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古歌、古辞、古故事浩如烟海。由杨元龙、杨昌梅译著,江开银口述的《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苗汉对照)(精)》收入的内容只是艺海中的一小部分。全书共收集了42篇古歌、古辞、古故事,仅用苗文记录部分就多达万行,加上用汉语翻译部分及直接用汉语演唱叙述部分,可称得上数万行的大部头了。其中古歌类9篇,古辞类4篇,古故事类20篇。百分之九十的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用苗文记录、搜集、翻译的,只有少部分作品直接用汉语翻译。从文学角度而论,无论从体裁到题材,无论从题材内容描述到主题思想表达,无论从创作手法到细节描写,都体现出表现手法的独特性,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人物描述的生动性。
由杨元龙、杨昌梅译著,江开银口述的《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苗汉对照)(精)》是苗族文化学者杨元龙先生搜集、整理、翻译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正品。运用苗汉文字对照的方式,讲述苗家的古歌古辞和古代故事,为研究苗族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同时对抢救、挖掘、保护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鼓藏文化的中断与恢复
高略江姓家族吃鼓藏,按惯例是每隔12年吃一次,但自1950年吃过以后,直到1982年才吃,鼓藏文化在这里中断了30多年,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政策过“左”。那些年,鼓藏头和祭司(当时叫鬼师)都被列为“专政”对象。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就地管制。按说从1950年到1962年已时隔12年,该吃鼓藏了。但祭司江耶老已去世,鼓藏头江开学又是劳改释放的,加上人们生活很困难,自然吃不成鼓藏。到1974年,也该是吃鼓藏的时间,但那时正值“文革”时期,芦笙不准吹,斗牛不准搞,谁还敢提吃鼓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经济复苏,才两三年,人民生活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高略的江姓苗族打心里感谢党的好政策,同时更深深地感激老祖宗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因此便萌生了恢复中断多年杀牛祭祖——吃鼓藏的念头。
当时,在当地吃鼓藏,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找不到祭司。老祭司早已作古,不知道有没有传人。没有祭司,请不来祖宗,奉献的牺牲祖宗无法领受,祭祖便枉然。后来有人想到,当地著名歌师江开银,年轻时曾向老祭司学过歌,不知是否学过鼓藏辞。几个寨老找到他(当时他在人民公社当赤脚医生),他说吃鼓藏是好事,我来当祭司。原来,老祭司在世时,担忧苗家不吃鼓藏要遭殃,同时,更担心他死后后继无人,就悄悄地把吃鼓藏的“祭祖辞”和吃鼓藏的全套仪规都传给了江开银,没想到今天还派上用场了。祭司的问题很轻松地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难题。按传统的做法,吃鼓藏一家要杀一头鼓藏牛(即水牯牛),而且对牛的选择非常讲究,除体形硕大、四肢匀称、外观威武的一般要求外,特别讲究的是角和毛旋。角根要粗大偏方,角尖要细,两角弯幅要匀称,打架才凶,祖宗才喜欢。角沟要深要密,喻示田土多,庄稼好,不愁吃穿。毛旋则主要看它生得合不合。合则吉,则用;不合则凶,则弃。牛背四旋齐全是好旋,喻有儿有女,四世同堂;牛肚旋为谷仓旋,左右双旋对称,表示年年五谷丰登,粮食满仓;牛舌中央藏双旋,意为世代人丁繁衍,六畜兴旺,此旋最好,但极为稀少,且只有行家才能识别;牯牛两大腿间有旋为大吉大利旋,但一般少见。最忌讳的是牛眼角有旋,那是泪旋,主丧,不死男就死女,不死老就亡少,世代悲哀。牛嘴下唇有旋不吉利,要遭百口,讨人嫌。用牛如此讲究,当地难找,只得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外地去选购。如果真按老规矩办事,江姓80多户,全宗族祭祖至少要用50头水牯牛,以当时的价钱算,每头平均4000元,约需20余万元。加上外出采购所需要的盘缠及购牛回来后还要请人专门精心饲养,一小指一小指的喂草,每天要伴喂稀饭,时不时还要喂糯米饭团和水酒,一直喂到祭祖杀牛之期,其间往往有一两年,饲养费用可想而知。
这样一头水牯牛,从到外地选购到饲养期间,至少要花5000元,哪家都负担不起。怎么办,不吃鼓藏了吧,死了都不好意思去见祖宗。何况这次决定吃鼓藏是不能更改了。大家去找江开银商量。有人说,现在是新时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过去不准搞“单干”,如今都分田到户了,几千年来吃鼓藏的老规矩,也可以改一改。大家觉得有道理。怎么改?既要减轻负担,又要达到祭祖的目的。最后商量议定了两点意见:其一,减少祭祖牛头数,由每户杀一头,改为一个寨子(江姓)杀一头;其二,降低鼓藏牛标准。若遇牯牛毛旋欠佳者,请祭司帮助解脱。一个寨子只杀一头,这一头该祭那家祖宗?祖宗们答不答应?这时,大家的目光都投向江开银,江开银说让他找祖宗们商量。经过一番念咒和卜卦后,说:“祖先们同意了。到那天大家分得牛肉,拿回家供祭,我就请各家祖宗回各家享用。”就这样,原准备要杀的牛减少了40头,各户的负担也降到四五百元。资金筹集后,他们以寨为单位,派出9个组,每组五六人或七八人外出购牛。那些年各地都搞大集体,很少喂养水牯牛,即使有的地方有三两头,也要留下来做种,繁衍后代,要挑选合条件、价格又适宜的鼓藏牛确实不容易。为买9头鼓藏牛,他们走遍了全州各县和黔南州的三都、荔波,以及广西三江、大苗山等上百个苗村侗寨。大家感慨地说,若要买四、五十头,我们恐怕要跑遍全国了。
