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谢一彪的这部《范文澜传(上下)》，围绕着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波澜壮阔的一生展开。资料详尽，内容殷实，是一本研究范文澜思想和精神不可多得的史料。

谢一彪编著的《范文澜传(上下)》是“越文化研究丛书”之一，讲述了范文澜的一生。范文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建立中国通史撰写的科学框架，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发言权，还有自己的科学著作。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被誉为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人才，历史学界也产生了有着“五老”称誉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人物。

上卷

第一章 古越少年

第二章 求知若渴

第三章 追踪乾嘉

第四章 走向革命

第五章 潜心著述

第六章 群英荟萃

第七章 风雨兼程

第八章 中州怒吼

第九章 窑洞著史

第十章 延安岁月

第十一章 整风运动

第十二章 培养人才

第十三章 继往开来

第十四章 闻名遐迩

下卷

第十五章 开拓创新

第十六章 思想改造

第十七章 创建新所

第十八章 同心协力

第十九章 重写通史

第二十章 大鸣大放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

第二十二章 侥幸逃脱

第二十三章 风范永存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古越少年

范文澜，浙江绍兴人，为宋代名臣范仲淹后裔。范仲淹曾任越州知府，为政清廉，以“清白”作为“官师之规”，将州衙大堂改名为“清白堂”，修筑“清白亭”，并著有《清白堂记》，告诫做官为人要像泉水一样清白，范家台门门楣悬挂“清白世家”匾额，明间正厅悬挂范仲淹画像。范氏乃越中望族，范文澜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祖父范承恩为清代国学生，著有自订年谱《质言》，叔父范寿铭曾任河北道尹，乃金石学家，范文澜过继给叔父做儿子。父亲范寿钟博古通今，诗文名噪一时。范文澜到池塘捉泥鳅，爬树掏鸟窝，在草丛逮蟋蟀，赤脚在雪地奔跑，与伙伴们做游戏，在范家台门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第一节 清白家世

范文澜，字仲法，号云台、法台，笔名武波、武陂，范家长辈望子成龙，取了“麒麟”的小名。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月初八(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锦麟桥范家台门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范文澜乃范仲淹后裔，范文澜长子范元绶回忆：“‘十年动乱’时，老家邮来一套范氏宗谱，是想请父亲代为保管的。翻开来看，父亲应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后裔。”①范文澜收到族谱后很高兴，让范元绶过来翻看，“并指出锦麟桥范氏是范仲淹的后裔”②。但范文澜生前对此曾提出质疑：“我怀疑我们姓范的都是范仲淹的子孙，从家谱上看我也出自范仲淹。北宋时姓范的很不少，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后代，只有范仲淹子孙独多呢?显然，这是因为他的名气大，有文正公的美谥，大家都愿意尊奉他，这样一来，就逐渐都变成他的子孙了。”①“范家台门”位于锦麟桥南堍，背靠卧龙山(即府山)，与北岸的大通学堂隔环山河相望，台门门楣上方悬挂“清白世家”匾额，为范氏传承清白家风的写照。台门坐南朝北，为三进三开间平房，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范氏族人用房，第三进为范文澜一家居所，穿斗式结构，前槽单步梁檐廊。正屋前是石板铺就的小天井，天井前砌墙并建门斗，左、右各有三间小侧厢。每年正月初一，范家在明间正厅悬挂范仲淹画像，两边则挂“责己恕人循祖训，先忧后乐传家风”对联，范家老小虔诚跪拜。正屋后为一小花园，花木扶疏，清静幽雅。

锦麟桥范氏始祖为唐武则天宰相范履冰，范仲淹编修范氏族谱时追溯。“始姐，讳履冰，河内人(今河南沁阳人)，唐春官尚书，同鸾台凤阁平章事。”②范履冰，字始凝，原籍河南。《旧唐书》载：“自周王府户曹召人禁中，凡二十余年。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寻迁春官尚书、同鸾台凤阁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③范履冰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进士，起初为周王府户曹参军，分管记录王府事务。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武则天从左史、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为“北门学士”。范履冰也因才学出众而脱颖而出，入选为“北门学士”之一，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献计献策。垂拱二年(686)，武则天任范履冰为同鸾台凤阁平章事(宰相)。尽管范履冰行事如其名字一样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武则天为显示其政令的清明，仍无辜诛杀大臣，“北门学士”被诛殆尽。永昌元年(689)，酷吏来俊臣将范履冰逮捕入狱。天授元年(690)，周兴以范所举荐官员有对武则天忤逆罪名者，武则天下令将其杀害，年仅54岁。

七传至范隋，字以享，懿宗咸通间(860—873)，官处州丽水县丞。“因中原战乱，不克归里，遂定居吴中之灵芝坊，为是族居苏州之始。”①又四传至文正公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真宗进士，江苏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散文《岳阳楼记》为千古名篇。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宋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出任越州知府，兴办府学，延聘名流讲学，使越州办学之风大盛。关心民瘼，为官清正，里人共立“百代师表”牌坊以示不忘。P3-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步步陷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历史学界产生了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杰出人物。范文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

