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德国犹太少女，15岁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安妮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

本书记录了这名成长中的少女，如何面对战争和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寻求自由等情感和经历，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它会引起你心中的震撼和共鸣，与你直视成长中的烦恼。

《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于密室时对生活和情感的记录。她从1942年起开始写日记，而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

安妮的日记以一个少女的眼光，真实记录了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犹太人的悲惨生活、他们对生和自由的渴望、她和家人的冲突，以及她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本日记在战后被出版，成为了对纳粹法西斯的有力控诉。安妮以她乐观、坚韧的精神感染着读者，她也活在了人们心里。

序言

正文

后记

1942年10月16日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今天我做了好多事。我刚翻译完一章《美丽的尼威尔内的女人》，并把单词都挑了出来，然后做了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还学了三页法语。我不喜欢数学，常常把它放在最后。爸爸跟我一样不喜欢数学，我甚至有时比他算得还快，可我们俩基本上都没算术细胞，只能去找玛格特帮忙。可是在速记方面我却比他们都强。昨天我读完了《先锋》，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虽然还不能和《无忧的约普》相比。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西斯·冯·马克斯维尔特写得更好。以后如果我有了孩子，也一定要让他们读他的书。父亲还给了我几本科尔纳的剧本，有《不莱梅的堂兄弟》《家庭女教师》和《穿绿色化妆舞衣的人》。科尔纳真是一位很棒的剧作家。

母亲、玛格特和我的关系终于亲密如初了，我觉得这样真好。昨天晚上玛格特和我睡在一张床上，虽然很挤，但正是这样才特别好玩儿。她想看我的日记，我说：“只可以看几篇”，就给了她；然后我又要看她的，她也给了我。交换完日记，我们谈到了未来。我问她将来想干什么。她说：“保密！”关于她的抱负，以前我从老师那儿听到过一点。也许我不该这么问。

今天早晨我把彼得从他的床上赶走后，占据了他的床。他又生气又没办法。其实他本可以对我更好一点，昨天晚上我还给了他一个苹果呢。

我问玛格特，我是不是长得很丑？她回答说：“唔，看起来有点滑稽，但你有一对美丽的眼睛。”这算什么答案，丑还是不丑呢？

你的安妮

1942年10月20日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

我们又被吓了一大跳，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我的手还在发抖。这幢大楼里一共有五个灭火器。我们预先知道有人要来灌这些灭火器，但是并不知道那些人究竟什么时候来。就这样，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听见前厅那里响起了锤子“咚咚咚”的敲打声。这声音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我和爸爸小心地守在门边，好听清楚来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大约一刻钟之后，那人把锤子和其他工具放在我们的碗柜上方（这是我们估计的），接着便是敲门声。我和爸爸吓得脸都白了，难道他发现了什么，要来看个究竟吗？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敲、拉、撞和拽的声音一直就没有停止。一想到这个不速之客马上要发现密室，我就要晕过去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库菲尔斯先生的声音响了起来：“开门，是我。”爸爸赶紧把门上的钩子拉开，幸好是一场虚惊！

原来刚才有人来公司更换灭火器材，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等库菲尔斯先生赶到时，工人们已经更换完走了。库菲尔斯想从外面打开转门，但那门夹得太紧，怎么也打不开，所以弄出了声响。我的妈呀！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当时在我的想象中，那个企图要破门而入的人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巨人，变成了一个从地球上走过的最可怕的法西斯。谢天谢地，愿上帝保佑这里一切平安。

其实昨天我们特别快活，梅普和亨克留在这里过夜。玛格特和我到父母那里去“借宿”，以便他们夫妇能用我们的床。昨晚的饭菜做得也特别香。可中间也有个小插曲，房间里灯的保险丝突然烧了，一下子，大家全都坐在黑暗里。怎么办呢？房子里倒是有一些保险丝，但装保险丝的盒子就搁在那间黑糊糊的储藏室的最里面，在黑暗中要找到它可不容易。但男人们还是挺“给力”的，十分钟后我们再次迎来光明。

今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亨克八点半就得离开，而我们还想舒舒服服吃顿早餐。早餐后突然下起大雨，梅普很高兴，因为在这种天气里她就不用走了。我和爸爸收拾好房间后，我就去做功课。我拼命学习法语动词，然后读《永远唱歌的森林》。这本书写得特别美，我很快就可以读完了。

