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和博弈论自半个世纪前进入人类历史以来,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乃至思维方式,而发明它们的冯·诺依曼瑰丽而传奇的一生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威廉·庞德斯通以“囚徒的困境”作为探寻这位美籍数学家的生平和20世纪广阔历史的透镜,让读者看到了一位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科学家,看到了抽象难懂的数学概念如何变成生活中的思维工具,看到了“二战”之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你对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之脑”有着刻板的印象,那么读罢《囚徒的困境(冯·诺依曼博弈论和原子弹之谜)》这本书你会发现科学家的个性其实生动可爱;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博弈论,那么从这本书开始你会发现它的魅力;如果你对原子弹的了解只停留在“二战”与广岛之劫,那么在这里你将看到科技武器背后的权谋与大国纷争。科技、历史的波诡云谲与人类社会进步密不可分,在21世纪开始之后,也许回望过去,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珍惜和平。
《囚徒的困境(冯·诺依曼博弈论和原子弹之谜)》是世界知名畅销书作家威廉·庞德斯通的代表作品。
庞德斯通基于丰富的史料及逻辑理性的分析,围绕冯·诺依曼的生平和博弈论这两条主线,生动地讲述了冯·诺依曼的一生、博弈论的历史、原子弹的发明过程,以及冷战初期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矛盾和冲突。
通过这部精彩的著作,我们不仅看到了博弈论的创始人冯·诺依曼的传奇人生与智慧,也了解到博弈论在冷战和核军备竞赛中的作用。本书的视角广阔,可读性极强,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及深度思考。
这是一个著名的二难推论命题:有个人同他的妻子和母亲一起过河,中途在对岸突然出现一只长颈鹿,他立刻举枪向它瞄准。长颈鹿说:“如果你开枪,你母亲就没命:如果你不开枪,你妻子就完蛋。”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这则经典的二难推论故事源于达荷美的波波族。类似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叫人难以做出决断的问题,在非洲民间传说中非常流行,其中许多故事还被西方的作家和哲学家借用过。在波波族的民间传说中,长颈鹿是会说人话的,而且说一不二、说到做到。用较为西方的方式和更加专业的术语,你可以像下面那样重述这则二难推论:你、你的配偶和你的母亲被几个发疯的科学家绑架,关在一个房间里,捆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房子里有一架古怪的机器,你正好可以触及其中一个按钮。一挺机关枪正对着你的配偶和母亲。墙上挂着一只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在阴森森的空气中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一个科学家宣布,如果你按动面前的按钮,那么机关枪将瞄准你的母亲并把她击毙;如果你在60分钟内不去按按钮,那么机关枪将瞄准你的配偶开火。你仔细观察过这部残酷的机器,并且相信它会完成规定的程序。你该怎么办呢?
类似这样的二难推论有时会在大学的伦理学课程中进行讨论,当然也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你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什么也不做(不去按那个按钮,从而让机枪击毙你的配偶),理由是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因此就没人能怪罪你。这显然是逃避责任的一种选择。你唯一可以选择的是确定你更爱你的配偶,还是更爱你的母亲,从而确定要保住哪一个人的性命。
在有些二难推论中,要让另外某个人同时也进行选择,这便使决策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将取决于所有人做出的所有选择。在格雷戈里·斯托克(GregoryStock)的《问题书》(TheBookofQuestions,1987)中,有一则类似的但更具有挑战性的二难推论:“你和你深爱着的人分别被关在两个房间中,两人身边各有一个按钮,并且你们都知道,除非两人中有一人在规定的60分钟内按下按钮,否则两个人都要被处死;而先按按钮的人可以保住对方的性命,但自己将立刻被处死。你该怎么办呢?”
这里,有两个人要估量他们所处的困境,并独立地做出选择。不管哪个人去按动按钮都是生命攸关的。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你应当在什么时候做出牺牲?这个二难推论强迫你在为自己还是为心爱的人提供一艘救生艇这个难题上做出抉择。
许多二难推论涉及某个人可能选择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保护另一个人,例如,父母可能为保护孩子而慷慨赴死,因为孩子显然有更长的生命之路。但不管应用什么准则(我们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当事双方会应用同一个准则),有关救生艇的抉择都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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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会举行纪念冯-诺依曼诞辰的隆重活动。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美籍数学家只活了短短五十几年,但他留给后人的两大发明——计算机和博弈论,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至思维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因此,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人们仍然满怀崇敬地缅怀他,纪念他,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当有关同志把介绍冯·诺依曼的生平和博弈论的《囚徒的困境》这部书交由我翻译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介绍冯·诺依曼的书不少,但在众多类似的书中,这部书是比较有特点且十分出色的。作者在写作本书前,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有关的文件、信件、档案、资料,对冯·诺依曼的家人、同事、朋友进行了采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使本书内容十分丰富。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科学家:他思维敏捷、聪明过人,但开车时常出事故;他是“博弈论之父”,但牌技一般;他诙谐、幽默、风趣,但有时会搞一些出格的恶作剧:他为人仗义、富于同情心,却竭力主张核试验,鼓吹发动对苏核打击;他成就非凡、人人敬仰,却与妻子争吵不断,感情生活经常处于危机之中;他一生从事科学活动,临终前却皈依了天主教……这使我们相信,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正确,也有谬误;既有幸福,也有悲伤。这才是真实的和可信的。
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一般的博弈论书籍中免不了出现大量的数学公式,许多概念非常抽象难懂,使人望而生畏。本书作为博弈论的通俗读物,没有用一个数学公式,也没有出现许多专门的名词术语,主要通过对几个典型博弈的介绍和分析,把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讲得清清楚楚、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译者过去没有学过博弈论,通过翻译这部书,觉得对博弈论有了一般的了解,并产生了兴趣。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过本书后会有同感。
