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突兀地碾在这夜。夜漆黑如墨，浓墨洇染的夜，山无棱，天地屏息。四下里没有犬吠，甚至你不知，远处的梁上或者山腹人家，有没有一只黄狗正被惊动，竖耳向车声方向望过一望。
白日里走过这山路，我知道，我要回到的住处，过了一堆被毁的牌坊乱障、一方大磐石，越过激流中那些嶙峋的山石，河岸边，在一对长满青苔与荒草的“桅杆”旁，一家曾经的古驿站——如今只有两位老人栖居的一排老屋，其中的一间，便是。
有了水流声。“家”快到了。
有狗单调地叫。屋里的老人是不是也听见了我搭乘摩托车回家的声音。远远的夜空，一盏路灯从半空中亮起来。
老人踩着一河乱石过来接我。电筒的光，织出一匹雾茫茫又娇嫩的绸。
深谷里，山为帐幔，曾经人流如织的古驿道，秦巴山中，四川万源庙垭乡名扬村的龙王桥头，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造访了，更别说，夜归人。
第一日，农历二十一
旧客栈
夜寒。“客房”不大，七十多年前的老屋，门闩已插不上。深谷里当是无人，轻轻掩上也罢。
人在被子里，头上有风过。一条丝巾缓缓罩着。
这一夜，有鼠窸窣。隔一时，猪又猛地嚎起来。都不喧嚷了，门前的河水才亮出了它绕石戏卵的欢声来。
1942年，这老屋的主人，来接我过河的王新成诞生在这里时，没有人能说得清他的祖上已在这里居住了多少辈。“自从盘古开天地，我家可能就住这里了。自从有人烟起，这龙王潭的龙王河上可能就有桥了……”
新成老人所说的桥，一堆一堆化作乱石与桥墩就躺在门前我走过的那条河里。河二十余丈宽，最古老的一堆遗址，要算龙王潭边的那一纵。
桥墩一级一级隔在河中，当年的石桥或许并不宽，厚厚的石条就架在桥墩上。没有护栏。
其实这里原本无路，也无桥。这路，是为一个女人而开的。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天子的女人钟爱一口荔枝，于是便有了这路。从涪陵(今重庆境内)启程，经绥定(今四川达州)，过今天的达州宣汉、万源(鹰背乡、庙垭乡)等地，入陕西镇巴。每二十里一驿，一千多公里地，翻巴山，越秦岭，直抵长安子午道，直达当年锦绣宫中。百马毙山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后来杜牧过华清宫时的怅惘。
后来的光阴里，这条荔枝道，成为川陕客商往来的要道。
新成这一辈人有记忆的是，下到绥定府，上到西安，当年都得从这路这桥过。行马的，背盐的，背棉花、桐油、布匹的，还有邮差、自上而下的官差，无一例外。
在更早时候的旧时光里，这村子里，后来及第的举人张玉恩当年赶考，当然也走这路。
张氏三兄弟那年一同赴考。那日许是涨水，三人已涉水过去了。回首间，水湄旁，一女拎裙蹙眉。长兄玉恩遂又踅身过去背她过河。
那时节，礼教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有次序，男女授受不亲。之后在考场外，玉恩反复遭两位弟弟开心戏谑。
有看客那日一旁搭讪，如他能就此赋诗一首，你二人遂不得再取笑兄长，若何？
玉恩挥毫成诗：
二八佳人江阻流
书生权作渡人舟
暂将笔手挽花手
恰似龙头对凤头
三寸金莲离水面
十分春色惹人愁
轻轻放在临江岸
两下无言各自休
看客不露声色，只是颔首，然后遁去。后来知道此人正是微服私访的考官。一首诗中了举人，这条故径上一时吟诗成风，蘩花朵朵。
……
也是于明清的旧时光里，新成家的门前，一喜一忧还发生了两桩事。
新成的姑祖母跳了崖。
P3-5
她无法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自信，相信自己与对话者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她也无法像另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梁鸿那样，把“改变”的向度悬置起来。她力图使两种分裂、隔绝的时间达成一种统一的意识，但她又是如此慎重，她并不确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她的挫折感来自于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式的傲慢自信怀着警觉，所以最终，她在这本书中更像一个羞涩的、善良的、力图分寸得当的客人。
——著名文学批评家 李敬泽
