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战》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施立松著的这本书以43个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围绕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编织八年抗战史诗般的篇章。赞扬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也警醒着我们要不忘历史，以史为鉴。

历史的脚步总是匆匆前行，时间也总是在不经意中抹去伤痛。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忘却这场无比惨烈、无比悲壮的战争，我们又怎么能够不牢牢记取这场用无数鲜血换来的胜利？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该深刻铭记！

请看由施立松著的纪实文学《一个人的抗战》。

引语

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赵登禹

大将难免阵前亡——郝梦龄

沉舟江阴的指挥官——陈季良

一寸山河一寸血——姚子青

远去的飞鹰——高志航

匹夫匹妇有责——何香凝

宁可死而不可降——饶国华

死也要死在东北——赵尚志

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王铭章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老舍

不绝的薪火——梅贻琦

与祖国同生共死的台湾义勇队——李友邦

一个商人的外交——陈光甫

做了过河的卒子——胡适

音乐是他的武器——冼星海

纵死犹留侠骨香——萨师俊

中国式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

我就是为这一仗而生的——陈安宝

红色女间谍——关露

地上有个“奔虎”——薛岳

不做亡国奴的博士——龚祖同

必死而后能生——张自忠

被炸死的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

谁敢横刀立马——彭德怀

一只长着翅膀的老虎——陈纳德

伤兵之母——蒋鉴

一柄正义之剑——何非光

美洲洪门大佬的中国心——司徒美堂

一个知名教授的抗战——叶公超

书生报国笔作刀——张季鸾

穿旗袍的女八路——辛锐

在白宫演出的中国女明星——王莹

拒绝唱戏的名旦——梅兰芳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三封信——左权

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姚名汰

域外死忠第一人——戴安澜

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张问德

东方的隆美尔——孙立人

打仗要打硬仗——胡琏

只欠一死的虎贲将军——余程万

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吕公良

死到疆场是善终——李家钰

断头不做降将军——阚维雍

结语

3

“文协”的“大炮”是刊行会刊，出版《抗战文艺》。这个会刊，是抗日战争期间寿命最长的刊物，从1938年5月4日青年节创刊，到1946年5月4日停刊，一共出了七十三期。发行的地点，八年间换了五个。即使武汉撤退期间，在总会已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了四期。

当时，“文协”的几个主任，都是业余的，不领工资，由老舍先生带头，就吃自己的稿费。但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文协”“穷而乐，睡而不死”，每个礼拜都有活动。那真是一群热心赤诚的、空前活跃的文人。当时有各式各样的会议，比如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民族座谈会、报告文学座谈会等，还给外国作冢或者各地采的作冢开欢迎会。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穷得连“清茶恭候”也做不到，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主动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都开过会。假如遇到夜间空袭，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老舍可能没有想到，当初那一勉强上任，一任就是七年。在后来每年举行的理事会上，他连年连任，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夏，“文协”派出作家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个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老舍参加了北团。“文协”当然给不了盘缠，老舍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钱，北去远征。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夏、兴集，一共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在陕州，老舍几乎被炸死。在兴集，他差一点被山洪冲走。

“文协”总务部主任实在不是个好差事，既无名也无利，只能算是个免费义工。IEI常工作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得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协会的经济拮据是老舍最头疼的事，作为一介文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不得不放下面子，去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上门求情作揖索要。复杂的政治环境，也让老舍费尽心力，国共两党关系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弩张，双方都给老舍施加了不少压力。老舍的立场和态度十分鲜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国共关系最微妙时，“文协”的活动受到限制，特别是到重庆后，“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上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监视和跟踪，“只要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打击”。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居然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谣言。老舍对此十分不满，致信张道藩：“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办事很难，但他不灰心，也不抱怨，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他甘心忍受一切委屈。茅盾在1944年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一一抗战的文艺界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4

虽然“文协”的杂事缠身，但老舍从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在强敌迫近、家国濒危之际，老舍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墨是血，笔是刀，“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他停止已经写了十余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创作，写了形式旧、内容新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写了数来宝：“抗战，抗战，全民族的热血急潮！艺术在欢呼狂叫，艺术在血中找到它的王道。雪月风花，一笔勾销，没人再去弄那些哀艳的词调，教小红低唱我吹箫。”对这一时期的写作，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中回忆道：“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该写什么，假如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当时，老舍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遭到许多作家的种种非议，也有人惋惜老舍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能。通俗文艺永远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点老舍何尝不知，只是，他说：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

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老舍的艺术追求和文学思想，他的文化心理也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氛围中发生了变化。他笔下的人物，也与抗战前写的老马、张大哥、猫人、牛天赐等愚昧麻木、贪生怕死、自私苟活的市井人物截然不同。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个士兵：“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口中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耐，他等着！”

