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表现了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巴扎罗夫是伊凡·屠格涅夫在多余人形象之后奉献给世界文坛的又一经典人物类型——行动的巨人。

《父与子》包涵着一场难以回避的文化冲突，而这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又无一不表现出了自身的优点与缺漏，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

伊凡·屠格涅夫著的《父与子》以描写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冲突为叙事主线，这一冲突在屠格涅夫笔下具备了浓厚的时代色彩。主人公巴扎罗夫代表的是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帕维尔和尼古拉则代表的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两代人之间关于如何对待贵族文化遗产、艺术与科学、人的行为准则、道德标准、社会与教育、个人的社会责任等问题各抒己见，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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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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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二十八

一

“怎么，彼得，还没影儿吗？”问这话的是位四十来岁的老爷。他没戴帽子，裹着一件蒙尘的大衣，穿一条方格眼儿的裤子，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从××大道旁的马车店里走出来，站到门口低矮的台阶上，问他的仆人。仆人是个年轻小伙儿，大脸盘儿，下巴处刚生出浅色的绒毛，瞪着一双颜色混浊的小眼睛。仆人的一切，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环子，颜色深浅不等、涂了油的头发和那恭敬从命的模样儿，一句话，都显示出他属于受过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顺着主人的意思，瞧了瞧大道，禀报道：“是的，还没影儿。”

“没见影儿？”老爷又问。

“没见。”仆人答道。

老爷叹了口气，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着，一边打量四周、一边沉思的时候，且让我给读者作些介绍。他姓基尔萨诺夫，名和父名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离这马车店十五俄里有他一个蓄有两百农奴的很不错的庄园，或者如他所说，自从把土地分租给农民以后，办了个两千俄亩的“农场”。他父亲是位曾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将军，粗通文墨，是那种虽则粗鲁却不狠毒的俄罗斯人，碌碌戎马一生，起初指挥一个旅，后来指挥一个师，常驻外省，由于他那官阶，在驻地倒也有点儿名望。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罗斯南方，同他哥哥帕维尔（下文将要提及）一样，十四岁前是在家中受的教育，处于平庸的家庭教师、举止放肆却善奉迎拍马的副官和团队司令部属僚的簇拥之中。他母亲娘家姓科利亚津，闺名Agathe，成为将军夫人之后，便称作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这位“官太太”戴着华丽的小帽，穿着窸窣响的锦缎，在教堂里做弥撒时总是**个抢上前去吻十字架，说话大声大气而且没完没了，早上让孩子吻手问安，睡前她向孩子祝福道别，一句话，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虽为将门之子，不单缺少应有的虎气，而且还得了个“胆小鬼”之名。本来，他应该像他哥哥帕维尔那样参军从戎，但就在任命到达的那一天跌伤了腿，从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落成个“跛脚”。父亲见没指望，便让他改走仕途。十八岁刚满，送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学。恰好他哥哥此时当上了近卫团的军官，于是年轻的兄弟俩合租一套房，在他们堂舅伊利亚·科利亚津，当时的一位显贵的照拂下生活。父亲把他们安顿好后回到他的师团和他夫人那里，难得给他们写信，即使写信，四开灰报纸上也是文书代笔的斗大字体，只在信的末了才签上“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并在签字的四周添上“蔓叶花笔”。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作为学士从大学毕业，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因他的队伍检阅成绩不佳被解职，遂偕夫人来彼得堡居住。他本打算在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幢房子，并且加入英国俱乐部，不料突然中风，离世而去。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闭门谢客的生活，不久也继之过世。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双亲健在时即违背二老心愿，爱上了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女儿。这是一位所谓“思想开通”的漂亮小姐，常常研读杂志中“科学栏目”的严肃文章。服丧一满，他便和玛丽娅结了婚，舍弃父亲为他谋到的御产司官职，过起了幸福生活。他们先是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别墅里，后来搬到市内，租下一套住房，小巧舒适，有干净的楼梯、清凉的客厅。最后小两口儿迁到乡下，自此在乡间长住。在那里，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出生了。伉俪生活温馨而宁静，形影相随，一同弹钢琴、一同唱歌。女主人种花饲禽，男主人从事农务或打猎消遣，阿尔卡季则在温馨而宁静的气氛中成长。十年光阴转瞬即逝，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故世，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几个星期平添不少白发，于是打算出国——哪怕散个心也好！然而继之而来的是一八四八年，有什么办法呢？只得返回乡居。他在很长一个时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余，关心起了农业。一八五五年，他领儿子去上学，嗣后接连三个冬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儿子而不去任何地方，并且尽可能地跟阿尔卡季的年轻同学接近。最后一个冬天他没能去成，所以我们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才见到他，他正在等待和他一样获得学士学位的儿子归来。那时他身子已经发福，头发已经霜白，腰杆儿也有点儿佝偻了。

仆人也许是出于礼貌，或是不愿在老爷跟前惹眼，走进门洞抽他的烟管去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垂着头，在看那几级破旧的台阶。台阶上一只圆鼓鼓的花斑雏鸡迈着嫩黄爪子神气地来回踱步，而在台阶扶手上，蜷缩着的一只脏猫正对它虎视眈眈。阳光灼人。从马车店的半暗过道里飘来新烤的燕麦面包香味儿。我们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想得入了神，“儿子……学士……阿尔卡季”一再在头脑里回旋。他企图想点儿别的，但思念之情硬是萦绕不散。他不由记起了亡妻……“可惜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哀伤地自言自语……一只肥胖的瓦灰色鸽子飞到大道上，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洼塘里喝水。正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转眼看它那会儿，耳边响起了车轮驶近的声音……

