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是在法国事件直接影响下出现的文艺思潮，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要求摆脱封建统治、争取个性解放，思想上反对平庸的理性主义，文艺上反抗古典主义条条框框束缚的斗争。

浪漫派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文艺思潮孕育下产生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虔诚派、启蒙运动、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

虔诚派(Pietismus)，也叫虔敬派或虔敬主义，是德国耶稣教内部的一个教派，盛行于17世纪至18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施彭纳(Ph．J．Spener，1635—1705)和弗兰克(A．H．Francke，1663—1727)。虔诚派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教会的僵化教条的正统观念，它与教会正统的拘泥于文本的本本主义不同，其强调“内心的虔诚”，把感情视为教徒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基础，力图通过虔诚与博爱去克服正统观念。它的主张起初遭到国教正统派的反对，但不久就得到国王的支持，并为各阶层民众所接受。借助以创建人命名的“哈勒·弗兰克基金会”的作用，虔诚派的影响扩展到欧洲其他耶稣教国家以至北美。其深远影响主要是通过冯·青岑多夫(N．L．Von Zinzendorf,，1700—1760)创建的亨胡特兄弟会教派实现的。虔诚派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对赫尔德、维兰德、舒巴特、歌德、席勒等许多德国作家，包括一些浪漫派作家，产生了持久的和深刻的影响。歌德早年一度同虔诚派团体过从甚密。诗人在《诗与真》第八篇里总结了虔诚派对他本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影响。德国早期浪漫派人士施莱尔马赫和诺瓦利斯，从小就受到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熏陶，诺瓦利斯通过其父亲接受了该教派的思想，其父为虔诚派信仰复兴运动(Erweckungsbewegung)的参加者。

启蒙运动(Auflarung)，它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一向是热门话题，备受世人关注，旧的文学史和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把后者说成是对前者的反动。但是新近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却向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后者批判地继承了前者的传统，前者为后者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

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又称“主情主义”，是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文艺思潮，起源于英国，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伤感旅行》而得名。这一派作家反对冷酷的理性主义和僵化的古典主义，提倡直抒胸臆和内心感受，把个人感情生活的描写视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他们重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强调个性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刻画。显然，这些主张与浪漫派精神一脉相承。

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简称狂飙运动，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发生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因弗·马·克林格的同名剧作《狂飙突进》而得名，这场运动具有浓厚的反封建色彩。歌德称它为一场“文学革命”。青年歌德、席勒、克林格和伦茨等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德为其精神领袖，他影响了包括歌德、席勒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他的著作奠定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世界观和美学基础。狂飙突进运动强调发挥个人作用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两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口号和主张：歌颂自然、崇拜天才。

在狂飙运动作家看来，“自然”是与僵化相对立的概念。“歌颂自然”意味着政治上反对专制统治，结束封建割据局面；思想上反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独裁，冲破一切思想牢笼；艺术上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以求创作自由。人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理应充分享受自由，获得个性的全面发展。在德国，卢梭也备受推崇，他被尊为先知，在理性主义时代，他的著作如同上帝的启示。因为他的核心概念——自然、心灵、爱情和自由，使人们对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他提出的“回归自然”，意味着回到不受约束的自然生活方式中去。这个口号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无疑是有力的批判，当时在德国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狂飙运动时期，人们对“具有独创性的天才作家”(Orginalgenie)是顶礼膜拜的，把他们视为理想人物。这类人物具备两种品格：其一，富有独创性，不去抄袭、模仿他人作品，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我行我素，蔑视他人批评；其二，富有直观、直觉能力，他们有非凡的灵感，无须经过深思、推理等意识的理性活动，就可以认识客观事物，甚至错综复杂的事物。显然，这种“直观论”带有某种神秘的唯心主义色彩，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格格不入的。

综上所述，17、18世纪的一些文化文艺思潮，如虔诚派、启蒙运动、感伤主义，特别是狂飙突进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程度上对浪漫派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影响，它们构成了浪漫派产生的源泉。有人把虔诚派、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笼统地称为前浪漫派或前浪漫主义(Vorromantik)，其实，这是个模糊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因为它缺乏统一的纲领，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和时限。

P3-5

前言

导论

第一篇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第二章 一些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

