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
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迷惑不解。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命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晴朗的礼拜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我，就没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的鸟儿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第安人那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眼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
在我青年时代就存在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复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终于敢在公众中坚持并宣告：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对此不能不加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盏新的明灯，并且越来越亮。
自1893年起，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在这世纪末的日子里，我们大学生共同经历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尼采和托尔斯泰各种著作的传播。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他的学业几乎还未结束，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研究古希腊文化及精神，而且也从事一般文化问题及精神的研究。从1880年起，尼采表示反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文化。他谴责这种欧洲文化，认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之软弱和畏缩的精神，它产生了要求爱他人的伦理。为了保护这种伦理，它还创立了天国希望的理论。
根据尼采的想法，真正文化的伦理只能是对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并不受爱的“奴隶道德”的约束。他坚持“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 尼采以极大的激情阐发了这种关于文化和伦理之本质的新观点，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就在那时，即那个世纪末的时刻，托尔斯泰(1828_1910)的著作也在公众中流行。在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这位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日耳曼的世界观。托尔斯泰肯定伦理的文化，他认为伦理的文化是他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中获得的深刻真理。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使我们了解到：他是如何认识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的。
我们19世纪末的年轻人，就这样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打交道。
在这种状况中，我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失望。我期望宗教和哲学能够共同有力地反对和驳斥尼采，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也许，它们已经表示过对尼采的反对。但是我认为，宗教和哲学没有能够也没有尝试在尼采对它们挑战的深度上阐明伦理的文化。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在世纪末期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动能？这促使我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个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发现，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哲学文献根本就不认为文化和伦理是一个问题；相反，它们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既成的精神成就而接受下来。
我自己则不能摆脱这种印象：人们认为永恒的伦理并没有向人类和社会提出重大的要求，它是“处于休息状态”的伦理。
从而，19世纪末，当人们为了确认和评价这一世纪的成就而回顾和考察各个领域时，流行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乐观主义。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在发明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但我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P1-3
阿尔贝特·施韦泽著作的中文版在大陆主要有《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国思想史》(史怀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其中《敬畏生命_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的中文版最初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92年初版，2003年重版。现在这个版本即2016年版，细致地修订了原先的译文，修改了2003年版的中文版前言，并增加了一个附录：(《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一书能够不断地出版，充分说明了此书的价值，这可以从“敬畏生命”一词成为我国公众生活的广泛用语这一现象中看出。尽管此书不是施韦泽(史怀哲)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译者也不能绝对地说自己首次把德语“：DieEhrfurcht vor dem Leben”译成了“敬畏生命”；但不能否认，正是在《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一书出版之后，“敬畏生命”一词才广泛地进入了公众生活。对此，译者深感欣慰。
当然，从1992年至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中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不断增强，有着长期和广泛影响的各种反传统思潮正在逐步退场，这当然会影响到中国人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理解和接受。但是，作为好学深思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们都要努力学习人类暨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能自满自足。毫无疑问，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就属于西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愿新版《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继续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译者序 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
编者导言
1. 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2. 敬畏生命
3. 要求和道路
4. 文化危机及精神原因
5. 青少年时代的回忆
6. 作为耶稣基督精神生命的伦理
7. 哲学和动物保护运动
8. 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9. 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
10. 人道
11. 当今和平之路