以上情况是江开银1986年5月亲口告诉我的。他那时到榕江县城出席县政协会,我在榕江县民委工作。我俩是忘年之交、老朋友了。散会后,我请他留下来住了几天。最初是想找他搜集民间文学,偶然听到他曾充当高略吃鼓藏的祭司,而自己事先无由得知,错过了一次绝好的采风机会,感到万分遗憾。以往人们都说,吃鼓藏活动可以拍摄照片,可以录像,却无法录到祭司所念的祭辞。因为祭司念得快,念得小声又不能贴近祭司当面录音,即使录了音也听不清楚,更听不懂。我虽无缘亲睹高略吃鼓藏的盛典,却有幸与该盛典的祭司单独相聚,彼此相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何不请他将祭辞重述一遍,由我记录下来,这可是苗族古文化的精髓,极难搜集到的瑰宝啊!征得他的同意后,请他用苗语口述,他讲一句,我记一句,有些古苗语和语义艰涩之处,均一一当面请教。就这样,经过几天几夜劳作,终于将在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念什么辞,都做了记录。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会整理成文。十多年后,我退休了,才得以整理出来,供专家们研究、参考。
P177-179
感受《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
◎吴才运
苗族文化学者杨元龙收集、整理、翻译、汇编,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组织编纂的《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一书即将问世,请我写个序,我很高兴。一是元龙和我一样,都是古稀之人,老骥伏枥,他仍在为挖掘抢救苗族文化耕耘不息,其精神值得我钦佩;二是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又为我州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做了一件大好事。既然要我作序,我就要对书中内容有所了解,为此,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通读。读后,让我受益匪浅,感受多多。
感受之一:流传区域广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苗族聚居区,千百年来,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代代传承,流传广泛。以本书收集的榕江县朗洞镇高略村的流传盛况,可见苗族文艺繁花似锦。
感受之二:歌手艺师众多。在苗族地区,民间艺人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他们的杰出代表有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本书的说唱者榕江的江开银、雷山的唐德海、丹寨的陈金才和台江的王安江等等。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苗族古歌、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默默奉献,让人敬佩。
感受之三:内容多题材广。《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一书收入内容很广,很丰富。从“开天辟地”到“运金运银”,从“铸日造月”’到“跋山涉水”,从“榜香尤”到“孃欧瑟”,从“苗族祭鼓辞”到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祭辞”,从“习惯法理辞”到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说辞”,从叙述“动物”到“植物”的故事……可谓是争奇斗艳,应有尽有。
感受之四:在发展在繁荣。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苗族文化也如此。那些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的传承师也在传唱现代的人和事。如江开银老先生编唱的“想念毛主席”“‘四人帮’真可恶”“我坐飞机上北京”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佳作。
通读罢《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我也在思考:一是对“非遗”的思考。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传承千百年来,靠的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现代人统称它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派“文化理想”,缺少“文化兑现”。二是对“传承”的思考。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几乎走完了,而他们的传二代、传三代……会成“非遗”吗?
