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阿尔巴尼亚近现代史的见证人，阿利雅在回忆录中不仅描述了其亲身经历的解放战争的凄风苦雨，也讲述了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和中国等友邦国家外交关系的冷暖变迁。国防部长巴卢库为什么被枪毙？卡博真是被毒杀的吗？二号人物谢胡自杀事件真相如何？阿利雅的这本回忆录将为我们拨开这一系列事件的层层迷雾。

译者仅以“信”、“达”标准将阿利雅的《我的一生（拉米兹·阿利雅回忆录）》翻译成中文，供有关人士参阅。对于回忆录中阿利雅观点的对错、有关事件描述的真实性等译者不作任何评价。

《我的一生（拉米兹·阿利雅回忆录）》的作者拉米兹·阿利雅一生经历了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时期：童年时是索古国王统治下的君主时代，上中小学时经历了意大利占领时期，而他的青年时期则是在争取摆脱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的解放战争中度过的。1944年底，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由此阿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在此期间，阿利雅曾先后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文化教育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5年4月恩维尔·霍查去世后，阿利雅当选为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阿尔巴尼亚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1991年4月底，阿利雅当选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

前言

Preface

一 我的青年和学生时代

My Youth and School Years

二 在游击队里

In the Guerrilla

三 建设新阿尔巴尼亚

Building a New Albania

四 苏联——我们的朋友和敌人

The USSR--OurFriend andEnemy

五 对华关系和社会主义发展

Relation with China and Development ofSocialism

六 一些重大事件

Some MajorEvents

七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My Roles as Leader of the Pally and the Country

八 倒台

Fallfrom Power

九 结束使命

End ofMy Mission

十 在贝里沙的监狱里

Sent to Prison by Berisha and Days in Prison

结束语

Conclusion

附录

Appendix

一我的青年和学生时代

奥索牺牲后，我祖父家就迁居到奥索·库克斯的故居。我父亲达伊比与奥索的儿子们也成了世交，同他们全家一起生活在这个宅子里。如前所述，我就是出生在这里。

我对这所房子记忆犹新，特别是从院子走上平台的石阶。正如路易吉·古拉库奇家的房子一样，奥索·库克斯家的宅子无论从建筑风格上还是外形上都很有特点。现在这所房子成了斯库台市的博物馆。

1931年，父亲在斯库台市的托发纳街购置了一所房子，在那里我们家一直住到迁居地拉那。这是一所典型的斯库台风格的住宅，底层为牲口棚，上面有一个宽敞的露台，有一个厨房、两个大房间。在我家离开斯库台时，父母将它卖掉了，可惜所得的钱并不够在地拉那再置另一所房子。

我没有见过祖父，也没见过外祖父，只见过外祖母，我们这些孙儿都非常喜欢姥姥。她于1946年过世。我母亲名叫赛碧叶，她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斯库台老人，名叫塞勒·采卡，居住在斯库台市的都达街。他去世后，宅子由我母亲的大哥里扎·采卡继承。舅舅在索古时期任职于斯库台法院，当书记员。现在舅舅家的大院子成了斯库台体育场的一部分。

母亲和父亲家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是平头百姓，艰难度日，其中我记得很清楚哈奇·萨迪克·阿利雅叔叔“是从过政的”。据说1911年在戴得·乔·卢里和路易吉·古拉库奇领导下进行的大山起义中，叔叔就参与其中，还被土耳其人逮捕过。土耳其人为了杀鸡做猴，还在城市中心广场鞭笞叔叔和其他一些爱国人士。叔叔于1931年去世。

我父亲从没有涉足过政治。由于我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亲被迫背井离乡，不停地到处寻找工作，直到1933年我们家离开斯库台。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便在申津和都拉斯海关当门房。尽管生活困苦，但他生性活泼，像所有斯库台人一样，富于幽默感。他在描述熟人或家人时，总能把我们这些孩子逗得前仰后合。他从不指名道姓地称呼人家，而是管“张三”叫“侯三”，“李四”叫“鱼干”，“王五”又叫“姆利克”，如此这般。他的这个“能耐”后来被我大哥莱沙迪继承了。

父亲很早就去世了，那是在1934年的11月。于是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我的母亲是个勤劳、机敏的妇女，还极富智慧。凡认识她的人，无不对她表示推崇、爱戴和尊敬。母亲不仅操持家务，还学会了缝纫台布、床罩，拿去给我一个经商的表兄去卖，并以此补贴家用。她不识字，但对知识很有悟性。我还记得1945年4月我从南斯拉夫回到地拉那，当时任第五旅政委，在家住了五个月左右。城里除了学校外，还开设了一些扫盲班，当听说我母亲也报名上了扫盲班时，我真是高兴之极，要知道，那时她已经50岁了！

