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相(共2册)》收集了梁晓声潜心创作的散文随笔,是一部既充满激情又感受温暖、既具理想色彩又显生活况味的写实之作。书中的这些作品既记载着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记录着芸芸众生的苦辣酸甜,表现出梁晓声一贯的良知与责任,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及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刻认识和深切感悟。
《人生真相(共2册)》中的作品表达了作者梁晓声对人类的关怀、对历史的反思、对民众的悲悯……具有率情、率性、率真而朴素、温情的本色;也蕴含着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及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刻认识和深切感悟。作品既彰显悲悯情愫和人文关怀,又具有独特神韵和艺术魅力,读来令人赏心悦目,亲切自然,感慨良深。
中国“尼采综合症”批判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界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的,相互浸淫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融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像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至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癞。
这是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一、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培、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佛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矢口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所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所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们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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