仆人钻出门洞向老爷禀报：“一定是少爷来了。”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站起来朝那大道望去。大道上出现了一部三匹驿站马拉的四轮马车，而在马车的窗口，可看见大学生制帽的帽圈和他亲爱的儿子的熟悉脸庞……

“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基尔萨诺夫高叫着，舞动双手，急忙向前奔去……没一会儿他的嘴唇便已贴在蒙满尘埃的、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学士的脸颊上了。P1-4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一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屠格涅夫生于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一鲁托维诺夫村的地主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八二七——一八二九年就读于莫斯科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学，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一八四二年回乡，但后来又曾长期出国。

屠格涅夫从《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诗篇开始文学生涯。他的《猎人笔记》(一八四七——一八五二)的发表曾被当作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篇篇特写，以俄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含垢受辱、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它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实质上则因其《猎人笔记》的社会思想倾向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一鲁托维诺夫村软禁。软禁期间，他写了中篇《木木》，以满腔仇恨对农奴制进行控诉。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适逢俄国社会运动逐步高涨，他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篇《罗亭》(一八五六)、《贵族之家》(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余人的日记》(一八五○)展示了贵族知识分子言语脱离行动、理论脱离实践的一些典型特征。长篇《前夜》(一八六○)则反映俄国农奴制垮台前夕在俄国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一八六二)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家本人在两派思想冲突中转向了自由主义者一方，与他常为之撰稿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刊物《现代人》决裂。他转变后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写的长篇《烟》里，他以同等的否定态度描写了反动贵族和革命运动参加者。最后一部长篇《处女地》(一八七七)是有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晚期作品《散文诗》(一八八二)的内容和倾向呈现出多面性，既有悲观情调也有乐观情调，既有抒情也有讽刺。屠格涅夫还写有剧本《食客》(一八五七)和《乡村一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的作品文笔婉丽、结构巧妙、语言清新简洁，深得读者喜爱。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译介，译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有我的同时代人。

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的那些年月，农奴主已不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农民贫困日益加深从而使他们有了独立自主地走向历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种形势转化为革命尚缺主观条件，数百年来受农奴主奴役的人民还没有能力站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做广泛的、公开的、有意识的斗争。

屠格涅夫作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代表，对专制的农奴制及其经济、法律、警察制度深怀不满。他主张普及教育，实行自治，全盘欧化；他主张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主要是农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属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指反对一切黑暗和压制、尊重科学和教育、热爱诗歌和艺术，首先则是热爱人民的人……”他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为事业善做奉献的平民精神。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堂·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庄稼汉民主”，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

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界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职责，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否定。”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否定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代表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度凛然地要求对方……人与自然不是相悖的对立关系，但在巴扎罗夫看来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确认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不得不为自己依附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而哀伤。巴扎罗夫从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从他与自然界的心理隔阂，滋生出他对后代人命运的冷漠。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说：“举一个例子，你今天走过村长菲利浦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最后一个农民也能住上这样的小屋，那时俄罗斯就达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促使它实现……但我憎恨诸如菲利浦或西多尔这样的最后一个农民。我干吗要为他们拼死卖力，他连谢也不说一声？……即使说声谢谢，又有什么用昵？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则将老朽入木，往后又怎样昵？”

不过，在小说《父与子》中，个人主义者与大自然隔阂而产生的悲观，由屠格涅夫缝补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弥合。巴扎罗夫过早地夭折，死于即将发生大变革的社会的门槛上，屠格涅夫在小说结尾处描写了荒芜的乡村公墓，巴扎罗夫年迈父母无法消解的痛苦之后，接着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信念：“难道他们(指年迈的父母——译者)的祈祷、他们洒下的泪水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挚的爱并非万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颗多么热烈的、有罪的、抗争的心，墓上的鲜花依然用它纯洁无瑕的眼睛向我们悠闲地张望，它们不只是向我们述说‘冷漠’的大自然有它伟大的安宁，它们还谈及永远的和解和那无穷尽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样性和无穷性，这是永恒的规律，屠格涅夫以此作为活泼、乐观的结尾，让悲剧得到升华。在这里，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剧，因认识到世界是个辩证地发展着的过程，因触摸到强劲的、饱满的自然生命整体及它内部的和谐性，从而得到了化解。

历来学者们都认为，巴扎罗夫就其本质而言，是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的种种社会心理典型联系着的，是和时代的主要意识倾向联系着的。确实，作者为塑造“民主主义者总体形象”，广泛搜集了生活素材，把观察所得预先记进日记，用心注意着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扎伊采夫及其他许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观点。屠格涅夫与他们的交往当然也有助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不单单如作者自谦那样取自“熟人德米特里医生”。作者力图通过巴扎罗夫创造出一个六十年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征是全面否定一切。但这形象是如此这般气势磅礴，以至不为那个时代空间所限。屠格涅夫说他的巴扎罗夫的种种特征不仅仅涵盖六十年代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写巴扎罗夫，把巴扎罗夫置于抱着“真诚地否定”态度的广大一群人之中，他不仅把主人公和杜勃罗留波夫并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放在一起，从而使他的认识价值超过了所展示的那个年代。

随着历史的进展，巴扎罗夫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代人论及屠格涅夫这篇小说的时候依然在不断争论，提出一个接一个的看法(至少我这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便是如此)。看来，屠格涅夫确实成功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国社会发展的某些内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