《苗族古歌古辞古故事》的出版,不是抛砖引玉,而是“抛典引经”……相信会给世人留下启示,给未来留下历史,给社会留下文明。
是为序!
江开银老先生的这份苗族古歌说唱资料,当年我搜集完成后,没有想到会存放三十余年之久。同时,鉴于当时的条件,搜集时几乎全是用铅笔记录且铅笔的质量很差,所用的纸也是东拼西凑来的,大小不一,残缺不全。三十年后的今天翻出来看,有的纸已腐烂;有的字迹脱落,模糊不清;有的地方断缺得几乎成“断句”。更困难的是,当年记录时有的内容认为已经懂了,就没有进行详注,现在一看却被懵住了,只好从左右字、前后句、上下段联系起来看才搞清楚。这给我在翻译、整理、译注上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鉴于此,我调动了全家的力量。老伴帮我整理资料,子女们帮我校(核)对,经过全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
本书所用苗文系苗语中部方言。鉴于江老的家乡地处榕江、黎平、剑河三县交界的八万山区,加上江老是歌师、祭司、药师(医生),且他一辈子单身一人,到处行走,四海为家,所以苗语中部方言南北土语他都会。不过,他家乡的话,有很多声、韵母介乎其间,所以在与他记录时,话的随意性较大,南北土语都有,他家乡的土话也有。这样,本书的苗文很不统一,仅作为记录苗族古籍收藏,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有的我现在读起来都感到困难。于此,请各位同仁见谅!
在这里,我真心感谢老伴杨昌梅近五十年来对我的大力支持!我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农村,尽管单位在党政部门,却经常下乡,不是参加县委工作组,就是下乡搞调查,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家里的一切家务都是她操劳。她是知识分子、气象工程师、工作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但为了生活,为了养家,她付出了双倍的艰辛!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为了养大几个儿女,在工作之余,她还种地、养鸡、养猪,上山砍柴……
人们常说“男人的成功,有女人的一半”。如果说我抢救、搜集、整理了一些苗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算“成功”的话,我老伴的功劳应大于一半。故此,我征得她的同意,特将本书编译署上她的名字,应该算是我俩共同的劳动成果。
本书的出版,十分感谢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的全力支持,感谢会长吴才运、副会长龙昌海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感谢副会长吴儒辉对本书的关注,更感谢副会长兼秘书长吴谋高,是他最早发现江开银老先生这份资料的价值,他在会长办公会上建议由州开发研究促进会资助,我负责整理、编译,以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名义编印出版,同时感谢他多次对我的书稿进行指导。感谢黔东南州苗学会、州民族博物馆给我提供电脑、办公地点等等方便。感谢博物馆陈桃生书记、罗春寒馆长、杨曲强、潘笑云副馆长和盛婷婷、吴厚斌、张保华、雷琴对本书的支持、帮助。感谢姜远恒、姜鹏、龙昌海、吴寿昌为本书提供照片。我多年来先后照了好些苗家姐妹的照片,当时没有把名字记下来,现在时隔久远,已不知其姓名了。根据本书需要,把姐妹们的照片用上了,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姐妹们,感谢你们了!在本书完稿之际,再次向大家表示真诚的感谢!
杨元龙
2015年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