12. 回顾与展望
阿尔贝特·施韦泽年表
附录：道德·文化·生命·中国——施韦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译者后记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基本原则，即“敬畏生命”的要求适用于人类行为能够促进或危害的一切生命领域，从别人的生命、个人对自然的行为直至时代的中心问题：和平、社会发展、文化、科学、环境，等等。
在非洲和欧洲，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劳动，阿尔贝特·施韦泽从神学和哲学的前提出发，论证了这一原则。生命的权利，包括人类和自然生命的权利，它的自由尊严、发展和价值，是当代多方面的基本课题。阿尔贝特·施韦泽不断深入思考着这些伦理问题，本书就收集了他直至1963年的相关论述。这些论述概括了施韦泽的基本见解，即从他在斯特拉斯堡和兰巴雷内写下的关于基督教博爱和伦理的笔记开始，到他持续地反对核试验的论证。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施韦泽以罕见的见证力量发挥并身体力行的基本思想，其目标就是与生命休戚与共。他实践了自己的原则并以此教诲人，尽可能尊重和不伤害生命；他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信念，并使人们注意到这一信念。施韦泽在手稿中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这一原则。斯特拉斯堡的布道和文化哲学著作((文化和伦理》(1923)构成它的开端，本书选人了这两本书中的一些阐发。本书还第一次集中地收入了他在后来几十年中的相关论述。例如，施韦泽1954年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1963年的和平论文，涉及了当今世界保存生命的决定性问题。总之，作为一个伦理命题，“敬畏生命”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始终具有重要意义。
1963年夏，在阿尔贝特·施韦泽于非洲从事医疗活动50年之后，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把他关于敬畏生命的基本论述收集在一本书中，并通过它展现其全部思想和这些思想的形成过程。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们进行了此书的编辑。后来，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兰巴雷内写信给我，说由于高龄和那里的工作，要求我负责此书的最后定稿。当时，在这位89岁老人的领导下，兰巴雷内医院又开始建造新的病房，他心中充满了对病人的担忧。
那时，阿尔贝特·施韦泽正在冷静地考虑：未来他的医院如何继续下去。1965年4月2日，即他逝世前几个月，施韦泽在给我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出版这本概括其伦理学基本思想的文集之期待。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其思想之路充满了信心：“敬畏生命的伦理开始在世界中实现……对你以我的精神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由此，这本书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最后三年，追溯到他为人类和平和子孙后代而进行的斗争。
数十年来，人类给生命带来了许多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而阿尔贝特．施韦泽的理论也出现了这样一种伦理观念，它不仅坚持对人类生命的责任，而且也包括对自然生命的广泛责任。施韦泽的道德原则和当代的精神发展及其趋势、希望、重负不可分离，它是当代以及未来的伦理力量。这种力量不会在论战中失落；相反，它能在个人范围内和社会领域中形成坚定的律令。
当然，对待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原则，我们也要持批判的、客观的态度，应该毫无偏见，并且坚持那种施韦泽在其学术研究中期待的严格性。但是，任何分析都需要这本书的基本论述。 因为只有通过这些论述本身，人们才能了解施韦泽思想原则之间的相互联系、时代特点、有效性和全部严肃性。尽管解释“敬畏生命”原则的争论会过去，但这个原则的核心始终是近代伦理学的杰出思想财富之一，始终是其伟大认识活动之一。论证可能发生变化，新的见解也会形成，但这种伦理学所发现的观念，就像其他伦理学原则一样，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财富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阿尔贝特·施韦泽实现了这一突破，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它们必须不断地被付诸行动。
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敬畏生命的信念是耶稣基督、耶稣伦理的继续。神学的基础和伦理学—哲学的推论在此密不可分，以致人们根本不可能在孤立的范围内理解思想家施韦泽。此外，即使从学科语言和门类的角度来看，施韦泽的学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这一切来自他的主动追求。对于他早年前往赤道非洲帮助受苦的人们的决定，施韦泽在其著作和书信中强调这属于那种伟大和永恒的传统，在其第四部主要著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中，施韦泽写道：“在历史变迁中，不断用行动传播耶稣的福音。”留在京斯巴赫故居中的遗著，施韦泽关于天国和人类思想的手稿，使人们得以更清楚地了解其全部神学和哲学观点，这些手稿于1967年首次公开出版(阿尔贝特·施韦泽：《天国和基督教》，乌尔里希·诺伊恩施瓦德编辑并作序，蒂宾根，摩尔出版社1967年版)。施韦泽1919年在斯特拉斯堡关于敬畏生命的两次布道，也是特别重要的文献。多亏乌尔里希·诺伊恩施瓦德经验丰富的编辑工作，我们才能够了解它们。阿尔贝特·施韦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故乡，在圣尼古拉教堂的布道中，首次公开宣讲了他的伦理学，并基于其信仰力量和耶稣基督福音，发展了这种伦理学。
从耶稣福音中获得的信念，贯穿在阿尔贝特·施韦泽的伦理思想之中，也涉及我们对人类责任范围内所有生命的责任。敬畏生命告诉我们，对自然中的生命，我们始终具有提供伦理帮助的空间和自由。阿尔贝特·施韦泽体现了我们对自然生命的道德义务。我们与生命的交往不能是无思想的，而是应该能在被迫毁灭和人的伦理决定之可能自由之间开辟道路。
阿尔贝特．施韦泽所发现和表述的见解，将日益与人的生活领域和日常意愿发生关系。多年来，施韦泽不是匆忙地，而是在长期自我批判的进展中，冷静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他在行动中实践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施韦泽的见解像任何其他清醒的、严肃的思想世界一样，有权要求对其问题、步骤、陈述以及在现实中建设性的基本力量作出客观评价。
客观、批判地对待施韦泽的思想，正是本书的目的。对于致力体验事实本身和形成责任意识的读者，但愿他们能发现编者的意图。施韦泽思想的真理内容及其在未来的实现也取决于这种努力。辩护对此无济于事，即使有人一直在这么做。由此，敬畏生命的原则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观念，并谦恭地代表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诉诸我们的行为和认识。
本书汇集的各篇章之次序按写作年月编定，只有首篇和末篇例外，它们的位置由其内容决定。
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非洲和欧洲，通过创造性的思想劳动，从神学和哲学的前提出发并论证了这一原则。陈泽环译的《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收集了他的相关论述，概括了施韦泽的基本见解，即从他在斯特拉斯堡和兰巴雷内写下的关于基督教博爱和伦理的笔记开始，到他持续地反对核试验的论证。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施韦泽以罕见的见证力量发挥并身体力行的基本思想，其目标就是与生命休戚与共。他实践了自己的原则并以此教诲人，尽可能尊重和不伤害生命。
陈泽环译的《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这本由汉斯·瓦尔特·贝尔编辑的施韦泽关于生命伦理学的思想书籍，由阿尔贝特·施韦泽的一些回忆录、演讲录、专著片段集合而成，内容有个人生活历程、思想与道德流脉的追忆，也有伦理与文化关系的论述，还有道德真谛的阐释，字里行间流淌着哲学洞见与宗教悲悯。阿尔贝特· 施韦泽的基本原则，即“敬畏生命”的要求，适用于人类行为能够促进或危害的一切生命领域，从别人的生命、个人对自然的行为直至时代的中心问题：和平、社会发展、文化、科学、环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