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纪念救国会成立八十周年)》是一本有关救国会历史的画册，共收集百余幅有关救国会的珍贵图片，以图文形式细述了救国会的发展历史，其中七君子的后人也提供了部分老照片、纪录片等资料。群言出版社已出版《救国会》，并获得优秀出版物提名，《救国会史料集》也可由王健老人编写，如《救国会画册》出版，有过救国会的历史资料基本完善，成为一套完整的历史资料，既有研究价，也有利于图书的发行。

救国会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1936年5月31日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成立的。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正是走向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时候，救国会认为自己已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而宣布结束。救国会走了14个年头的艰苦历程，经历了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王健编著的《救国会(纪念救国会成立八十周年)》是一本有关救国会历史的画册，共收集百余幅有关救国会的珍贵图片，以图文形式细述了救国会的发展历史

正文

救国会大事纪略

(1935—1949)

1935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1935年，日本魔爪越过长城进犯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中国人民对局势的严重发展十分关注，知识分子更为敏感。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寇侵华问题，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读书会，以及聚餐会，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复兴中华民族的方策。

5月 上海《新生》周刊登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日本侵略者认为是侮辱了天皇，横加干涉，国民党政府即通缉文章作者易水(艾寒松)，并将《新生》周刊主编、爱国人士杜重远判罪入狱。事件发生后，上海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愤慨。沈钧儒推动上海律师公会进行营救，并亲自出庭为《新生》事件辩护。

8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意见。

8月27日《新生》事件发生后，《新生》周刊被迫停刊。邹韬奋由美国赶回上海，即着手筹备出版《大众生活》周刊。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广泛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11月16日 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公开发行。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大游行，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青年的响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2月12日 上海爱国民主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二百八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见《大众生活》1卷6期)

12月14日 上海各大学学生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并电请政府保障正当爱国运动与言论自由。

12月18日 南京学生以中央大学为首，举行第一次抗日示威大游行。

12月19日--20日 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举行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

12月21日 上海妇女界沈兹九、史良、杜君慧、王孝英、胡子婴、陈波儿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发表宣言及《告全国妇女书》。当日，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女生及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工作者等近千余妇女在南京路举行示威大游行。

12月27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余人参加，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35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见《大众生活》1卷9期)

1936年

1月9日 上海爱国教授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沈钧儒、章乃器、潘震亚等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

1月27日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有文化、教育、新闻界150人参加，选出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崔敬伯等31人为干事并发表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两次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

1月28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刘良模、沈兹九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会后举行游行。

2月9日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主要成员是当时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沙千里是该会主要负责人。(根据沙千里回忆)

2月14日 上海《申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公开攻击救国运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进行反驳。

2月23日 陶行知、戴伯韬、刘季平等组织的教育界救国组织——上海国难教育社成立。

2月25日 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的权力。

3月8日 上海妇女群众万余人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反日大示威。

3月10日 南京学生以谒中山陵为名，发动了抗议“郭清惨案”，声讨卖国贼大规模示威游行。

3月28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出版。

4月25日 中共中央派冯雪峰由陕北瓦窑堡到上海，他带有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即：“同当时上海各界群众救亡运动的负责人沈钧儒等取得联系，传达中央政策，并同他们建立经常关系；同时通过各种线索，向各党各派宣传党的政策和开展抗日统战关系。”冯抵沪后不久即与沈钧儒、胡愈之、章乃器等人取得联系。(见冯雪峰文，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5月6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共同创办的《救亡情报》出版。

5月29日 全国学生界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

5月30日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上海各界群众六千余人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见《救亡情报》)  5、6月间胡愈之自苏联途经法国、香港到达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接受中共潘汉年的领导，全力投入救国会的工作。(胡愈之回忆)

5月31日--6月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最后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等15人为常务委员。P109-111

救国会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它是在1936年5月31日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成立的。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正是走向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时候，救国会认为自己已胜利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而宣布结束。救国会走了14个年头的艰苦历程，经历了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救国会的成立，对动员民众、宣传抗日、促进各阶层团结合作、推动全面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救国会领导人柳浞同志时所说：“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是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是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