范文澜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最早撰写中国通史的开拓者。范文澜早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学和文学方面，出版了《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著作，其《文心雕龙注》一版再版，仍被文学史家视为权威注释本。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主持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接受毛泽东的委托，编写一本中国通史，作为延安干部教育的教材，要求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范文澜奋笔疾书，在光线昏暗的窑洞里，于40年代初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被公认为第一部以马列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全书较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名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既反对“离开中国特色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中国历史的新学风。尽管以马列主义撰写中国历史并非从范文澜开始，也不限于范文澜，但范文澜最早撰写中国通史。范文澜有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采用口语文体，行文造句，独具风格。编写体例深入浅出，多有创新。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写出了系统、完整的中国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而且撰写了科学的著作。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难免美中不足，范文澜严于律己，勇于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决定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并制订了修订计划，准备用四年时间，一年一本。从1951年至1965年，历经十五年的风风雨雨，范文澜以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从事中国通史的修订工作，完成了《中国通史》前四册110万字的写作任务。毛泽东称赞其著作资料翔实，通俗易懂。1968年，毛泽东要求范文澜继续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范文澜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中国通史的撰写。范文澜逝世后，蔡美彪续编了《中国通史》的后八册，完成了范文澜未了的夙愿。

范文澜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严厉批评忽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错误倾向，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缺乏研究，大声呼吁应系统地开展对近百年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党中央组织人力编写四部近代史著作，政治史由范文澜负责，经济史由陈伯达负责，军事史由郭化若负责，文化史由欧阳山负责。范文澜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开始着手中国近代史研究，他披荆斩棘，勇于开拓，尽量阅读在延安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在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3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依据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一步步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范文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下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所以书名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入科学阶段，影响了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成立后，范文澜筹建的近代史研究所成为科学院第一个成建制的史学研究机构，范文澜成为近代史所的第一任所长，主持近代史所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引进一批知名学者，培养了．一支新生力量，形成了一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主持中国史学会，集结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组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会。从1950年编辑《义和团》资料到1958年《洋务运动》完成，加上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出版11种66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学者编辑的规模最大的一部资料书，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史料，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誉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

范文澜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告诫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要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力和坚强的毅力。研究一个问题，应持续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不因受到外界赞许而自满，也不能遭到不当批评而灰心，更不能遇到挫折而避难就易。器小容易自满，志大永不满足。他特别重视攻坚克难，敢于挑战那些前人没有做过或者前人研究没有解决的高难度的课题。解决一个课题，就有一份贡献。如果完成的课题科学意义很大，贡献也会很大。如果总是做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半斤八两，人云亦云，也就谈不上贡献。范文澜将其治学方法形象地归纳为“天圆地方”，所谓“天圆”，即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考。所谓“地方”，即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两个条件。范文澜还有另一形象的比喻，即“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即“二冷”精神，踏踏实实做学问，淡泊名利，“等富贵如浮云”。历史研究不能从概念出发，只能从实际出发，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是难以奏效的。研究历史需要广博的知识，而人的一生当中，具有研究条件又有充沛精力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促。如果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一时的浮名虚誉，难免光阴流逝，白发无成，爱慕虚名，损失无可弥补。研究历史还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冷静客观的分析。对待历史现象，不免带有主观的因素和感情的成分，但要得到科学的合乎实际的结论，需要摒除个人感情的好恶，冷静分析客观事物。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史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到切实的或比较切实的成果，开展学术上的争鸣。范文澜称赞史学工作者以自己所长进行“争鸣”，批评教条主义的“争鸣”。范文澜语重心长地说：“凡以学有专长而‘争鸣’就好，而长于教条而‘争鸣’就坏。照教条写出的文章，无非是马日列云，东抄抄，西抄抄，终日言，如不言。那种情形，鸣则鸣矣，争则争矣，不过只能叫做‘潦岁蛙鸣’，和‘百家争鸣’不可同日而语。”史学工作者应展开正确的“百家争鸣”，而不是“潦岁蛙鸣”，必须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荣维木研究员、崔志海研究员，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袁成毅教授、副主任陶水木教授，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主任董郁奎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学继研究员，绍兴文理学院刘家思教授，审阅了《范文澜传》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北京大学校史馆、档案馆馆长马建钧教授为查阅范文澜在北京大学的考试成绩提供了便利。

范文澜的孙子范作钧先生不厌其烦地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大量范文澜的手稿和照片。文澜中学校长赵关军提供了胡启立访问文澜中学的史料，副校长叶林华提供了范文澜的照片。原绍兴市政协专职常委兼文史委主任何信思先生提供了范文澜家世的材料。原绍兴市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副研究员提供了范文澜家世史料，以及范文澜的珍贵照片。陈绍基先生提供了范文澜妹妹的材料。绍兴文理学院的汤伟星翻拍了有关范文澜的照片。

《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邵清，绍兴市委书记钱建民，绍兴市领导尹永杰、魏伟，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周达军教授、校长叶飞帆教授、副书记钱水祥、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副校长寿永明教授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