换得我叫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声音来的“爸爸”，这样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抗战初胜，我们一家人在重庆会面了，满以为从此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接着的又是别离，妈妈要出国去了。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忽然听见爸爸低声对妈妈说：“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我出了事，母亲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好好把孩子教育成人……”什么危险的路？我那幼稚的脑海还不能理解。

1946年以后，我和爸爸相依为命住在北平，后来他因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料我，便让我在学校住读，每到星期六可以回家的日子，他总是尽可能亲自来接我。1947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接到他的勤务兵老张的电话：“今天没有人接你了，你自己回来吧！”当我一走进家住的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四号的大门，就感觉出情况异常：平常无人把守的大门，此时岗哨林立；从大门到我们住的一个小院，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画廊，也出现了许多或穿军服、或着便衣的陌生面孔；我加快脚步一进家，我呆住了，眼前是一片凌乱景象，抽屉翻倒，柜门大敞，东西都被扔在地上……“你爸爸被捕了！”老张告诉我。当我从一阵迷乱中清醒过来以后，立即着手清理东西，老张自始至终在一旁默默地帮助我。爸爸留下的钱不多，我把大部分送给了近两年来忠心耿耿照顾他生活的老张，自己留下只够维持两个月生活的一点费用。爸爸的东西不多，很快整理打包完毕。我告诉老张把这些东西送往一个朋友家寄存，当晚就离去了，从此再没踏进过这座旧日王府的大门。

……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不能原谅自己做了一个不孝之子。在爸爸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回来，后来回来待了半天，也没有按照他的遗言去实现他仅仅要求我将他的骨灰“扔”进海里这一小小的请求。但是，如果爸爸知道妈妈也已遭受抄家批斗的命运，他辞世的消息我又一直瞒着不敢让妈妈知道，而他唯一的女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也被当作运动重点人物所处的处境的话，我知道，爸爸是一定会原谅他的可怜的女儿的。

在那动一步都要被人拦住问一声“你是什么出身？”的极左思潮疯狂泛滥的灾难性日子里，爸爸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开始，火葬场拒绝焚化这个“反革命分子”，经机关派人再三交涉才勉强给火化后，却又说什么也不卖给骨灰盒。他的骨灰，后来是被装进从家里拿来的一个针线盒里由人送到荒郊野外草草埋掉了。以后，我爱人冯洪达借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打听到掩埋爸爸骨灰的地方，曾驱车前往寻找，但到那儿一看，四下已起了高楼。即使不盖楼，又怎能企望还找得到呢？

爸爸死后，我又重睹了一次家里被翻抄后的凄凉混乱景象。不过，这次却不需要我自己动手清理了，一切自有人“代劳”；我身边也再没有像当年老张那样忠实的助手了，因为我尚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何况别人也须站稳各自的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呢！

久远以前的噩梦今又重现，但却是以更残酷的形式再现的二十多年前我为拯救父亲的生命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心里坚信他还活着，充满了希望；二十多年后我为恢复父亲的政治声誉，在将近十年的漫长痛苦岁月里，上书万千言，三次进京上访，申冤昭雪，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父亲在狱中担忧我这一枝在溺爱中生长的娇嫩的幼苗，是否经得起生命中第一次遭到的暴风雨的袭击；二十多年后我又在自身的被拘禁中，担忧着我的女儿是否受得住周围环境对她的重重压力。十八年以前父亲在狱中写下了十六首诗，表现了他高尚的革命气节；十八年以后他亲手把这十六首《狱中诗》重抄，作为唯一的遗产，请我“留下”……

噩梦醒来是早晨。万恶不赦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0月9日，中央为爸爸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对极左路线的错误还没有开始进行清算，许多深知爸爸的党内老同志都感到悼词对他革命的一生的评价还很不够，这就是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几位叔叔要撰写文章纪念我的爸爸的原因。他们的文章，不只是限于几个人对共同的朋友的缅怀，而是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党永远不会忘记在革命的艰苦历程中，一切曾和自己生死与共、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几位叔叔同意把他们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我为爸爸感到高兴。

壮哉，爸爸！您虽未能留下骨灰，但您留下了骨气。女儿常想，人死后若真有魂灵，您一定已是扬眉吐气，神游太空，笑看横扫害人虫，人民重起步，历史又掀开一页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