 第三章 早期浪漫派（1790 — 1802）

一、早期浪漫派的产生

二、《雅典娜神殿》

三、早期浪漫派的特点

四、历史功绩

五、耶拿浪漫派的解体

 第四章 中期浪漫派（ 1803 — 1815）

一、时代背景

二、中期浪漫派的特点

三、海德堡浪漫派（1805 — 1808）

四、德累斯顿：中期浪漫派的另一个活动地盘

（1806 — 1809）

五、柏林（中期）浪漫派（1809/1810 — 1815）

六、维也纳浪漫派（1808 — 1815）

 第五章 晚期浪漫派（1815 — 1850）

一、历史背景

二、天主教浪漫派之一：弗·施莱格尔和维也纳后期浪漫派（1818—1829）

三、天主教浪漫派之二：格雷斯、艾兴多夫和布伦塔诺（1776—1842）

四、施瓦本浪漫派（1807 — 1850）

五、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

第二篇 独特的文艺理论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二、鼓吹文艺同宗教的融合

三、偏爱晦涩文字，向往神秘主义

 第二章 美学革命和文学纲领

一、浪漫派的美学革命

二、浪漫派的文学纲领

 第三章 断片：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独特形式

一、断片：浪漫派的重要理论形式

二、浪漫派偏爱断片的缘由

三、断片的传统与样板

四、艺术风格与特色

 第四章 反讽：浪漫派美学的核心概念

一、浪漫派反讽的来龙去脉

二、弗·施莱格尔式的浪漫派反讽

三、浪漫派反讽的接受

 第五章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批评艺术

一、弗·施莱格尔文艺批评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弗·施莱格尔的文艺批评理念

 第六章 长篇小说：浪漫文学之核心

一、长篇小说在传统的标准美学中的地位

二、浪漫派的长篇小说理念

三、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和德国浪漫派

四、《卢琴德》：弗·施莱格尔小说理论的实验基地

 第七章 志异小说和中篇小说

一、志异小说

二、志异小说大家：克莱斯特

三、中篇小说

第三篇 热点难点问题

 第一章 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

一、“对立论”的来龙去脉

二、“对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三、浪漫派：启蒙运动精神的继承发扬者

四、基本看法

 第二章 弗·施莱格尔的莱辛评论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与德国早期浪漫派

 第四章 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

一、时代名称问题

二、席勒与早期浪漫派

三、歌德与早期浪漫派

四、美学上的对比

 第五章 海涅与德国浪漫派

一、海涅背弃浪漫派的原因

二、海涅与浪漫派的关系

三、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

 第六章 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的划分问题

 第七章 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浪漫主义

一、概述

二、欧洲浪漫主义的特征

三、德国浪漫派的个性特征

四、德国浪漫文学在西方国家的接受

五、结语

第四篇 人物研究

 第一章 浪漫派理论家弗·施莱格尔

一、家庭出身

二、青少年时期

三、动荡的生活，丰硕的成就

 第二章 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

一、文学史论争中的诺瓦利斯

二、诺瓦利斯诗歌代表作：《夜颂》

三、诺瓦利斯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

 第三章 怪诞小说艺术大师霍夫曼

一、霍夫曼生平，从音乐家到小说家

二、霍夫曼小说创作巡礼

三、霍夫曼小说创作三原则

四、霍夫曼小说艺术在后世作家中的反响

附录：其余德国浪漫派作家简介

阿尼姆，贝蒂娜·冯

阿尼姆，路德维希·阿希姆·冯

布伦塔诺，克莱门斯

沙米索，阿德尔伯特·冯

艾兴多夫，约塞夫·冯

富凯

格林兄弟

格雷斯

克尔纳

米勒，亚当

施莱格尔，奥古斯特·威廉

施莱格尔，多罗苔娅

谢林，卡罗利妮

乌兰德

瓦肯罗德

文/张黎

（张黎/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

《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 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

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最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最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

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 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

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

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

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最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

《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

记得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 Dr. Klaus 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

《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最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 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

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①。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

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于1796 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 T. A·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 —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 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

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一、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最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陈恕林著的《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一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论德国浪漫派(精)》作者陈恕林积聚三十多年心血之作，完整而又巧妙地梳理了德国浪漫派的历史，“细致入微”而又“宏阔之至”。使读者既能深入到德国浪漫派诸派别其里，一窥各派别的细致“风貌”；又能延展至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的同时代文学现象、文化思潮以及政治事件等广阔视野里，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这一文学现象。本书行文酣畅淋漓，严谨洒脱，趣味隽永，使德国浪漫派的灵性、自在尽现字里行间，十分具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