董必武是沈钧儒最亲密的挚友，董老也曾说过：“沈老在我党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给我们党极大的支持。30年代沈老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和民主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是我们党所起不到的。沈老的功绩我们是永久不会忘记的。”

其所以能发挥这样大的力量，绝不是只凭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的组织、一纸动人的宣言所能奏效的，而是它从始至终是和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并且它在成立之前就有着长期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向关内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对日本侵略者节节后退，而对共产党由军事围剿进而文化围剿。这个时候，有血性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觉醒了；并进一步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高举爱国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们在社会上树立了威信，成为爱国群众的带路人。

邹韬奋在1932年主编《生活》周刊，他与胡愈之、杜重远等人合作，把一个少谈政治、迎合市民趣味的刊物，变成了大谈国内外时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众读物。《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联系了党内外的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精神食粮。《生活》周刊为支持福建的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而被迫停刊。停刊后，随即出版《新生》周刊，不到一年，因登了《闲话皇帝》一篇短文，引起日本帝国主义无理抗议，认为是诬蔑天皇，又被查禁，而且主编人杜重远被国民党判刑入狱，造成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新生》被禁，又出版了《大众生活》，三个多月的寿命，改为《永生》，四个月又遭查禁。邹韬奋流亡香港，创办《生活日报》。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顽强斗争，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群众，而逐渐形成了一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

李公朴1930年美国留学回国后，他深感要唤起民众，必须提高文化素质，要从教育人手。1932年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接着又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图书馆读者由二三百人增至两万多人，补习学校增设七个分校，学生共四千多人。图书馆设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开辟“读者问答栏”，李公朴请地下党员柳浞、艾思奇、夏征农、廖庶谦参加指导。1943年11月李公朴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后又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等书，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对青年思想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补习学校的学生也都成为救国会所联系的基本群众。胡愈之在《忆公朴》一文中说：“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读过补习学校的学生，有一两万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他们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

沙千里本来是位律师，但他大部分时间参加社会活动。1930年他主编的《青年之友》，引导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主张普罗文学，因而在国民党政府高压下被迫停刊。后又在《青年之友》的基础上组织“蚁社”，他们的宗旨是：为了祖国独立，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蚁社”创办了《生活知识》月刊，读者大多是公司、商号、工厂、银行、邮局、海关和工部局等单位的中下级职员。《生活知识》使“蚁社”更加壮大起来，这些群众为后来职业界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救国会还有一批在当时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律师、教授、学者、教育家、事业家以及民族工商业者，如沈钧儒、陶行知、胡愈之、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杜重远等人，他们著书、写文章、发表演讲、办教育、组织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采取各种形式，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动员广大基层群众。呼吁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特别是沈钧儒老先生，当时他已是年届六旬的老人，著名的法学家、律师，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伸张正义，主张民主政治，保护人民权利。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在他的诗文和具体行动上。他有一首流着眼泪写的诗：《我是中国人》，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唤起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爱国心。他是大家公认的“爱国老人”。后来他成为救国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救国会和共产党是血肉相连的，而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国民党进攻中共中央苏区的同时，在白区加紧“文化围剿”。从1933年到1935年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受三次大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捕变节，江苏省委也受破坏，党员多人被捕，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但是党的地下基层组织并没有全部被消灭，他们继续独立作战，并联系所属团体和书店照常工作，而且工作还在开展，例如生活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最困难的时期里有党员参加合作，反而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书刊。《新生》事件后，党员和党外爱国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新知书店，在出版界又出现了一支生力军。夏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上海地下党失去了上级领导，工作是艰苦的，但是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当时党所领导的“社联”的活动早已超出了文化界知识分子圈子，在职业界、妇女界、学术团体以及法律界建立了各自的小组。左翼文化运动提出了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过来，“社联”事实上已经是个广泛的联合战线的组织了。与此同时，党外的进步爱国知识分子，也发挥了极大的自觉性，纷纷起来，组织有党员参加的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对国内外时事问题交换意见，并积极开展各界救亡活动。到这个时候，党和爱国知识分子更加广泛地联系起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运动，像把火点燃了上海爱国运动。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钱俊瑞、薛暮桥、沈兹九等二百八十余人立即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先后，有沈兹九、史良、罗琼、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王孝英参加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了。沈钧儒、周新民、章乃器、顾名、吴清友、潘大逵、张定夫等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成立了。沙千里、杨延修、任崇高、张承宗、陆诒、王纪华等人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了。其后陆续成立的还有陶行知、戴伯韬、刘季平等组织的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袁牧之、陈波儿等组织的电影界救国会，以及新闻界救国会等。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各大省市各界救国会也纷纷成立起来。于是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到会的代表五十余人，代表了十八个省市、六十余救国组织(还有六个地区的代表未及赶来参加)，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大会认为全国救国阵线，不久将有更大的发展。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这就更有利地推动了全国救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是年8月，救国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向华侨宣传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地华侨纷纷起来响应。不久，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参加大会，成立全欧抗日救国会，一致表示奋起救国的决心。此后，陶行知、陆璀到美国，走遍了东西两岸大大小小的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是年11月，在纽约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会，并通过声明：“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此外，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日组织，与国内的救国会取得了联系。到这个时候，国内外抗日救国的呼声已响遍了世界。

