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有一张他自己认可的标准照——那张经典的手夹雪茄，目光深邃、神情严肃、凝视远方，仿佛把一切看穿、看透的照片。很多书都用此照片做了封面。从照片中我们读出了作为人类精神的捕手、心理分析大师的冷酷严肃，一丝不苟。似乎他的形象成了他观点的实践者。然而，这只是弗洛伊德展示给公众的外在形象，他的另一张画像却鲜为人知。

德国研究弗洛伊德的著名学者、社会学博士，编有多种研究弗洛伊德的书籍的米夏埃尔·施罗特，首次将弗洛伊德给子女和孙儿们的500多封书信结集出版成《弗洛伊德家书(精)》一书，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和蔼、亲切、慈祥、善良、无微不致关心子女的父亲和祖父，让读者看到弗洛伊德另一面：柔情的形象。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弗洛伊德长年沉醉在心理学研究中，很少有时间像常人一样关心家庭和子女。其实，弗洛伊德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父亲、祖父。每当子女们需要的时候，总是能得到他的帮助。他通过书信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予子女们许多建议，不仅让他们渡过难关，而且维系了家庭的团结。《弗洛伊德家书(精)》首次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给子女们和孙儿们的500多封书信结集出版，向世人展现了一位关心子女的父亲和祖父的形象。

前言

马蒂尔德（马蒂）和罗伯特

 马蒂尔德·霍利切尔，本姓弗洛伊德（1887—1978）

 生平简介

 信件

马丁和艾尔奈斯蒂娜（艾斯蒂）

 马丁·弗洛伊德（1889—1967）

 生平简介

 书信

奥利弗（奥利）和韩尼

 奥利弗·弗洛伊德（1891—1969）

 生平简介

 书信

恩斯特和卢齐厄（卢克斯）

 恩斯特·弗洛伊德（1892—1970）

 生平简介

 书信

索菲（索芙）和马克斯

 索菲·哈尔伯施塔特，娘家姓弗洛伊德（1893—1920）

 生平简介

 信件

附录

马蒂尔德·霍利切尔，本姓弗洛伊德（1887—1978）

生平简介

1886年9月13日，弗洛伊德与他相恋了4年多的新娘玛莎·贝尔奈斯结婚。次年10月16日大女儿出生。她的名字得自与弗洛伊德有忘年之交的老师约瑟夫·布罗伊尔的妻子马蒂尔德。名字是弗洛伊德自己取的，就像对所有孩子一样，都要根据这样的原则，即女孩的名字要源自出身维也纳犹太市民阶层的友好家庭，并让弗洛伊德觉得适合她。而男孩子要按照科学和政治的大家来取名。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通常会让父母分外精心，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不仅给他的岳母和妻妹寄发详细的报道，就连朋友和同事威廉·弗赖斯他也连写了两个月的信讲述这令人高兴的事：“我的小宝贝棒极了，她能睡整宿的觉了，这是每个父母最大的骄傲。”这个宝贝女儿直到1909年出嫁，都是他最喜欢的孩子。

马蒂尔德上过一段时间学，但1896年4月可能因病退学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家庭教师来给她上课。从1898年秋天起，她上了一个私立女子学校，毕业后会成为教师（安娜也是走的这条路），但是没有大学文凭—那时在奥地利尚无正规的女生可以参加的高中毕业考试。

从1902年起，她继续参加私人组织的补习班；1903年起，她开始在一个专为妇女和女孩开设的教学知识课程联合会中听讲座。她频繁去听歌剧、音乐会，看戏剧、艺术展，而且大量阅读。尽管她喜欢定期举行的妇女社交小聚会和舞会，那些是未婚女性群体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但她还是很抱怨：决不被允许单独出门的“女孩”的命运。

从一封她写给年轻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出，马蒂尔德不能忍受精神活动的匮乏。有段时间她打算将一本书从英语翻译过来。她对父亲的理论很感兴趣，比如她熟知日常精神病理学，校对了父亲一本最流行的新作，并想为他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需要我。”她喜爱学习，尤其是医学。汉斯·兰佩尔回忆道：“马蒂尔德是除小姨米娜外，弗洛伊德教授最常与之交谈的人。”她与妹妹安娜一样，都对精神世界感兴趣。姐妹俩都于1915年上过父亲大学的讲座课，在此前一年，当弗洛伊德的争论性报告《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出炉后，马蒂尔德急忙要了一本，以了解关于各个时代的一些知识，“那时我还太小，你也不能给我讲解什么”。但不同于安娜，马蒂尔德的存在就是为了结婚的；小她8岁的妹妹已经有了工作机会，她还没有，这既与精神分析的不同发展状态有关（安娜已经作为1919年成立的精神分析出版社的英语翻译，开始了她相关行业的职业生涯），也与妇女学习和女性工作等职业行为的广泛的社会变化有关。不过弗洛伊德发现，他的小女儿确实不同于她的姐姐，可能远不止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和有纯粹的女性工作这些了。

