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各地以此为主题，结合当地抗战历史，同步联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为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多少将士浴血荣光、战死沙场；为了这场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四万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这是一场用无数生命换来的胜利，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是一场应以最隆重方式庆祝的胜利。让我们在徐士敏主编的《抗战中的爱国实业家》中走进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珍惜今天这幸福的生活、和平的年代。

战争需要巨额投资，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工业技术投入到军事工业生产。无论是战争的发动实施还是战争的最终目标，都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历史是文化的源泉，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正当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注视着重大战役、历史人物以及战斗英雄等军事、政治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将关注的目光移至经济领域及其民族英雄与爱国工商企业家。徐士敏主编的《抗战中的爱国实业家》在中国股票历史中精选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以缅怀我们的民族英雄；同时又阐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年代。

力主抗战，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大公报胡政之

坚不为动的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

爱国桥梁专家茅以升

坚持抗日爱国以沉船封锁长江航道的航商虞洽卿

带领中华书局共赴国难的出版家陆费逵

惨遭汉奸绑票不幸遇害的杰出爱国企业家方液仙

断然拒绝与日方合作的爱国实业家陈万运

抗日爱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家族

青岛的“辛德勒”——丛良弼与其振业火柴公司

惨遭暗杀身亡的知名企业家、慈善家陆伯鸿

将工厂向内地转移后方创办实业的“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

国难当头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的世界书局沈知方

将冠生园食品送往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的冼冠生

为抗战军需艰难创建重庆纺织厂的近代纺织工业开拓者朱仙舫

认捐5万件背心和购买救国捐20万元的统益纺织公司董事长吴瑞元

投资建造医院救助抗战负伤军人的爱国实业家周宗良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陈嘉庚

实业救国、情系桑梓的爱国侨胞庄怡生

拒不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

沉船于航道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一代船王陈顺通

捐资建造伤兵医院支援抗战的爱国实业家姚锦林

拒同日本人合作而辞职的奉天八王寺公司创始人张惠霖

从财力和物力上支持抗战的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

温籍近代著名爱国社会活动家、实业家黄溯初

发明抗战时期大为流行的七七纺棉机的著名棉花专家穆藕初

信奉实业救国的味精大王吴蕴初

为八年抗战作出贡献的西南大金融家康心如

因坚决主张抗日几遭汉奸暗杀的中央信托公司董事长王晓籁

为满足抗战急需修建高炉的六河沟铁厂靳树梁

长期向新四军供应消治龙针的信谊化学制药厂鲍国昌

富有爱国情怀的五和织造厂任士刚

为新四军游击队购买物资的安徽歙县商办竞新电灯公司叶峙亭

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近代航运业巨子卢作孚

宣传抗日救国的良友复兴图书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伍联德

积极参加抗战救国活动的中国保险业革命先驱胡咏骐

资助出版抗战书刊的爱国金融家孙瑞璜

将10万个红十字救急包运经香港转供内地的新亚药厂许冠群

“八·一三”事变中奋起组织医疗救护队“西医泰斗”颜福庆

抗战中英年赍志而殁的大中华橡胶厂创始人薛福基

不愿为日本人生产油漆成功研制醇酸树脂漆的“油漆大王”陈调甫

联络书画界义卖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上海商界名人王一亭

八年抗战辗转千里屡经磨难确保生产的“纺织俊杰”刘国钧

抗战时期关厂歇业不与侵略者合作的亚光制造公司张惠康

淞沪抗战调拨汽车及司机供十九路军免费使用的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

淞沪抗战中组织大宗军需物资慰问前方将士支援抗战的费树蔚

拍摄正面宣传抗战的爱国影片《最后关头》大观声片有限公司赵树粲

抗战中将其创建的铅笔厂迁移于大后方的铅笔大王吴羹梅

将西安大华纱厂人川建立广元大华纱厂的石凤翔

在香港仰光昆明经营运输业给大后方运送物资支援抗日的周志俊

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

参与组建从沪迁渝的渝鑫钢铁厂的民国时期“钢铁大王”余名钰

顾全抗战大局，支持民族大业的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

团结互助、反日控制，抗战年代应时而生的华商联合保险公司邓东明

向新四军陆续提供急需物资的教育家、企业家姚惠泉

抗战中战斗在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卢绪章

不为威胁利诱所屈服八年不登台演出的最杰出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

积极组织市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中国富强丝织公司骆清华

捐助大量药款又出资组建华侨救护队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变卖家产捐献抗战并安置从日本集中营获释的400多名盟国侨民的章荣初