令人心碎的凋敝乡村的场景。破碎的不只是生产生活图景，更是亲情与伦理。这是中国广大乡村、广大农民为城市、城市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么，当城市壮大到如此程度时，真该为乡村、畸零的乡村人做些什么了。
——著名作家 阿来
熊莺的文章，给了当下大散文写作一个不小的惊喜。她的文字，沉静，忧郁，深邃。熊莺散文的文本意义在于，她笔下的所有事物，都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正在进行时的中国乡村日常生活，成就了一部中国乡村历史画卷般的静穆默片。
——著名作家 王跃文
《远山》真够远的，不仅在我们的眼力之外，还在心力之外。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没想到”的，笔力到处，即是惊心处。良知这个词，出自《孟子·尽心》中，“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善知，是天赋。读着熊莺的这本书，我们该为这个时代的感觉麻木而惭愧。
——著名作家 穆涛
谁在卜算生命的成型(后记)
书稿于去年底完成。记得那晚，合上电脑的刹那，我深深叹出一口气。
有些记忆是注定合不上的，比如，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这一年间，我所踏访之地——川陕交界的四川境内的秦巴山区，在那里，我所见到的一切。
期待自己，不要过度阐释你眼中的乡村；期待自己，不要刻意去放大当时的某种个人情愫。这些文字，我于半年后的今天重新翻开它、审视它，我期待自己的记录，平实，真实，诚恳。
一
“兵兵，仿佛注定是活不了的……”我总这么跟朋友叹。
兵兵父母这一代人，一出生，仿佛就是为了成年之后，离开故土，进城打工。
打工人挣来的钱，在乡里，第一要义就是盖房。那一年，兵兵的父亲，一背篓一背篓背着沉沉的水泥石灰砖头，从镇口，背到杂草丛生的镇尾建房。预计三层的楼房建到一层半时，钱不够了。他停下工程，与妻子再一次进城打工攒钱。
在陌生的大都市，兵兵的父亲，做了第一次癌症手术。
父亲走后，他年轻的母亲改嫁，入住另外一座空山中。不久，母亲与继父也外出打工。
兵兵与村庄里所有的小孩一样，是随爷爷奶奶长大的。空山里。这样的老人与小孩的关系，是祖孙，似父母。大山仿佛已容不下有活力的年轻人。这时节，请问，有谁能告诉我，年幼的兵兵，该安身何处？
镇尾，最终落成的那幢新楼，成了兵兵母亲与他奶奶反目的导火索。法庭上，那一天，听到自己被判由母亲抚养时，兵兵面无表情。
爷爷离世。最后的那个春节，有小同学看见，兵兵独自去他爷爷的坟前哭坟。小孩坐在嗖嗖寒风中，嘤嘤抽泣。后来某次，兵兵告诉同学，他躲进了漆黑的深山老林里露宿。
最后一个春节，兵兵回奶奶家吃了他于人世的最后一餐“年夜饭”。
大年里，他说他要去看妈妈，背着小书包就走了。几天后，人们发现兵兵卧在镇上公路边的涵洞里。洞内狭小，三角形的夹角最高处，不足六十厘米。
奶奶跑去找到小兵兵时，看见爱孙的一只手背上，起了一枚杏大的红红冻疮。洞里，只剩一个啃得剩下一半的苹果。
最后一次兵兵奶奶与爱孙相遇，是在那年秋天。奶奶去接兵兵的小表妹放学，兵兵跑过去：“奶奶，我想跟你回家……”
“幺儿呢，奶奶莫法带你回去呀(无抚养权)……”老人抹着泪，拉着兵兵小表妹的手往校外走。
很小的一件事情，那个初秋，兵兵自缢了。
或许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值日生很正常地让他交作业。就着上铺床的铁栏杆，九岁的孩子，—件秋衣作绳，了断了自己。
一个九岁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有没有人，做过最深最透最痛的思考？
兵兵的老家里，有一面墙。墙上的“壁画”，是兵兵的作品，是那年五岁的兵兵跪在父亲的病榻上画的。粉笔，如剑，如戟，如厉风，如电光，在墙上左冲右突。一墙弯弯曲曲粗粗细细乱麻一样的线。线团中，偶现一张童颜。童颜有眼无珠。口，半张开着——名画《呐喊》一样张开的口。
据说，兵兵的父亲走的头一晚，昏暗中，这位年轻的父亲，一直在掐着指腹，盘算(文见《清秋》)。
二
“那些人去哪里了？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村庄……”总有人爱这样问我。
去年中韩作家交流会上，韩国作家郑容俊诵读完我的《一户人的村庄》(节选)之后，他也问。
我该怎样作答？
……