一个幸运的偶然，让马蒂尔德在维也纳停留的几个月期间，找到了未来的丈夫。我们从父亲写给她的信中，能够得知很多她选择伴侣的标准和弗洛伊德对此的看法。很明显，她那时就一心想着结婚，忧心忡忡，弗洛伊德不得不用父亲的权威和爱的全部力量来安抚她。一个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的男朋友是一个慕尼黑医生的儿子，最终也未能成婚，因为那个年轻人不是犹太人。而1908年春天在梅兰长达几个月的疗养中，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一个大她13岁的维也纳犹太商人，他们相识已经两年多了。她对这个人的感情坚定不移，尽管父亲并不欢迎他。弗洛伊德认为，马蒂还太年轻，新郎又虚弱多病，况且弗洛伊德信中已经有了女婿的中意人选，那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出色的匈牙利小伙儿，桑多·费伦斯齐，一个与弗洛伊德家联姻的表兄，恩斯特·瓦尔丁格回忆道：“一个商人在那里（柏格街）不被完全接受，人们更愿意马蒂尔德找一个学者当丈夫。”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反对女儿的决定。

被选中的人叫罗伯特·霍利切尔（生于1875年8月4日），是一个贸易机构的业务主管，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个大的外国丝绸工厂的代理人”。就像马蒂尔德补充的那样，与心理学家完全不搭界。他不是很富有，马蒂尔德的嫁妆也没能让他重视，从这个方面讲，马蒂尔德并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但他也不顾家里提出的条件娶了她。直到“一战”前他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战争期间他的生意甚至尤其好。在此之后，他便一再陷入困境。1931年12月，弗洛伊德写信给一个英国的亲戚，说罗伯特一分钱也赚不到了，现在完全靠他的资助生活，马蒂尔德1933年告诉家里，“再没什么生意可言了，只有亏损和困难”。罗伯特那时做蜂蜜和蜂蜡生意，按理说应该是咖啡厅最常用到的。在家里，他的性格是有些分裂的，一方面，他言语悲观；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认为“他很温柔，也很能干”。安东·瓦尔特，马丁·弗洛伊德的儿子说：“当皇位继承人弗兰茨·费迪南德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姑父罗伯特就做出了战争开始的预言。希特勒在德国夺权后，他说，他还会到奥地利的！”爷爷说：“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年代，姑父罗伯特说得一点没错。”与此相应，瓦尔丁格也把他说成是情绪恶劣、习惯性抱怨发牢骚的人。尽管如此，他却是个善良、正派的人，只是遗传了负担沉重的家庭时会患上精神疾病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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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孩子们。当他们在别处度假或疗养，抑或父亲本人由于身体原因远行在外时，他都会写信给孩子们。写给前线从军的儿子，写给远嫁异国的女儿，写给移居海外的儿子，因为他们在那里会比家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女儿死后，他写信给辛劳养育两个外孙的女婿，还写信给儿媳，为的是感谢那些全家福照片。他会向孩子们求得帮助，也会给外孙们在生日问候时附寄钱款过去。与他们相约见面，给处于经济和医疗困境中的他们以建议，他还把家庭的近况告知儿女们，也希望获悉他们的一切消息。可这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信件呢？信中所述皆为平凡琐事，就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常人之手，而是出自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吗？