1936年4月底，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达上海，携带了四项任务，其中一项是与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取得联系，协助救国会工作的开展。冯雪峰与在上海地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取得联系后成立了“党委”，开始重建上海党的组织，上海的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从此以后，救国会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党在全国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年是2016年，救国会成立80周年，我们将怎样纪念呢？

回忆1996年，救国会成立60周年，由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60周年纪念会，党的领导人有李瑞环、王兆国、吴学谦等，民盟中央和各方面代表有费孝通、丁石孙、李文宜、叶笃义、钱伟长、万国权等。还有在京的救国会同志张劲夫、段君毅、陆璀、徐雪寒、沈谱等不到30人出席。全场出席人员约150余人。会上发言的有：王兆国(代表中共中央)、费孝通(代表民盟中央和其他党派)、张劲夫(代表救国会)、徐雪寒、泰柳方、沈谱(均为救国会会员)。这次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念救国会的一次盛会。

会后，沈谱建议出版一本救国会纪念文集，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会员都很同意，随即组成了以沈谱为首的5人编辑小组(其他4人为于友、李庶、王健和特约的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负责人金若年)。经过半年多时间，广泛征集稿件，收到救国会老同志和当年救国运动参加者来稿，并收集了救国会成员过去发表过的有关救国会的文章。这些史料都十分珍贵。最后登出《救国会大事纪略》，这是王健多年来收集全国各地有关救国会的史料整理出来的。它系统地反映出救国会14年光荣历史的全貌。

到了2006年，是救国会成立70周年，以沈钧儒为首的9人救国会纪念委员会，唯我一人尚在，时年90，当时我在上海，到处打听救国会同志，已寥寥无几，纪念会是开不成了。我写了一篇文章《救亡文化运动中的“救国会”》登在《上海滩》杂志上，作为纪念，以慰救国会先烈们在天之灵。

近几年来，我的身体尚保持健康，思维虽有些衰退，但仍能写作，我一直还记着我们在编救国会60周年纪念文集时“编后记”上的几句话：“我们想出版一本救国会画册，得到大家的赞同，但从我们这些人的现状来看已力不从心，目前难以实现，只有期待后人了。”两年前(2014年)我就想到这件事，但期待后人可能是期待不上的，只有自己动手。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并加注释，与群言出版社商议，最后签订了合同。花了一年时间，第一初稿编辑出来，我不中意，第二年我亲自编排，翻来覆去颇费周折，图片收集也不够完整，消耗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总算是在出版社的协助下编出一本比较像样的救国会画册。已交出版社核定，争取今年6月前出版发行。作为救国会成立80周年纪念。这本画册的出版，受到常州市武进区国家高新区古方社区、李公朴研究会、熊继周女士和谭安厚，以及张国男女士给予经济上支助。我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是救国会纪念委员会9位成员唯一尚在的一员，这是我尽了我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