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一生，以翻译家始，以学者终。现在其哲嗣傅敏先生，将这位有学问的翻译家所写文字，分人生、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翻译、教育七门，分类摘录，编成《傅雷启思录》一书，便于读者参考研阅，功莫大焉。这些经典的话语有些隽永深刻，有些如丝丝春雨，有些看似平常，但细细读来无不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质朴，令人动容。

傅敏编的这本《傅雷启思录》共选录了长短五百余条，其中一半以上选自傅雷给傅聪的家信；四分之一选自傅雷生前的著述；另外有五分之一选自傅雷给他人的信函。内容非常丰厚，很难细细分类，只能按内容大致分成人生、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翻译和教育七部分。

写在前面 傅敏

序 罗新璋

一、关于人生

二、关于艺术

三、关于文学

四、关于音乐

五、关于美术

六、关于翻译

七、关于教育

消弭战争的大问题，自非单讲人道所能解决。但若人道主义的精神能渗透政治和教育，弭战也就增加了一分希望。随时随地遏止残暴的兽性，纵谈不上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至少比在全人类发了疯的时候再来痛哭流涕，有效得多！

《所谓人道》，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一期）

慈悲虽是人类最圣洁的感情，但单纯的感情决不能产生实效：即是呼天抢地，也要赶上适当的时间，而这一点就需要理性来决定。理性存在一天，人道也跟着存在一天。仁人君子所要注意的，所要努力的，还是在此而不在彼。

《所谓人道》，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一期）

德性也不能越出中庸之道。我们一面怀柔，一面还得警戒，否则狼子野心，祸贻后世，为患有不堪设想者。

《以直报怨》，一九四五年十月（《新语》半月刊第一期）

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委曲求全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而且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曲”。

《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批评根据事实，只要尊重事实，尽管见解不同，仍有商讨余地。武断全凭意气，歪曲真相，妄下结论，根本不值一辩。但若因妄下结论而乱戴帽子，还要笑容可掬地包上糖衣，令人除了钦佩批评者的古道热忱之外，同时赞美他的慈悲，那未免心机太重了些。

《所谓反帝亲苏》，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观察》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武断往往并非由于恶意，而由于天真。惟其天真，才会有宗教热情，才会盲目，才会褊狭。不把人类先定了原始罪恶而后宽恕，怎显得上帝的慈悲与宗教的伟大？不来一次十字军与异教裁判所，怎显得神的威严与真理的神圣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

《所谓反帝亲苏》，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观察》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做物，叫他到世界上去闯大祸的时候。

《所谓反帝亲苏》，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观察》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晚  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别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晚

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晚

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你的情形与我不同：少年得志，更要想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更要战战兢兢，不负国人对你的期望。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

自己责备自己而没有行动表现，我是最不赞成的。这是做人的基本作风，不仅对某人某事而已，我以前常和你说的，只有事实才能证明你的心意，只有行动才能表明你的心迹。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

人生的苦难，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变奏曲而已。爱情的苦汁早尝，壮年中年时代可以比较冷静。古语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比一般青年经历人事都更早，所以成熟也早。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七月四日晨

尽量控制你的感情，把它移到艺术中去。……一切都要醒悟得早，收篷收得早；不要让自己的热情升高之后再去压制，那时痛苦更多，而且收效也少。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午前

你记住一句话：青年人最容易给人一个“忘恩负义”的印象。其实他是眼睛望着前面，饥渴一般的忙着吸收新东西，并不一定是“忘恩负义”；但懂得这心理的人很少；你千万不要让人误会。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午前

你要学习的不仅仅在音乐，还要在举动、态度、礼貌各方面吸收别人的长处。

致傅聪函，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晚

P4－7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傅雷先生从上海出发，乘Andre Lebon邮轮，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经亚丁湾，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于次年二月三日抵达马赛。次日即转往目的地巴黎，开始从二十至二十四岁四年的留学生活。