传记背景

这里展示的第一封信件是弗洛伊德在其年过五旬，也就是大概1907年时写下的。当时他与玛莎，娘家姓贝尔奈斯，已成婚20多年。在这桩婚姻中，一个是东犹太维也纳移民勤奋上进的儿子，一个是汉堡地位显赫的犹太家庭的女儿，只是后来玛莎父亲的一段监禁致使这场婚姻一度出现波折。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以及他的神经医学诊所在19世纪90年代后所经历的危难，也就是他专注于全新的、不太体面且耗费巨大的精神分析研究的时段，他都挺过去了。自1891年9月起，他就一直生活在柏格街19号2楼的一套住房里，直到1938年流亡国外。他获得了教授头衔，正逐渐成为知名国际学术权威，并从富有的私人患者那里得到不菲的专家酬金。如一名旁观者所言，弗洛伊德家中总是刻意营造一种城市显贵的氛围。弗洛伊德不断提升的富裕程度尤其表现在可以连休超过两个月之久的暑假，这在当时家境良好的维也纳市民中是常见的现象；还表现在他经常入住环境优美的度假胜地，特别是直到1918年尚属奥地利的南蒂罗尔州。除了休息，他还利用假期从事写作，定期进行长达数周的单独旅行，不与家人一起，如去过罗马、西西里岛或雅典。

弗洛伊德需要大笔资金，因为他要养活很多人。光是自己家就有6个孩子，他们是1887—1895年依次出生的马蒂尔德、马丁、奥利弗、恩斯特、索菲和安娜。还有他的妻妹米娜·贝尔奈斯，这个妻妹从1896年就和他们一起生活在柏格街，在孩子们的生命中丝毫不逊于母亲的伟大的小姨。此外还有一个女厨、女佣，孩子年幼时请的保姆，以及上中学之前教授孩子们大部分课程的家教也都在家庭开支之列。这还不算全部，弗洛伊德还必须资助自己的母亲以及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的未出嫁的妹妹阿多尔菲（“多尔菲”）。此外，他后来至少还要帮助两个妹妹，她们分别是1900年和1906年双双成为寡妇的保利娜（“保利”）和罗莎。在扶养母亲和妹妹这件事上，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在家中被亲切地唤作“叔叔”）也承担了一半的费用，因为他是运输行业一位成功的专家。  在这期间不仅弗洛伊德的诊所门庭若市，而且他关于无意识以及性之于神经及人的发育的重大意义的学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抑或否定。《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发表以后，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学术隔绝之中，只是与柏林医生威廉·弗里斯的亲密友情才缓解了这种孤立。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主要有《梦的解析》（1900年），《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年）以及《性学三论》（1905年），所有这些精神分析的基础创作，起初在专业领域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维也纳从1902年起，开始跟随他的学生小组到1905年也只有12个人。然而，当苏黎世欧根·布洛伊尔教学型医院的精神病科医生们（除院长本人外主要还有荣格）纷纷与他取得联系并公开表明成为他的追随者的时候，情况在1905/1906年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从苏黎世开始，精神分析被引入了当时的精神病学讨论之中，学生们把弗洛伊德的著作从苏黎世传播到其他国家—德国、匈牙利、荷兰、英国和美国。与苏黎世学者一起，第一本精神分析杂志创办起来了，第一届国际研讨大会召开，并最终于1910年成立了以国内和当地研究会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V）。

正如人们在接下来的信件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的子女们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他的职业生涯和由他创立的蓬勃思潮中。最起码他们会认识一些他的病患，马蒂尔德甚至幻想过，会跟这个或那个结婚。他们还见过到自己家中做客的苏黎世的追随者们，并阅读父亲最流行的文章。马蒂尔德17岁时就了解爸爸治疗程序的独特之处。马丁作为小男孩时就试图能沾上爸爸的光，以至于他每次自我介绍时都会这样说：“马丁·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长子。”尽管如此，3个儿子却都选择了与父亲的工作领域相去甚远的专业。马丁成了律师，奥利弗成了工程师，恩斯特成了建筑师。马丁·弗洛伊德在晚年时曾这样回忆：“没有一个儿子遂了父亲的心愿跟随他的足迹。对女儿（安娜）他又拦都拦不住。”安娜是唯一一个进行过职业培训并有正式工作的女儿（最开始时是一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她的两个姐姐都把婚姻当作生活的目标，并分别于1909年22岁时和1913年20岁时成婚，她们的丈夫都是犹太生意人，一个是维也纳商人，一个是汉堡摄影师。

就在一切都蒸蒸日上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弗洛伊德学派的科研工作几近停滞。只因战争最初几年弗洛伊德因诊所极度萧条而有足够的时间写作并将论文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精神分析杂志才得以存活下来。他的儿子们（像他的女婿，也就是索菲的丈夫马克思·哈尔伯施塔特一样）都理所应当地参军了。马丁甚至对征召入伍表现积极，毫无顾虑。只有他在前线参加了大部分战争，其他两个才能或早或晚地逃过这个命运。所有人都活了下来并且毫发无伤。但是1920年初，弗洛伊德家还是为战争付出了代价，索菲由于战时恶劣的生活供给，导致身体衰弱而在汉堡死于流感，她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不到6岁。