“我们与他们所不同的是，我们，多出了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元社会’这一段……”
拜访李东山教授那一日，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三楼的窗外，半截小指粗的电缆，从墙后秋千似的弹出一弓。一只小鸟飞来歇脚。小鸟自然看不见窗内的老教授在桌上，将历史斩成一段一段的手势。它顾盼，雀跃，啁啾。
电缆线因它而晃荡，它也同时身处动荡中。
午后的阳光，把那一只小鸟的羽毛，照出织锦一般的迷蒙辉光。
四
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当然也即历史。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大的史学和社会学命题。
一年来，我背负行囊走进山中，乘火车、坐汽车、自驾车，也搭乘山里人的摩托车。没路的地方，我步行；没旅店的地方，我住村主任家、村小教师家、留守儿童家、普通农户家。不少友人问我，“为什么？”
生逢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我为那“阵痛’之痛而痛，一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疼痛在所难免。而作为写作者，我又感到自己的幸运。
人生，或许，我们每一个人注定会有许多的“课”。倘若它注定是你要补上的“那一课”，那么，我唯有选择安心地去做。
生活永远大于文字，我所能做的，只能说，譬如是，一粒微尘，际遇另一粒微尘，际遇微尘众。譬如是，一种微小，在感知另一种微小的真切存在。
仅此。
感谢我所敬重的李敬泽老师，于百忙之中，为这本小书作序。感恩！
熊莺
2016年5月1日于成都
另一种“客观”
——《远山》序
田园将芜，远人不归。熊莺写了这一本《远山》。
在暮色降临的大地上，这本书轻如鸿毛。熊莺所写的那些人——那些留在山村里的孩子、那些无依的老人，他们大概不会读这本书，而人在远方的孩子的父母、老人的儿女，他们更不会读。
那么这本书写给谁？
如同一般的非虚构写作一样，这本书是一个行动，熊莺走过很多山村，与孩子和老人交谈，在此过程中，她知道她会写一本书。我相信，她不得不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什么事会因这次行动而改变，哪怕是一点点。熊莺的远行不是游山玩水，她的《远山》之“远”主要不是地理的，而是相对于某种总体性的意识结构而言。她的行动是一次实践，一本书并非实践的终点，它应该在阅读者的意识和生活中延伸。
正是这个问题，最难将息。
不久前，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读的时候，常常感叹：那些人，可真能说啊。整本书由诉说构成，那些俄罗斯人，在经历了历史巨变之后，他们在录音机前，面对着一个采访者，说出了如此多的话，历史如此清晰地在个人经验中呈现，一切似乎都可以形诸话语，滔滔不绝。
也许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参与了历史，他们的诉说和他们的愤怒、悲伤、迷惘都有一个对象，就是历史；历史以明确的时间线索提供了叙事，指引他们整理和组织经验，形成意识和话语。至少在诉说中，他们将自己历史化了，由此，个人生活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
而《远山》中的那些孩子和老人，他们的话很少。如果熊莺把录音笔放在他们面前，现在，说吧！双方将会陷入难堪的沉默。
他们对着什么说呢？怎么说呢？关于乡村的变革，关于土地的流转，关于离散和远行，这一切当然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谁曾活过三千年呢？历史的和经济学的话语并未充分地进入个人意识，中国的农民不善于自我表达，这并非由于知识水平和心智水平，而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被说的，远方的话语在他们的经验之外运行。
所以，竟是无话可说。每一个坐在对面的人，都被围困在孤独的个人经验中。《远山》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那种沉默。我们看着熊莺在村庄中奔走，我们知道她希望和那些人深入交谈。但她不得不以自己的声音补充那广大的沉默，不得不在她所携带的社会历史景深中解说沉默。这就好比，一个摄影师拍摄人像，人是真的，背景也是真的，但图像中人对自身的背景并无意识。