后来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母亲的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在我与妻子塞米拉米斯婚后的第一年，在复活节的午饭桌上我见到了红鸡蛋和甜点。我还以为是塞米拉米斯娘家人送来的，可其实是母亲做的。我问她，她“理由充分”地解释道：“开斋节时你喜欢吃甜点。塞米拉米斯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想她也喜欢在庆祝复活节时有红鸡蛋和点心。”母亲自己信教，也懂得尊重其他宗教习惯！

我们所有孩子都十分喜欢和敬重母亲。如果哪个孩子犯了错误，她从来不会“动一个指头”，而只是用沉默、告诫来“打”孩子，至多也就是提高嗓门而已。我的孩子、莱沙迪的孩子和姐妹的孩子都同我们一样爱戴母亲。1964．年，当我妹妹菲莱库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空难中罹难离开人世时，母亲悲痛欲绝，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菲莱库遭遇的那场空难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痛苦的记忆挥之不去。一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返航的客机在蒙古和苏联上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乘客中就有我的妹妹菲莱库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国著名诗人德拉果·西里奇。

母亲于1983年7月辞世，享年85岁。P8－9

许多朋友和同志鼓动我写一本回忆录。他们对我说，最好是由你本人讲述自己和身边的事，这比别人写要好，否则不知会有多少事实被歪曲呢！经过多次的犹豫，尽管信心不足，我最终还是决定着手写这本回忆录。

我写这本书并未利用已有的文献。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私人档案，我的所有文献都藏在国家档案馆；二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查阅文献，因为这是一本回忆录而并非一本纯粹的历史书。再说，不仅是我自己，读者也会信服于我的记忆能力。我相信，比起在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环境下写出的文献中所表述的回忆来说，通过人的简单印象组成的记忆，即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回忆自己的生活，是更贴近其本人真实情况的。对那些我记忆中最突出的，也就是那些确实发生过的、对人的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的事件，我有时也会做出必要的戏剧性描述。记忆往往比档案更有价值，而且我在书中所写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也相信，这些事与相关的文献也是吻合的。对某些特殊的事件，我也利用了我发表过的作品中的内容，尤其是《我，拉米兹·阿利雅为历史作证》和《希望与受骗》两本书，以及为一些特别事件所做的稀有的笔记。

这本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不是说它不包含我所经历的政治生活。我的生活几乎是完全“陷入”政治之中的。我甚至不知道我的青年时期抑或是成年时期的哪个阶段与政治无关，先是献身于反法西斯、解放祖国的斗争当中，之后是投身于为我们国家、为自由和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的美好未来的建设之中。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同时也是我个人的经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市场经济。被整个东欧以及更广泛地区作为模式所认可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其发源地开始出现毁灭信号的。这一现象令人吃惊。我之所以称其为现象，因为事实上这一制度倒台的根本原因并非来自其内部的瓦解，而主要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侵袭对其产生的巨大压力。事实上，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苏联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现象”带来的信息是，社会主义世界最终要屈服于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按照当时媒体更能接受的语言的说法，是“联合”）。就这样，东欧颠覆了。同时，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不仅社会制度被颠覆，多民族的国家本身也被解体，成立了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

阿尔巴尼亚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以中央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制为倚靠的社会制度，变成了以自由经济和财产私有化为倚靠的另一种制度，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一元化制度被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  在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时候，如在整个东欧和苏联出现的颠覆，对过去的历史做出各种诠释都是不可避免的。事件、人物，所有事都以与过去制度完全相反的标准被重新评价。在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在没有以任何事实和现实生活为根据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否认过去制度的所有价值，目的就是要将社会主义的过去说成是专制、极权，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和国家的一大恶魔。

看到事情被扭直作曲，理智的人是不会接受和沉默的。我国历史上最为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被肆意说成是自相残杀，这场战争不朽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们被称为罪犯。当今那些不怀好意的民主人士们甚至走得更远，叫嚣什么近50年来阿尔巴尼亚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退到了还不如索古王朝的水平！

我亲历了所有那些被暗中诋毁或由于无知所进行的恶意攻击的事件。我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在国家解放后，我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而且在最后的几年间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主要角色，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我有责任对以往的功过说出我的话。

邪恶的逻辑和虚无主义造成了一种状况，即现在不能讨论任何阿尔巴尼亚过去的成就，甚至对阿尔巴尼亚不惜代价成功阻止了各种敌人的无数次攻击，坚决捍卫了她的自由与独立这一基本事实都要“忘记”并保持缄默。对我们在过去的制度中建立了多领域的工业体系，包括建设了现在仍在为全国供应电能的诸多水电站，对阿尔巴尼亚人民普遍提高了教育水平，对由于我们在公共健康领域的进步和人民经济文化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也达到了其他国家的水准，等等，这些都不能提及。