战争结束后，精神分析运动又马上重新步入正轨。1900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1922年在柏林又举办了下一届。在他最亲密的学生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弗洛伊德在后方操控着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事务运行。在来自匈牙利（安东）和德国（马克斯）的经费赞助下他成立并经营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在柏林诞生了一个精神分析门诊部，它是弗洛伊德学派首个教学机构的萌芽。通过给外国人工作，弗洛伊德自身逃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期，英国人、瑞士人、美国人，一开始也包括德国人都使用外汇向他支付。随着精神分析在“一战”后的大量运用及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推广，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将工作重心由治疗分析转向教学法分析。他于战后几年撰写的论文再次带来了理论上的重大修正和补充，特别是通过新的理论构想，即“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心理渐进，1923年“自我”和“本我”研究达到顶峰。

对于他的儿子们来讲，步入职业生涯恰逢战争时期，当时奥地利和德国的经济危机又使工作格外艰难。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马丁从事了银行业，奥利弗为了找到对口的工程师工作也是费尽心力。只有恩斯特相对较快地稳定下来成了建筑师。截至1923年春天，3个儿子都已成婚，马丁在维也纳，恩斯特和奥利弗在柏林，他们是因为柏林的经济形势看上去不像维也纳那么无望才迁过去的。弗洛伊德很高兴他们离开了奥地利。他们的妻子都出身大富大贵（马丁和恩斯特）或家境很好（奥利弗）的犹太家庭。她们都很快为弗洛伊德家族生子添丁。其中两桩婚姻看上去非常幸福，只有马丁跟妻子闹得越来越厉害。在恩斯特身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父亲在国际精神分析研究领域所结成的人脉网，就连作为弗洛伊德正式摄影师的女婿马克斯也因其日益卓著的声望受益颇丰。

正当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学派作为科学、培训和治疗实践的基地不断取得成就时，1923那一年却给弗洛伊德本人带来了一个痛心疾首的转折：作为一个烟瘾很重的吸烟者，弗洛伊德患上了癌症。腭、上颌骨、下颌骨被局部切除并需植入假体。从此之后，弗洛伊德在饮、食、听、说上都一直存在障碍。总是努力改善假肢不尽如人意的功能，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此，他于1928—1930年4次去柏林拜访专家。同样令人揪心的是接二连三的后续手术，特别是1931年原发癌表现出复发症状后。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将先前的接诊时间缩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左右（每天5—6小时而不再是8—9小时）。他的写作数量也在减少，题目也转移到哲学—文化理论问题上（《文明及其不满》，1929年）。

尽管工作上的限制，但弗洛伊德依然很富有，以至于他1924—1937年间每次暑假（3—6月）都会在维也纳附近或近郊租住一栋舒适的别墅。出于身体原因，他现在也必须放弃去别处旅行度假了。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期间，他还有能力给予处于困顿中的马丁、奥利弗以及他的两个女婿以经济上的援助。1932年初，他花费巨资挽救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社免于破产。他做这一切是有意要保护他的长子不致失业，因为马丁1932年成为出版社社长，1922年起安娜迅速成长为分析学家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领导人物，马丁也因此成为继安娜之后弗洛伊德子女中最出色的精神分析专家。在从未有过出版资历的马丁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是怎样以家族企业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尤其是当他的事业牵涉越来越多的资源时。

1933年在德国，1938年在奥地利，纳粹夺权的巨大灾难也同样给精神分析研究以及弗洛伊德自身和他的家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弗洛伊德学派在柏林和维也纳的两个最重要的中心，在犹太成员逃亡后名存实亡或不复存在。弗洛伊德定居在柏林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恩斯特于1933年举家迁往法国和英国。他自己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与妻子、妻妹以及其他3个孩子流亡伦敦。他的4个妹妹留在了维也纳，1942年死于纳粹集中营。1939年“二战”爆发后不久，这个身患癌症的老人终于得偿所愿，安乐死与世长辞。