本书的视角十分广阔。作者围绕冯·诺依曼的生平和博弈论这两条主线,实际上向读者展现了“二战”以后、冷战初期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矛盾和j中突,并试图分析其根源。对于我国绝大多数比较年轻的读者来说,这段历史是不清楚的;即使像译者这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时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信息闭塞,对这段历史也是不太清楚的。这部书让我们比较详细地了解了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在战后围绕要不要发展原子武器,围绕关于“先发制人的战争”所展开的大辩论,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震动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的经历和内幕。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使我们更加相信,和平和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以上是译者对本书的一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供读者参考。下面谈一下有关翻译的问题。
翻译本书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博弈论的术语没有统一的译法,不知该如何取舍。“Game Theory”本身,在我国就有“博弈论”、“对策论”两个不同译法,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最早引进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的“Game Theory,and Economic Behavior”的时候,书名还曾经译为《竞赛论与经济行为》;我国台湾学者则把“Game Theory”译为“对局论”或“制胜论”。这还算好办,随大流,我们采用“博弈论”。但是书中随处可见的“game”该怎么译?“player”又该怎么译?一律译为“博弈”和“参与者”(或“局中人”或“博弈方”)吗?对于博弈论的专著,这种译法未尝不可。但本书毕竟是通俗读物,似乎不必过于斯文。因此我决定不采取这种做法,而是根据内容,在涉及下棋、猜硬币、做连城游戏这类“game”的时候,译为“游戏”、“游戏者”,在一般性地讨论“game”时才译为“博弈”、“参与者”。毕竟,博弈论是起源于对游戏的研究,不需要刻意回避“游戏”。不知道这样处理读者是否觉得妥当?
最令译者感到困惑的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常用术语“payoff”,的译法。这个术语表示博弈参与者通过博弈得到的结果,有“赢利”、“赢得”、“收益”、“收入”、“得益”等多种不同译法(台湾学者有译为“偿金”的),意义基本一致。但还有不少书把“payoff”译成了“支付”。显然,前面一些译法适用于博弈中的赢方,而最后这种译法适用于博弈中的输方。但“payoff”却既要用于赢方,也要用于输方,因此在现有的一些博弈论专著或译著中就出现了一些令读者费解、不大符合中国人说话逻辑的语句,诸如“局中人的最终所得称为支付”,“支付则是局中人从博弈的可能结局中得到的收益”,“人具有改换策略从而追求更高支付的动机”,“各参与人的赢利或者得益,叫作参与人的支付”,如此等等。更有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支付不是付出,而是得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译者经过反复琢磨,决定把“payoff”译成“回报”,相应地把“payofftable”和“payoff function”译成“回报表”干口“回报函数”。“回报”是一个“中性”的词,可以有好的回报带给博弈者,那就是他的收益;也可以有坏的回报带给博弈者,那就是他的付出。这就把无论输赢双方的结果统一起来了。这样一个新的译法是否妥当,请读者,尤其是博弈论的专家指点。此外,像“free-rider”。一般译作“搭便车”,而在实际生活中,搭便车通常发生在私人对私人之间,而且是两相情愿的;博弈论中的“free-rider”指的是个人同公交系统的关系,乘客不购票坐车是公交系统不愿看到的,因此本书译作“乘客逃票”,可能更贴切一些。
外国人名没有统一译法也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本书采取或者“跟着群众走”或者“跟着专家走”两条路线。前者如本书主角vonNeumann,大多数人把他译为“冯·诺依曼”,因此本书也取“冯·诺依曼”。后者如Hans Albrecht Bethe,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人物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中译作“贝蒂”,而在由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的两位教授编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中译作“贝特”,显然,后者更专业化一些,因此本书就跟着用“贝特”这个译名了。
本书视野十分广阔,涉及大量的人、地、书刊、历史事件和典故,其中许多是我国读者不熟悉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尽可能以“译者注”的方式给予简要介绍。为此,那时我几乎天天跑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十分辛苦,也相当困难。现在好了,在家里的电脑上随时可以上网检索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次修改过程中,我对原先的200多个“译者注”重新检查了一遍,做了相应修改(如不少历史人物近几年陆续去世)。原先应该加注,苦于找不到资料而作罢的,这次得以解决。例如书中提到罗素的朋友Gamel Brenan,这是何许人也?经过上网搜索,终于弄明白罗素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女的,原名Gamel Woolsey,是个作家和诗人,Brenan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如果把本书看成一部“教材”,那么这些注解就是“补充教材”,是我额外献给读者的礼物。
本书译文在海峡两岸的图书评奖中,都有所斩获。在由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4家的有关机构发起,由科学时报主办的“读书杯”评奖中,本书获得科学文化·科学普及佳作奖;在台湾,由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办的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评奖中,本书获得翻译类佳作奖。这使本书成为在海峡两岸同时获奖的极少数图书之一。有趣的是,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给笔者的奖牌上,刻着“吴鹤龄小姐惠存”,把白发老翁误当成妙龄女郎。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奖的评奖委员会是“认书不认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个奖不是译者本人“跑”来的。
本书原著出版于1992年,柏林墙倒塌不久,苏联刚刚解体。译著初版于2005年,冷战已经结束,反恐业已展开。时隔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恐怖主义不但没有被消灭,还有大大扩张之势;“新冷战”或“准冷战”似乎要抬头;和平还是战争仍是世界人民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值得人们重视。
限于知识和水平,译者虽尽了最大努力,恐怕译文中仍有不少问题,热诚欢迎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意见。
吴鹤龄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