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一个农民提了一盏油灯凑近来，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长直溜溜地提溜起了小提琴，察看共鸣箱的黑洞，就像一个海关关员在小心翼翼地稽查毒品。我注意到他的左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
他把小提琴举到眼前，使劲地晃了晃，仿佛等着什么东西从共鸣箱那黑乎乎的深洞里掉出来。我觉得琴弦就要被晃断了，拉琴弦面板就要裂成碎片飞溅起来。
全村入几乎都来了，待在位于山顶偏僻处的这座吊脚楼底下。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有的挤在屋子里，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在门口推推搡搡。见没有东西从我的琴里头掉出来，村长便把鼻子凑到黑洞前，使劲地嗅了一嗅。几根粗粗的毛，又长又脏，从他左边的鼻孔中支棱出来，开始微微地抖动。
始终没有任何新迹象。
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划过了一根弦，然后又是另一根弦……
一种陌生的声响在屋内荡漾开来，人群立即全都愣住了，仿佛这声音迫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
“这是个玩具。”村长庄严地宣布说。
这一声宣判让我们无话可说，阿罗和我都默不作声。我们匆匆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很是不安。我在问我自己，这事情会怎么收场。
一个农民从村长手里拿过“玩具”，用拳头轻轻敲了敲背面的共鸣箱，然后把它递给了另一个男人。有好一阵子，我的琴在人群中传来递去，团团地转着圈。没有人理睬我们了，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男孩，瘦弱、单薄，神态疲惫，模样可笑。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脸、我们的头发全都沾上了泥巴。我们活像是电影中的两个反动派小兵，在吃了败仗之后，陷身于武装民兵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傻乎乎的玩具。”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说。
“不对，”村长纠正道，“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从城里来的。”
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
“应该把它烧了！”
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所有人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村长，这是一件乐器，”阿罗开口说话了，神态落落大方，“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重新察看起来。然后他把它递给我，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
“对不起，村长，”我不无尴尬地说，“我拉得不太好。”
突然，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眨眼睛。我心中很纳闷，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
“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村长。”阿罗说，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
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疯了吗？好几年以来，莫扎特的所有作品，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在我进了水的鞋里，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
“奏鸣曲是啥子东西？”村长问我，语气中透着怀疑。
“我不晓得，”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一种西方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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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迷人的故事。经典而又常新，直面现实，寓意深长。就像在最好的故事中那样，蕴含无数宝藏。——谭恩美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终于衣锦还乡了。——余华
作者以动人的说故事技巧，说出了一段在中国那个禁忌时代下的爱情，也为世界文坛琢磨出一颗珍贵的钻石。——英国《观察家日报》
如果你只读一本小说，读这本吧。读这一本等于你读了一百本。——法国《费加罗报》
第一次听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作品，还是在2000年，法国报纸杂志上的书讯经常提到，有一个叫DaiSijie的中国人写了一本小说，叫作《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好评如潮，畅销异常，数月之内，占据了图书畅销排行榜的前列。
中国人在法国用法语写小说并得到好评的例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许多年前，有盛成老先生和沈大力先生的作品，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有亚丁的《高梁红了》，前几年有程抱一的《天一言》，还有与《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山飒的《女棋手》。在我认识的年轻人中，就有董强和李金佳两位才俊用法语写作过小说，在法国出版并得到好评。程抱一先生的法文名字是Francols Cheng，2002年入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成为了法国人所谓的“不朽者”。他的《天一言》获得了法国1998年的费米娜奖。山飒女士的《女棋手》获得了2001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也在法国获得了两个文学奖。
中国人用法语写作，似乎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时髦，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法国文坛上的一次调查：出生比利时的女作家弗朗索瓦丝·玛莱一若里斯在答法国《读书》杂志的调查提问“什么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时，曾这样说：“有一个现象在我看来很重要：在最近几十年中，尽管法语在许多友好国家中失去了影响，却有许多作家，且数目不小，放弃了母语而选用法语创作作品。”。她列举了许多名字，其中有以《等待戈多》而开创了荒诞派戏剧的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写了剧本《乒乓》的亚美尼亚人亚瑟·阿达莫夫，把《犀牛》搬上舞台的罗马尼亚人尤金·尤奈斯库，与肉欲搏斗了一生的天主教徒、美国人朱利安·格林，名单中还有至今仍活跃在巴黎文坛的赫克托·比昂乔第、埃杜阿尔多·马奈、安德烈·马金等人。
其实何止这些人呢，出生俄罗斯的新小说女将娜塔丽·萨罗特，文笔犀利的评论大师罗马尼亚人E.H.乔朗，都选择了法语为创作语言，从东欧走向了法兰西；捷克人米兰·昆德拉早就定居法国，他的《被背叛的遗嘱》《缓慢》《身份》等都改用法文来写。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那么多外国人用法语写作，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走向了法兰西，确实值得法国人自豪，因为是法国的魅力吸引了那些外国作家。
……
我喜欢《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地方，在于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所具有的共性，它很有些像我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命运。例如：同样的喜欢读书，尤其是偷偷地读封资修的“黑书”。我记得，有时偶尔得到一本好书，几个好友肯定是几班倒着读，先睹为快，读个通宵也是有过的事情；同样的喜欢说书，我给一同去上山下乡的知青们讲过《水浒》，还在火车上给一个一起回城探亲的知青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我也听别人讲过《简·爱》；同样的也抄过书，《红楼梦》中的诗词，我抄了厚厚的一本，也背了下来；同样，在露天电影场上看反面电影的经历，也实在令人难忘……
