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一种凯恩斯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的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激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果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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