在这里，存在两种时间，历史的时间和个人生活的时间。熊莺的表以历史时间为标记，她明确地知道，那些老人和孩子的命运属于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进程，但问题是，老人、孩子或者他们远在他乡的亲人，并没有熊莺手上的那块表，他们不是按照那块表组织意识和话语的。这里的历史更像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它不提供故事，它不被意识，它如同空气、水和土地，是沧海桑田，但也是日复一日，人们在其中生老病死，如草木枯荣。
熊莺在两种时间之间，想必充满了挫折感。作为一个转述者，她面对特殊的难度，就像油与水不相融。这个城里人、这个去往远方的人，赋予行动和写作实践意义，显然认为自己应为某种改变尽微薄之力。于是，她无法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自信，相信自己与对话者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也无法像另一个非虚构写作者梁鸿那样，把“改变”的向度悬置起来。她力图使两种分裂、隔绝的时间达成一种统一的意识，但她又是如此慎重，她并不确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她的挫折感来自于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式的傲慢自信怀着警觉，所以最终，她在这本书中更像一个羞涩的、善良的、力图分寸得当的客人。
生活中的熊莺也正是这样的人。此身原是客，不做惊人语。在远山之间，这恰恰成为一种诚恳、有效的态度和方法。熊莺小心翼翼，对远山之事怀着敬慎，她讲出了关于真实、关于爱、关于困顿劳苦、关于失败和凋零、关于孤独离散的种种故事，讲这些事时，她深知，煽情是轻浮的，评判是轻率的，阐释是残酷粗暴的，她几乎是怀着歉疚在述说，一种对述说本身的歉意，一种来自自身世界的歉意。
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这本书写给谁呢？我以为，熊莺是写给自己，写给她出发的那个世界。她欲把“远山”引入这个世界的总体意识，凭着这本书，她意识到远山的人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我们身体上麻木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尽管这件事其实已经通过媒体、通过公共讨论逐步设置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但熊莺几乎是出自本能、出自心性的羞涩和歉疚却作为具有内在性的实践为这一过程提示了新的向度：远山不是仅仅靠着移情、修辞乃至政策的认领就能够回归，在移动远山时，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我们是客，此山为主。这里的人们自为主体，问题不仅在山向我来，更在于我向山去，而这需要另一种“客观”：熊莺笔下那种伦理的和美学的谦卑、自制、迟疑、羞涩。
轻如鸿毛的书，轻轻地、珍重地飘荡在远山的沉默和我们奔腾的喧嚣之间。
李敬泽
2016年10月5日上午
《远山》是作者熊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背负行囊乘火车、坐汽车、自驾车，也搭乘山里人的摩托车，踏访川陕交界的四川境内的秦巴山区，没旅店的地方，住村长家、小学老师家和留守儿童家，采集山区农村家庭资料，思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命题，试图回答：那些人去哪里了？他们为何要离开自己的村庄……
轻如鸿毛的书，轻轻地，珍重地飘荡在，远山的沉默，和我们奔腾的喧嚣之间……
一本写给自己，写给她出发的那个世界的书。
作者熊莺欲把“远山”引入这个世界的总体意识，凭着这本《远山》，她意识到远山的人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我们身体上麻木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