所以，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先生向我约翻译稿的时候，我并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了。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回忆当年饥不择食地恶补外国文学课的过程。当然，有一点我跟小说的叙述者是不同的，我没有机会偷书，下乡时读书是东一本西一本地借来看，而后，进城读大学时，则是到图书馆借阅，还有就是买书，记得，在1978年5月之后的几个月里，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去北京大学西南小门外的海淀镇小街的新华书店，疯狂地购买新出版的和重新印行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候，我带工资上大学，兜里有几个小钱，而且图书也很便宜，几角钱一本，厚的也不过一元多一点。《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的主人公最喜爱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四大本，只售4.30元；而一本《高老头》，只要掏0.73元就可以买下。那个时代，也有不少美好的回忆。
拉拉杂杂，是为译后记。
余中先
2003年1月22日雪后放晴
于北京芳群园寓中
我的这本小书，竟然在中国交上了好运。优秀的老翻译家、有傅雷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教授将此书推荐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遇上编辑韩敬群先生的热心支持，然后，由余先生翻译(我唯恐才力有限，辜负了他的文笔。数年来，本人一直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余先生翻译的作品必读)，于是，这本一个中国人用洋人的语言写的小说，又像变戏法似的，成了一本中文书。我有点身在梦中的感觉，飘飘然的，好似穷人衣锦还乡了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俄裔，美国籍，很不错的作家，他说他虽然深恶痛绝旅游，却不断地去外国旅行，全为了体验一下过海关出示美国护照时的骄傲心情。我自从有了在北京出书的好事以后，每次过海关，拿出中国护照的一瞬间，也觉得得意扬扬的，竟不亚于洋人。
写这本书的作者，比此时写序的作者年轻四岁，到法国已经十五年有余。当时身边的中国老朋友们皆入了法籍，买了房，开着车，过着平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国旅行不用签证，“指哪里就打哪里”。我羡慕之余，不禁自问是否也摇身一变，入乡随俗，当洋人吧。我当时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用法文写小说并发表，那就入法籍吧。由于是初试牛刀，用的语言又不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材，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这有点像老祖宗的“扬己之长，避已之短”。
伏案数月，唯一的感受是写小说过瘾，比写剧本愉快多了。在这之前，我曾用法文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主要是为自己的片子写，也给一些法国导演、日本导演写过，但从来没有体会到写小说时的随心所欲。(也许是因为那些故事离自己的经历稍远？或是写剧本时总免不了要去算计在黑洞洞的大厅里放映时的观众心理？或是电影工业和经济的压力？)
小说写完之后，就寄到六个规模不一的法国出版社，大中小各选了二家，都是以前工作时就认识，打过交道，曾经希望我把他们某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做成电影。手稿寄出好几个星期后被退回了。六封客气的拒绝信。法文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把很难堪的事说得娓娓动听。我的一个朋友的居留证到期了，收到警察局令人魂飞魄散的勒令出境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先生在某日之前离开法国国土。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不少朋友来到我在巴黎蒙巴纳斯的小屋里喝酒，吃四川火锅。巴黎唯一的妙处，就是常常和来自各国的流浪艺术家们瞎闹，穷欢乐，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知青生活。半夜以后，大家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跳舞的，一个作曲家，名叫让·玛丽·塞尼亚，在我放各种手稿的架子上随意抽了一本。他看了看说，这不是剧作。我说是小说，没人看得上。他看了几句后，乘着酒兴，竟站在椅子上，大声地朗诵了第一章，还博得了这群乌合之众一阵狂热的掌声。塞尼亚的定语是：亲切可爱。他说他认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人，寄去试试。人生难测，我们写的东西也各有不同的命运，起伏跌宕，变幻无穷。于是，这本手稿很偶然地走进了书店，走到了素不相识的人家的书架上。
小说创作的一半，是作者，而另一半是由读者去完成的。这说起来属于老生常谈，但其中确有一点真理。我带着这本书，就像带着自己的儿子似的，周游列国，跟当地的读者讨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让我吓一大跳。最近一个美国批评家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其他的，什么文学啦，巴尔扎克，等等，都是幌子。我还曾遇到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的评论家，他坚持说，这是一个同性恋故事。前不久，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多古怪的名字)，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汉学界组织的讨论会，我的桌上竟放了一堆发黄的、蝴蝶形的银杏叶，还有一个中国的小瓷碗，里面有水，无色，水中有一些小石子，碗上面摆了一双筷子。我怔了一下，他们说碗中是盐水，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在表现我的小说中的两场戏。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段落。(我很吃惊，我个人一直窃窃私好队长补牙一段，记得下笔写时之愉快：一件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去做的事，竟然在小说中完成了。)
现在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小裁缝终于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是永恒真理。尤其书中所叙的禁书年代偷书的故事，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哪一个年轻人当时没有摸过一本禁书呢？一代文学青年，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吧。
原稿是用法文写的。我想到一个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的故事：他几年前回到故乡，他的母亲是一个希腊的话剧演员，会法语，演过莫里哀的戏。有一天，他母亲在厨房里做菜，他拿着录音机进去了，给母亲放了一段他在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所做的采访录音。放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讲呢？
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个让我震动的故事：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
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
戴思杰
2003年4月于巴黎
戴思杰著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讲述的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几个知识青年来到四川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想却自觉地接受了以巴尔扎克作品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文学的再教育。小说写出了“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的文化饥渴、爱情饥渴，以及城乡青年对知识、自由的向往。叙述幽默，气氛迷人，结尾出人意料。余音袅袅，有如一曲浪漫的华彩乐章。
阅读是无价之宝，可以照亮最微不足道的人生。
一个迷人的故事。经典而又常新，直面现实，寓意深长。就像在最好的故事中那样，蕴含无数宝藏。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戴思杰的长篇小说作品，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国际畅销书。
法文本狂销超过100万册，英文本超过50万册，40个国家翻译出版，列入法国、美国中小学必读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