抗战胜利后，老舍因“文协”公务未了，《四世同堂》也尚未完稿，而继续留在重庆。朋友们陆续离开重庆，每次告别，都勾起老舍的惆怅和乡思：“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P77－80

饱受地震困扰的弹丸岛国日本，一直对地大物博的邻邦这块肥肉垂涎欲滴。

当然，他们的野心远不止于中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日本人的胃口不可谓不大，“大陆政策”的蓄谋不可谓不久。他们静候时机成熟。大和民族的忍耐与野心同样让人触目惊心。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山海关内，力挺蒋介石的中央军。获胜后，张少帅领兵常驻平津，关外防备空虚。第二年，国民党又陷入内讧，汪精卫另立中央于广州，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天灾接踵而至。大运河、长江和淮河水灾肆虐，中部十省十四万人被洪水淹死，二十五万人流离失所。而英美等西方列强受大萧条的沉重打击，无暇他顾。

时局对日本，简直是红星高照，天赐良机。多年的潜心蓄谋，多年的隐忍不发，日本人再也按捺不住了。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沿南满铁路向南悄悄行进。22时20分，以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小分队在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炸药，再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制服的中国人尸体呈放现场，作为证据，诬称东北军所为。爆炸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全面开火，疯狂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

日本人的无耻行径震惊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就此点燃，中华民族从此踏上更加深重惨烈的团结御侮征程。

事发夜，北平开明大戏院正举行水灾筹募义演，所有在北平的名伶，莫不参加演出。东北军政要济济一堂。接到沈阳急电时，张学良正端坐于包厢内欣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名段《宇宙锋》。忍为上策。他亲自电令：“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委曲求全的不抵抗，根本换不来日本人的心慈手软。绵羊的温顺只会引来饿狼更加血腥疯狂的捕杀。

此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他又畏敌如虎，口口声称：“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忍痛含愤、逆来顺受的结果，是一万余关东军进攻十四万之众的东北军，居然攻无不克，短短半年内，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三千万沦为亡国奴的同胞，只能同声一哭。

“低调梦幻”的南京国民政府，满心期望国际联盟出面干涉，但英美等国的冷漠态度像针尖戳破了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日本人血淋淋的屠刀更加粉碎了这个薄如蝉翼的美梦。

为转移国际视听，更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1932年初，日本人挑起“一·二八”事变。南京下关日舰的一声炮响，国民政府就盘算迁都洛阳，最后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收场，上海不能设防。3月9日，日本人一手操纵的“满洲国”在长春举行“开国大典”，废帝溥仪再次黄袍加身。更可恨可笑的是，日伪军进攻热河，省长汤玉麟闻风丧胆、溃不成军，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又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华北。1933年元旦夜，曰军进攻山海关。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先人留下的古长城，再次点燃抗击侵略者的烽火。中央军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血战古北口三昼夜，四千多将士伤亡。吉鸿昌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拼死收复多伦。烽火未灭，角声未歇，吉鸿昌却被反诬破坏“国策”，惨遭杀害。

日军占领热河和长城沿线，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平津随时会陷落，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南京政府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将东四省拱手相让。赢得太容易的日本人欲壑难填，步步紧逼，想使整个华北“特殊化”，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很快，日军又挑起事端，迫使国民政府签下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华北名存实亡。

国权凌夷，山河破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原期望这次全会，能举国枪口对外，哪知权贵们只热衷于拉选票搞关系，以谋权势。国军高级将领续范亭痛心疾首，决心以死唤醒国人抗日，拜谒中山陵时，他边哭边吟：“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剖腹自戕前，他悲愤交加，写下绝命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所幸，苍天有眼，他遇救不死。

何香凝坐不住了。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虽体弱多病，却是个铁骨铮铮的“女汉子”，她派人把自己的一条旧裙子与续范亭的一副对联，装进包裹寄给蒋介石。她在裙上题诗并落款：“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包裹中附寄的对联为：“井底孤蛙小天小地自高自大，厕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顽。”这一顿羞辱痛骂，何等酣畅淋漓，可惜仍未能骂醒蒋氏。

越来越多的人被“不抵抗”激怒。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率部通电北上抗日，但最终“被和平”收场。更大的反抗接踵而至，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古城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多方博弈下，12月25日，张学良送给了宋美龄最期待的圣诞节礼物——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炎黄子孙团结御侮。第二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破天荒出席，这是自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1937年是个平年，但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日本人在谋划更大的阴谋。中国人注定要风萧易水，浴血奋战，一场旷日持久、血泪交织的战争序幕壮烈掀开……

