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张鸣多年来研究之精华，介绍民国时期的市政、官场、文坛、市井等，让你知道：民国是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朝代！

《张鸣说民国(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分为四个部分：时政、武夫、文苑、市井，涉及民国的政治、民生、文化几个方面，涵盖了民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堪称民国生活的万象图谱。

《张鸣说民国(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分为四个部分：时政、武夫、文苑、市井，涉及民国的政治、民生、文化几个方面，涵盖了民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堪称民国生活的万象图谱。

民国生活的万象借着张鸣那支辛辣的笔复活了，让读者跟着张鸣的笔触重新回到了民国。《张鸣说民国(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作者张鸣的人生经历丰富，下过乡，插过队，干过各种行业，从其简历来看甚至当过兽医，与一般的文人大有不同。或许正因为这样，作者才没有象牙塔里的学者那股学究气，文笔生动活泼，辛辣尖刻，属于写作中的重口味，极易吸引读者的眼球。这可能正是张鸣作品热销的愿意之一。

第一章 时政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问题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革命的会党之灾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的经济学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武力统一：巅峰上的噩梦

兵变与政治

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军阀余荫和五四传统

直皖之间：由裂痕到沟壑

中国的火药桶湖南

第二章 武夫

袁世凯的“选举”

有权时，忠言才逆耳

小站练兵的风波

袁世凯：礼太多了人就靠不住

严修与袁世凯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在北洋狗和北洋虎之间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梁士诒：财神的道德烦恼

好客的张宗昌

徐世昌：官运挡不住的人

军阀：撒钱的兵法

曹锟：傻人有傻福

“臭棋篓子”段祺瑞

张宗昌：“三不知”将军和他的诗

韩复榘：军汉的审案爱好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谭延闿：“文甘草”的故事

总理县长唐绍仪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汪精卫和陈公博：两只老虎跑得快

赵秉钧：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第三章 文苑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武夫军汉办大学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六十五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旧医，还是中医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名士和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革命·诗·酒·佛·女人

茶壶、茶杯和牙刷

文人打手的故事

大学者的“呆气”

留辫子的大师

顺人章士钊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牛人熊十力

第四章 市井

多面相的民国农村和农村问题

文明帽的故事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一旦革命成了功

从将军到村长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穿长衫的军人

马桶与茶壶的旋律

选举与美女经济

太政治的“花业”

露胳膊的女人和武人的风化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粪业、粪捐与粪政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大赌伤身

流氓大亨的脸面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被“侠妓”的小凤仙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

双枪兵与双枪将

吃空饷的今与昔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于1979年出版，次年，已经由三联书店推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

“军绅”丽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了，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纷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断然做不到把天下的新闻出版业都变成党天下，所有这个界里的老板化为看门的家丁。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奈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P24-27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奇怪的是，做得风生水起的文化人，却个个对民国不满意，批评的多，骂街的也多。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北洋政府没脾气，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没脾气。他们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

不仅骂街的文人，对民国不满意，民国的政治巨头，对民国的状况，更不满意。袁世凯不满意，因为他不敢对手下的军头们来横的，只好优容。连政府各部的部长，开会迟到，通宵聚赌，他也无可奈何。至于文人，就更管不了。自己的孙子想上北大，跟校长打声招呼，校长说，让他自己考，考上就上，考不上就算了。后门，没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也不满意，觉得民国的自由太多，年轻人只知道要自己个人的自由，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大学的老师们，教坏了年轻人。中国只能有民族、国家的自由，不能有个人的自由。

民国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清朝是个特别封闭保守的王朝，士大夫在这个王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禁锢。思想上禁锢，不许胡思乱想，文化上有文字狱，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告发，进了监狱，想活着出来，比登天还难。连肉体上的放松，也遭遇了空前的限制。官僚士大夫不许嫖娼，过去靠名妓获得灵感的文人们，思维空前枯竭。到了晚清，西方的介入，不仅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而且导致政治思想控制的大放松。官僚士大夫，逛胡同成为常态，放言无忌，也没什么人来管了。这样的放松，一直放到民国，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所以，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个顶个都是民国的产物。

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生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

民国很不幸，国家很弱，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所以，难怪文人们老是骂街，老是抱怨。幸好，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也可。

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

张鸣

2013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