研究中国自制消治龙为战时受伤的军民作了极大贡献的方子藩

保证军需民食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回族实业家杜秀升

后记

是年9月1日，“吴胡张”的“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本社同仁之志趣》的文章，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张季鸾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是“日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日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其时已经跟现代的新闻专业理论十分接近了。《大公报》之所以日后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是跟它有先进的新闻理念作指导密不可分的。“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精神，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大公报》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其所追求的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报业精神，与西方新闻界以客观性、真实性、自由性、独立性为特征的新闻追求有意识共同之处，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这是美国新闻史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从而服务于全体人民。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接办之初，《大公报》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六千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3倍，达6，000多份，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元，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元转为收支平衡，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是当初的lO倍，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人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时，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这一年的严重外患。1941年2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他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绝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在经过15年不懈努力之后，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同年开始了胡政之独自领导整个《大公报》的时期。经过胡政之等多年的苦心经营，《大公报》在采访、编排、言论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渐趋向规范化。胡适一再称许《大公报》是“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达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这一数字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产生的舆论影响也与日俱增。《大公报》风云天下“是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1945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

P4－5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各地以此为主题，结合当地抗战历史，同步联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为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多少将士浴血荣光、战死沙场；为了这场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四万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这是一场用无数生命换来的胜利，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是一场应以最隆重方式庆祝的胜利。让我们在书中走进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珍惜今天这幸福的生活、和平的年代。

时隔70年的时空凝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喜悦，感受到那场侵略战争带给我们的创伤之痛。中华民族会永远铭刻在心。为了这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再次重温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必须牢牢记住那段记录着日本帝国主义滔天罪恶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历史。这一切给我们内心带来很大的震撼，心灵深处刻上历史的痕迹，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有悲痛的心情，又增添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此我们永远铭记战争的残酷，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历时八年的战争，把中华民族拖入灾难深渊，也中断了中国民族工业崛起的“黄金十年”。1927年到1937年“黄金十年”的说法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从1928年开始，依托于货币制度改革和工业建设计划，中国经济开始恢复元气。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010。十年间中国修建了8，000公里铁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城市化进程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推进，1937年中国出现了北平、上海、天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

繁荣和现代化之路初见曙光，就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战火打破。历史学家罗荣渠估计，日本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抗战爆发后的一年间，沿海经济发展重点城市几乎全线陷落，上海的金融产业几乎覆灭。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破。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军事工业陆续搬迁往内地，一些著名的私营企业家也将产业迁离日本人的行军路线。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民生凋敝，经济由国民经济过渡到战备状态，举步维艰。但仍有许多爱国民族企业家没有安于命运、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或为国救亡图存、参与物资撤退转移；或在后方发展经济、支持前线战事；或在沦陷区坚决不与侵略者妥协合作。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也第一时间投入到生产恢复中，保存了民族的经济命脉。

由于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战争的决定因素。而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在特定条件的经济活动，驱动着经济活动的走向。战争需要巨额投资，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工业技术投入到军事工业生产。无论是战争的发动实施还是战争的最终目标，都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历史是文化的源泉，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正当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注视着重大战役、历史人物以及战斗英雄等军事、政治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将关注的目光移至经济领域及其民族英雄与爱国工商企业家。本书在中国股票历史中精选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以缅怀我们的民族英雄；同时又阐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年代。

今天让我们铭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缅怀先烈，回顾历史，带着这种日渐饱满的民族精神，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指引下，去更好地面向世界、开创未来、努力拼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主编

2015年9月

近日，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各类新闻报道、纪念文章、回忆录等通过书刊、传媒、电视、网络等各种渠道，像雨后春笋般的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其中绝大部分涉及抗日战争、重大战役、政治人物等题材，其中四万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奋勇抵抗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外人士；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让我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在阅览、观看的同时，一种遗憾之感油然而生，除了这些军事题材的内容之外，还有极其重要的另一部分——经济领域中的抗战题材，相对却寥寥无几。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显然就是两个——征服国人，掠夺资财。但一些有良知的民族工商业者和著名的私营企业家毫不屈服。他们将产业迁离到日寇不易涉足的内地，为国救亡图存、参与物资撤退转移；或在后方发展经济、支持前线战事；或向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抗战力量，冒着生命危险运送急需物资；或在沦陷区坚决不与侵略者妥协合作。在抗战胜利后，也在第一时间投人到生产恢复中，保存了民族的经济血脉。对于这些前人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我们有责任向后人展示。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恰好本人25年来收集的大量史料，近日正在编撰一套反映我国证券市场的史书——《中国股票百年史》，已接近尾声。于是，就从中精选了一些与抗战有关的内容，在全体编委的协助下，编成了本书。由于编者专业水准有限，写作水平欠缺，加上资源不足，难免挂一漏万，仅作抛砖引玉之用，故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并能补充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徐士敏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