有些日子，就像一个楔子，钉进历史的长廊，醒目又疼痛，提醒着人们那些沾满血泪的过往。

1945年8月6日8时15分，日本广岛上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蘑菇云下，昔日繁华已成废墟一片。一架美军B－29轰炸机完成投弹任务，立即奉命返航，飞行员来不及看一看自己投下的那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给那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怎样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兵分三路越过中苏边境，一举击溃日本关东军。紧接着，美军又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展开对日军的最后一击。

这一天终于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的大地上，所有的收音机都在播送这～则消息，相信所有战火蔓延过的地方，都在等待这一刻。

日本人投降了！只这六个字，便让所有的眼睛盈满泪水，让所有的喉咙哽咽难言。

“日本人投降了！”

“我们胜利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到处都是狂欢的声音，到处都是兴奋的人群。

祝捷的炮声，如雷声轰鸣；四起的爆竹，烟花飞扬。奔跑、吼叫、欢呼、高歌、狂笑，直至热泪奔流！万人空巷，齐聚街头。是的，这样的喜悦，需要分享；这样的激动，需要叠加。喜悦如潮，汇集成怒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半世纪的愤怒，五十载的屈辱，在这一天洗雪前耻；八年的逃亡流徙，八年的抵死拼争，八年的浴血奋战，在这一天收获了胜果。

这一日，诗人艾青用饱蘸激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狂欢节》：“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拥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年轻作家孙犁也以《人民的狂欢》记述了庆祝胜利的盛况：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

这一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重庆拎着酒瓶上街，边喝边手舞足蹈，胖胖的身子，难以舞出心间的狂喜，便用手杖把帽子高举起来，试图将心情高高托起，在天空盛开喜悦之花：“出头了，国家出头了！”直喊得精疲力竭才回家。第二天，在国民参政会开会，他仍难抑喜悦之情。在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写道：“大家到秘书处庆祝……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着、跳着、KISS着，要想安静一下，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

这一日，斯文人丰子恺听到处处响着爆竹声，也挤向一家卖爆竹的铺子，好不容易买到两串鞭炮。欢乐得疲倦了，呼喊得声嘶力竭了，他才离开“疯狂的群众”，带着兴奋，缓步回家。回家后，他搜寻出两瓶珍藏许久的茅台，相邀刚刚在路上遇到的“也乐得疲倦了”向他“讨酒吃”的邻人们同饮同醉。人们不待主人劝酒而自斟自饮。酒醉之后，他被街上的狂欢声所诱，又去狂欢，直至后半夜两点钟才回家，就寝之后，仍思如潮涌，不能成眠……

这一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赶到延安新市场，与军民共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游行的群众捧起大海碗向这位抗战功臣敬酒。彭老总接过群众递上的一碗酒，激动中带着沉郁，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说完，双手托碗，将酒慢慢地洒在黄土地上。

这一日，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黄琪翔，这位荣获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的抗日名将，第一个以现役上将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这一日，古城西安沸腾了！茶馆有免费的茶，酒楼有免费的酒，冷饮店的冰激凌也不要钱，甚至路旁果摊卖的沙果也任人品尝，卖西瓜的把那像日本太阳旗的半截红瓤瓜，操刀狠狠地切成一片片，随便让过路人解渴充饥。

这一日，山城重庆“沉浸在狂欢之中”：千千万万的市民拥到街头，一片海涛般的欢呼、此起彼伏的鞭炮、狂烈的鼓掌声、喧天的锣鼓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庆祝会上，歌声此起彼伏，锣鼓惊天动地。还有人模拟锣鼓点子的声音撰写了对联：“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若狂，群狂、群狂、群群狂”，一言道尽万众心中的欢腾，万民难抑的欣悦。

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天，中国举国欢庆，这一天便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点！这是值得世界铭记的伟大胜利！

9月9日，南京，这个曾惨遭日军屠城暴行的六朝古都，见证了日本侵略者最后低头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一寸山河一寸血。三千五百万血肉之躯伤亡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三千个日夜的咬牙坚持、拼死坚守，坚信中华民族不会亡，四万万同胞在苦难和屈辱中艰难前行，抵死抗争，英勇奋战，终于赢得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这是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所获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洗去百年屈辱，赢得了地位、自信和尊严，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世界的东方昂首挺胸地站了起来！  历史的脚步总是匆匆前行，时间也总是在不经意中抹去伤痛。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忘却这场无比惨烈、无比悲壮的战争，我们又怎么能够不牢牢记取这场用无数鲜血换来的胜利？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该深刻铭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话虽简短，却掷地有声，摄人心魄。这是一个国家的态度，一个民族的态度，对历史、对现在、对未来的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态度，让人心安的态度。是的，我们要牢记。

因为，忘记就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