弗洛伊德写给孩子们的信

本书收录的弗洛伊德写给5个子女（从马蒂尔德到索菲）的信件，主要是1907年至1918年的（由于特殊原因写给奥利弗的是从1924年开始的）。当时他的孩子们最小的19岁，最大的26岁，虽尚未完全成人，但各个不甘落后，都准备离家闯荡，有的已经离开。对于女儿来讲，这一步无疑是结婚嫁人，儿子们也在不久后成家立业。下面这些信（如果忽略对孙子的问候）就是弗洛伊德写给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

整体上看，这些信件会给读者这样一个统一的印象，那就是与3个从维也纳迁居到汉堡或柏林的孩子交流频繁不断，反差巨大的是与在家乡的两个孩子只是偶尔联系。同时，弗洛伊德写给年长些孩子的（以及他们的伴侣）信也与给年幼女儿的信有所不同。安娜一直单身，从未离开父母，这里收录写给她的信是在她尚未15岁时开始的，而且那时她就已经会写回信，这在兄弟姐妹中是少有的。在她身上体现出家庭和科研工作的融合，她在一段过渡期后，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因此西格蒙德与安娜·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出于专业上的特殊意义单独出版发表。本书五个系列信件的特殊之处在于，显示出了弗洛伊德单纯作为一个父亲的一面，信中没有太多的寒暄、客套，也不掺杂工作上的话题。

接下来要阐明的一些方面，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划分的。对每个孩子及其生活、职业、性格特点，以及弗洛伊德与他们的关系的说明，都会在每组信件之前做个概述。

这些书信中所反映出的家庭生活关系，不仅体现在大量丢失了的孩子们的回信中，还体现在孩子们与母亲（或小姨）的通信中。因为弗洛伊德也读孩子们写给玛莎的信，以获悉他们的消息。当他由于孩子们长期不来信而抱怨时，就会用第一人称复数，有时代替他们的母亲来写回信。总之，维持与离家在外的孩子们的家庭关系是父母两个人的任务。从恩斯特和卢齐厄写给玛莎的大量信件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出玛莎比她的丈夫更加频繁和细致地给孩子们写信。因为弗洛伊德的家长制观念，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恩斯特家，真正的写信者其实也是卢齐厄。更让人惊奇的是，弗洛伊德尽管工作繁忙，却以频繁的程度参与到通信交流当中去。人们可以看出，持之以恒地在生活中维持家庭联系网是弗洛伊德多么重要的需求，《我们同舟共济》是他在纳粹灾难爆发前一年，写给身在汉堡的女婿的。很明显，除了工作和科研，家庭对他来讲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在与孩子们的通信中表达了犹太的，也许更应该说成是市民的关系文化。弗洛伊德也在根据这一模式推动着精神分析的扩展。

不过，一般家信的内容无外乎谈论家里的新鲜事，增强好感以及很多其他琐碎的内容，这些司空见惯，私密和陌生人不感兴趣的平淡无奇的内容在弗洛伊德的家书中也不例外。因此，在这本书中孩子们的回信很少保存下来，而只是呈现了部分内容、经典事例和片断等。不算玛莎和米娜，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尤其专注、风格鲜明的人物性格才会在日常的通信中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这一印象能够吸引读者。刨除我们对他所有生活表达中的灵魂的赞赏，弗洛伊德生活方式中特有的质量，也是值得我们去品读他的私人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一系列的主题会在接下来的信件中出现，比如约会见面，寻求帮助，赠送礼物或感谢授赠等。所有这些，除了狭义的交流，都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此外，还有两个方面是弗洛伊德经常强调的，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他身为父亲的权威，其中之一就是健康问题，但这与弗洛伊德在生活方面更多的是一位父权的家长还是更多地作为一名医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比如，1920年，他坚决认为早婚的恩斯特必须在瑞士通过数月的静养来战胜肺炎，他便动用了所有父亲的权威来说服儿子，使其不得不从。

履行父亲职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钱。弗洛伊德在孩子们长大和自立后还一再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帮助。马丁的同学汉斯·兰佩尔，从1901年起便经常去弗洛伊德家串门儿。他注意到，弗洛伊德“有一种非常重的犹太家庭观念。他们不会对家庭弃之不顾，会照顾家庭，在经济上供养家庭。这种观念有多少是犹太人特有的，有多少是普通市民具有的，让人难以判断。弗洛伊德自身也认为照顾孩子的责任感，是一名犹太父亲对于生活何等急迫的需要”。出于这种需求，他同样也帮助过儿子和女婿，在他们失业或疗养的花费超出所及之时。带着体贴的敏感他经常虚构出新的说辞，来减少孩子们潜在的寻求帮助时的难为情。但是也通过他的慷慨使孩子们—或者他们中的一些，比如，尤其是马丁，对他保持一种依赖。不过在他的最后一篇遗嘱中，他只想到了夫人，作品未来的稿费留给了他的孙子。