赴法留学，决定了先生的一生。

他说，海上航行一个多月，“好几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涯，应该告一结束了。空洞的头脑应该使它充实起来。这样，我才发了赴法的宏愿……我应勉力向着未来前进！”“我应当入世，我应当研究”，船进马赛港时，感到重任在肩，“未来在期待我！”

先生早年在徐汇公学，曾学过三年法文；到法国后，去西部普瓦捷（Poitiers）数月，到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以加强口语训练。“在法国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曾翻译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回国后于一九三一年，即译《贝多芬传》。”

先生在致罗曼·罗兰函（1934／03／03）中称：“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嗜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先生“四岁丧父”，寡母“督教极严”，什么都要靠自己摸索，乏人指导，青少年时深感雄强父性的缺席。贝多芬的出现，如灵光一闪，顿然若悟，获得巨大精神力量。“治疗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同样读书西欧，学有深浅，识有高下，先生则志存高远。音响世界，最难言表。“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示。”贝多芬作品，里面有音美、哲思、崇高，是德奥音乐的典范，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精髓。

《贝多芬传》译成于一九三二年，即投寄商务，出版社坚持此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初译稿在存稿堆里积压了几有十年之久，后来再行重译。于一九四六年，始由骆驼书店出版。书后附有先生所写《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文中写道：“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同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德到塞尚，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人类几曾在一百年中走过这么长的道路！而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照耀着一颗巨星：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贝多芬早年说过：“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的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傅雷指出：“这种论调已是‘超人’的口吻。”

当时，苦难中的中国，“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傅雷先生译介《贝多芬传》时，认为：“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可见，先生译事之初，就怀着一种社会使命感，愿以译作，影响社会。

……

从文章的语调可知，这不是学院式的高头讲章，而是饱学之士的娓娓道来。先生并没做什么专门学问，不是整天埋首书堆，皓首穷经，而是靠平时杂学旁收，集腋成裘。翻译中，遇西方名物典故，即查书查资料，加上简要的译者注。《克利斯朵夫》里为不少音乐作品、音乐术语所加的注，言简意赅，甚见功力；家书里与傅聪探讨乐理、探索希腊精神，常引西方观点，参以己见，展示其广博的音乐素养。在早年求学年代，就说过：“我不能一些没有研究，就去信从什么学术理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省察思考，辨明道理。他的言谈，不是凭空悬说，多半是即事求理，以科学精神和缜密逻辑，能切中肯綮，转识成智。

抗日时期，闭门译书，翻出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先生译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右派阶段，闭门译书，完成留学时就属意要译的《艺术哲学》，傅译诸书后来出现各种复译本，唯此书难译，以定本传世。译书也像许多伟大的著述，往往于离群索居中，要耐得住寂寞，才能积渐而成。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切深刻的哲学著作，无不是一个人在孤寂中苦心孤诣探索而得。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并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先生在三十年代致罗曼·罗兰函中自谓：“不肖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唯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言下之意，欲退居晨译夜读的书斋，从事力所能及的思想文化工作。

傅雷宁静的书斋，不是谈笑有鸿儒的客厅。这是他辛勤耕耘的园田，敬业乐业，在此翻译、查书、思考、探索，时有悟机，颇有高识，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高地。翻译时他把原作化为我有，达意传神；写作时则融通中西，化人为我，独具识见。

傅雷的一生，以翻译家始，以学者终。现在其哲嗣傅敏先生，将这位有学问的翻译家所写文字，分人生、艺术、文学、音乐、美术、翻译、教育七门，分类摘录，编成《傅雷启思录》一书，便于读者参考研阅，功莫大焉。

先生终年五十八，留下著译二十六卷。其生，精美译本，性情家书，足以传世；其死，刚烈悲壮，义无反顾，足以醒世。长年身不离书斋，生于斯逝于斯：可谓一室之内，自有千秋之业！

罗新璋——敬识

于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