我认为，不仅要反对歪曲我国50年历史真相的企图，而且还应将其作为我们历史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现在与未来。过去的历史无论怎样，或荣或辱，或成或败，终究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否认过去就意味着否认你的人民的历史。

诚然，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并不完美。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有过错误、缺陷和弱点，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将具体谈及这些问题，尽可能地解答诸如发展条件、党的领导在各个时期的目标、客观困难以及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等问题。

毫无疑问，一部分缺陷来自于我们作为样板的制度本身。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在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舞台上，开始是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之后是二战结束后的东欧各国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巴尼亚是在它们之后才走上这条道路的。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在农村甚至还保留着封建主义的残余。

出于尽快摆脱我们所继承的落后状况之愿望和抵抗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之需要，导致了我们在一些领域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改革，尤其是在国有化和全面社会化以及增加国防投资等方面。恕不赘述危害个人利益的分配平均主义的发展倾向。当然，作为后果，在服从总体利益的名义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和侵害。与此同时，还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以各种方式为不正当和不合理的行为、为限制人身自由和闭关锁国的行为，更有甚者，为那些专政机关，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门跨越法定权限等行为大开绿灯。种种这些行为的结果是，连无辜的人也无端受害，甚至“株连九族”，伤害到他们的亲属。

我们这一代是以理想的社会自由和平等的名义投身于新阿尔巴尼亚的建设中的，包括恩维尔．霍查在内的所有国家或党的领导人都没有为了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富有而工作，而是致力于全社会的变革与劳动大众的利益。他们始终支持劳动者，支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以忘我劳动取得公认成就的我国全体人民。

回顾过去，我们无疑有理由为两件事情进行自我批评并请求人民的原谅：

第一件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我们所犯错误的原因，我们未能使国家取得更多的发展，也就是说，未能在阿尔巴尼亚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以使我国人民生活得更好。

第二件是，由于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或是相关机构及党和国家的其他组织践踏法律，造成了某些特殊的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导致“柏林墙”倒塌的重大事件已经过去将近20年。这20年是从过去的社会体制即社会主义体制，向新的体制即资本主义体制的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期过长了，并伴随着相当多的困难。自1990年至今，阿尔巴尼亚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的恶化，并被卷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

阿尔巴尼亚正在建设的资本主义与索古时期的相似，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在国内盛行腐败、金融投机、有组织犯罪以及各种各样的偷渡，包括贩卖儿童和组织妇女到欧洲的大街上去卖淫。阿尔巴尼亚变成了一个没有产出的国家，一个往往由犯罪团伙，而不是由国家及其机构制定法律的国家。

我国走不出过渡期恶性循环和不被欧洲所接受的首要原因是，现今的当权者们考虑他们自己及其集团的利益多于考虑国家的利益。我国人民的不幸在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领导者们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口中喊着民主，但不知什么是民主；他们不了解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他们并不爱国，而是为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制造种种痛苦和创伤。

应该相信，国家目前经历的困难终将被克服，因为阿尔巴尼亚从来不乏有识之士和正直的人，从来不乏火热的爱国者和热爱美好未来的远见卓识之人。我相信我们国家绝不会成为一只欧洲的黑羊。是这种乐观主义在滋养着我的生命。我并不后悔曾与那些为在大地上建设理想社会而“向天开战”的力量共同生活和工作过，尽管我们偶然遭遇了失败！

在本书收尾之际，我想强调指出，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种种磨难，毫不影响我对我国人民及其精神力量、勇敢面对各种困难的坚定意志的热爱和信任。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人民和人民对我的热爱中总能获得履行重任的支持和力量。而今天，正如我一贯强调的那样，在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中，我始终忠于人民的崇高利益。而从我的信仰上讲，我说过并愿再次肯定地说，我深信左翼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我的这种信仰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形成的。政治的风云变幻，从未动摇过我的社会主义理想——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反对人剥削人。

从社会主义体制向多元民主制度过渡已有20年的历史。这20个年头被人们称为转型期。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转型期，它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痛楚。阿尔巴尼亚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仍然是“班上的差等生”，因为她仍然没有满足欧盟开出的条件。无疑，这并不符合“12月事件”时学生们的信念和要求。他们的心中渴望着一个“欧洲式的阿尔巴尼亚”。这是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过错，不论这个政府是民主党的还是社会党的，都一样。因为在这20年里，他们都未能为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和快速进步打开道路，以便我国能够更快地发展和进步。

我深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很快实现国家更快发展和进步的目标，因为不论过去的历史、智力和体力，还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阿尔巴尼亚人民像全世界的自由人民一样前进的步伐。

我国人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进取精神，必将渡过阿尔巴尼亚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劫难，也必将找到一条为国家打开新视野、为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更大机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