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编著的《张居正传》介绍了，张居正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他以雷厉风行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居正，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少时聪颖过人、青年时踌躇满志，其政治生涯从失意困挫到忍耐蛰伏再到春风得意，最终位极人臣。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了明朝后期持续颓靡的局势，以一己之力将大明帝国的倾覆后延了七十多年。

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雨后，明王朝在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弥漫在紫禁城里的不是励精图治的决心和勇气，而是每日设坛修醮，青炯缭绕妄图长生不死的幻想。在严嵩父子把持朝政，贪赃枉法的黑幕中，平民出身的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洞察力，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变革之法，刷新颓风，梳理财政，为明王朝重新焕发生机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张居正主事时深受皇室依赖，声势显赫，圣眷优渥，然而隆葬归天短短数月之后，却因非议和谗言，家产尽抄，儿孙皆罪，甚至连八旬的老母也未能幸免。朱东润编著的《张居正传》以恢宏的笔触，丰赡的文史修养，冷静客观地再现了这一段风谲云诡、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通过对事实和细节的求证，在展示万历前后社会生活的全景上，真实还原了张居正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和行事方式，揭示了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一九四三年序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附录 隆庆至万历十年张居正在位期间内阁七卿表

宋恭帝德祜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星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星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 “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从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真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汀、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P2-4

一九四三年序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便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是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入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 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绝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做法的时代和地点。

……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毂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使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1943年8月6日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黎东方（现代讲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