金钱在与儿子（和女婿）们的交往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与弗洛伊德的传统家长制观念是相一致的。工作和赚钱是男人的事，女人只是夫人、母亲和主妇的角色。出于这种观念，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还有另一个方面，主要涉及女儿：配偶的选择和婚姻问题。对儿子来说可让他们自己寻找合适的妻子，但对女儿，弗洛伊德十分重视她们对伴侣的选择，人选必须得到他的同意。选择的对象应该有能力供养家庭，没有遗传病，而且应该是犹太人。与此同时，他也反对犹太的（或市民的）包办婚姻传统，他支持现代婚姻规则，年轻女孩可以自行决定，根据个人喜好结婚。家长制的责任感与尊重女儿自主权之间的平衡他把握得很有分寸。

马丁·弗洛伊德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其中，他强调，弗洛伊德虽然关注孩子们，但他除了假期却不能在平日里陪伴他们。汉斯·兰佩尔说：“这是出于他充满神秘感的严肃，他人无法打破，像别的父亲那样跟孩子一起玩，他做不到。”不利的一面是，正如马丁所讲的那样，在家里弗洛伊德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在紧急情况下孩子可以向父亲求助，并完全有权得到他的关注和帮助。“当我们真的需要他时，他会像奥林匹斯山那样高大，来援救我们，用语言和行动。”这种从家庭共同生活衍生出的模式，就像下面的信件中所展示的那样，在父亲与长大的孩子们的交往中延续着。人们会看到，不仅是眼前的物质困难，而且还有心灵上的危机，弗洛伊德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助孩子。—比如索菲，由于第三次意外怀孕而伤脑筋，或者她的丈夫，在战争前线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些解决危机的信件，还有些比日常交流更突出的东西，构成了这本书的亮点。这尤其表现了弗洛伊德令人印象深刻的、持之以恒的追求，那就是支持他的孩子，危机时使他们振作，使他们稳固在家庭团结之中。

弗洛伊德这种严肃是正直品德的一部分，它是与理智的典范结合在一起的，他面对孩子们如此，正如在精神分析理论和自身生活实践中坚持的那样，对待衰老和疾病亦是如此。在这种道德意义上，他要求孩子们坦诚，自身也与他们敞开心扉交谈。正如马丁所讲的那样：弗洛伊德有一种方法能看透对方，让对方无法对其说谎。但在孩子面前，坦诚的原则在他看来并非折磨，而是一种尊重的表达，孩子们会在父亲面前感到胆怯，但他们同时也知道父亲并没有要求他们臣服，而只想让他们接受。他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反对他们不接受，如果他们有理由可以不听从他的话。当马蒂尔德看上父亲的这个或那个病人并把他们当成结婚对象时，他给她讲了“传染”的本质，这会使年轻男性失去兴趣。当她此后不久找到了他日后的丈夫时，他告诉她自己反对这一未婚夫的顾虑，但并没有动摇女儿自主决定的权利，也没有使她气馁。1914年8月，他尽力阻止毫不犹豫自愿报名参军的长子，但马丁不听从，他最终也还是同意了。

出于这种坦诚的品质，弗洛伊德也会关注身体、健康以及性的问题。“性”这个话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本不便提及，尤其是对女儿，当他提到月经或与索菲谈起避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会明显发现信中暗含的非正常医学原因的堕胎。另外，弗洛伊德不想通过父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他因此让儿子们去找了一个他的医生朋友。他从不故意在道德层面责备孩子。马丁生性风流，但父亲担忧的只是他移民英国，在找不到这种自由后，是否能适应。当马丁讲起年轻的恩斯特那个“色鬼”得了淋病时，就好像是在说什么好事一样。

总之，弗洛伊德写给孩子们的信，证明了世间最强大的博爱之心，这使得这些信件本身成了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神分析作为理论和更多地作为临床治疗实践，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博爱。不论是涉及性，还是钱，弗洛伊德都是那样坦诚，对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人都是那样严肃而宽容，这也是他科学思想和专业修为的基本点，再没有什么能比他身为父亲，更能向我们明确地展示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关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