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号下午，尽管我们还状态轻松地在中甸古城随意游览，一些照片也记录了当时的自在与愉悦，但对未来行程的担忧始终萦绕在心头，那种担忧和恐瞑一刻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故作轻松而消失。
当晚临睡前，我居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胸口抽搐性疼痛，伴随呼吸困难。当时我和先生分别躺在床上看电视，所谓看电视也仅是毫无目的的举动，更接近下意识的行为，眼睛虽盯着电视荧屏，心里却分明被即将到来的未知所牵系和压迫。我和先生都不刻意跟对方交流什么，因为彼此都十分清楚对方所想，交流只会给对方徒增更大的压力。那时，我仿佛更加深切理解了所有朋友的退出，如果没有特别的祈愿作为充分的心理依据，仅仅为了满足徒步的爱好，放弃是极其自然的决定，人们没有理由为爱好承担如此之高的风险，更没有必要为爱好付出这般难以想象的辛劳。我胸口的抽搐性疼痛就发生在这联想的不着边际和恐惧的层层压迫之中，这个症状使我的先生惶惑而紧张：你会是心脏有问题吗？你行吗？
我曾经三次进藏均安然无恙，其中1998年是在1月份，当地接待干部说，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哪位女记者在1月份进藏采访，我是第一个。他们告诉我，西藏1月份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平时的50％，他们对我那时进藏表示钦佩。拉萨海拔3700多米，比香格里拉高出400多米，那时我也仅是轻微头痛，从未有过心脏疾患，这次为何如此异乎寻常？
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和有趣的整体，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整体论尤为鲜明，当任何一种病兆作为“果”出现的时候，中医告诉病人的都是因为有了某“因”，所以才有这样的因之后果，中医正是因为寻找和治疗那个极易被人忽略的“因”而神乎其神。胸口疼痛是我的“果”，那么“因”是什么？我从未有过心脏疼痛的前科，哪怕仅仅是短暂的功能性疼痛，难道是我的潜意识希望我放弃这趟行程吗？心脏疼痛应该是近期心力过于焦虑的结果，是本能的自我保护，它在提醒我，临近出发，一日重过一日的紧张和恐惧，已经积攒成严重的生理反应，如果不能有效地缓解，上路便是极端的贸然行为。
伴随这种疼痛，我确乎怀疑起自己：我真的能行吗？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那时我在心里陡然涌起一股悲壮的情绪，仿佛为了某种信仰而不得不决然前行。但是，那种悲险、犹豫，甚至动摇仅仅只是短暂的片刻，一转念我便想到，这次行走对我们的人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有意在日趋保守的中年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为了检验自己是否能够完成，我们为此已经等待了一整年，怎么可能临阵放弃呢？冷静下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症状不会是高原反应，我曾经三次进藏均安然无恙，现在仅仅是因为过于害怕，身体出现应激保护，只要能放松下来，解除心理负担，不会有任何问题。
先生也安慰我：明天上路前我再去买点葡萄糖，万一路上心脏出问题，葡萄糖能救命。这是我们在转山攻略上看来的，原以为没用，没想到还是用上了。
乔阳帮我们和老熊联系了向导。因为担心我们体力不支，乔阳建议我们多带两匹马，万一走不动可以让马把我们驮出来。听到这个建议，我们五味俱存：乔阳啊，你在向我们描述你的转山经历的时候不是曾经对你的同伴说：谁也不许骑马，必须自己走到底！你忘了吗？我们也是不会骑马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会走到底。
走到底是我们的心愿，否则怎能劳其筋骨，但能不能走到底却是未知，这有待时间去验证。对于乔阳多带两匹马的建议我们没有反对，必须有备无患，不能意气用事。最后，五匹骡马，三位向导，一行六人，组成了我们的出发队伍。因为山势险峻路途遥远，我们的行李装备必须由骡马来驮运，三位向导在带路的同时，路上的一日三餐也由他们制作打理。向导是一家人，领头的是一位2l岁的小伙子，名叫扎西，另外便是他40岁的母亲和三十七八岁的表叔。一家人就住在梅里雪山脚下澜沧江边一个叫永芝的村子，他们村恰好就是梅里外转线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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