下周爱丽还要来和我们一起住上一夜。

你的安妮

P52－55

在13岁生日那天，住在荷兰的女孩儿安妮·弗兰克收到一本硬皮笔记本，这是所有礼物中最让她高兴的。于是，她开始在上面写日记，津津有味地谈起自己、朋友、学校的考试、年老的数学教师，还有那个让她朦朦胧胧地感到羞怯的16岁小伙子——哈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轻松。在这些最早的日记里，她俨然是个家教良好、天真烂漫的孩子。然而，她来自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她的父母是1933年从德国移居到这里的德裔犹太人。1942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星，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不能骑自行车，晚8点钟后不能坐在花园里。但这一切都没能吓住安妮，生活宛如晴朗的日子一样使她着迷，即便身临险境，她也仍是那样快乐与活泼。

不久，厄运降临了。在盖世太保的“召集令”下，一家人必须躲藏起来。逃难时，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记本，同时还有她的卷发筒和学校课本。

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为全家准备藏身的地方——荷兰的很多老房子里都建有密室，这些密室面朝花园或天井，与外界隔绝。安妮父亲办公的旧楼里就有两层密室。这时，公司已经交给两个荷兰人打理。这些荷兰朋友凭着忠诚的友谊和勇敢接纳了弗兰克一家，使他们得以暂时躲过纳粹的搜捕。于是安妮和她16岁的姐姐玛格特以及她们的父母，就深藏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密室里。

几天后，另一家人也躲到了这里——凡·达恩夫妇和她们不满16岁的儿子彼得，再后来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牙医。从此，密室中的八个人整天提心吊胆，轻言慎行。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觉还要难熬。原本各自生活的两家人在如此令人紧张和烦躁的情况下被强行拉到一起，自然会因琐事产生摩擦，使日子更加难过。

她和家人、朋友在密室里与恐惧相伴，整整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在这漫长的幽闭日子里她都做些什么呢？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尝试着写作，还有就是写日记。这个小姑娘具有快活的天性，当初在上课时，因为爱讲话，老师罚她写一篇以“话匣子”为题的作文。现在她只能把日记当作最亲密的朋友，对她打开话匣子，倾诉一切不幸、烦恼、希望和梦想。

随着盟军反攻日子的来临，她想，或许到秋天她就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课堂了。

确实，在秋天来临之前，她真的离开了密室，可惜的是，她去的不是校园，而是纳粹的集中营。1945年3月，就在荷兰解放前两个月，在她16岁生日的前三个月，她被折磨死在集中营里。

密室留下一片狼藉，在幸存的书报中，人们发现了这本日记。四个月前她曾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战后，《安妮日记》得以出版，并且在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畅销不衰。千千万万个少年和成年人阅读了这本日记，安妮终于在她的日记里活了下来。

安妮是个天生的作家。她以生动的笔触写出密室那几间毫不舒适的房间，房间里压抑的气氛，夜间连续几小时遭遇轰炸的恐怖，小偷的频频光顾，八个人同处一室的无奈与尴尬。她用天性中的活泼与幽默描绘出这些不可思议的场景。与她分享房间并有一点怪癖的牙医杜塞尔先生，她的善良而富有魅力的父亲，她说话带刺、缺乏耐心的母亲，她聪明、好心的姐姐，爱激动和生气的凡·达恩夫妇以及可爱、敏感、内向的彼得，她都以自己的细微观察，将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在生死未卜、风云莫测的日子里，她心里翻涌着捉摸不定的情感；青春期少男少女对友谊和爱情的渴望，感情生活中的种种烦恼、焦虑和喜悦，她都能用贴切而又动人的词语表达出来。

安妮的日记坦率、透明，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虽然她只是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但已学会经常反省和审视自己。就这样，一个在学校里因性格活泼而受人欢迎的孩子，在无人称赞的环境里学会了为人处世，学会了克制自己和宽容别人。当父母不理解她的时候，她表现得很冷静，反复掂量、思考，最终与父母达成谅解。她写下了和少年彼得的友情，两个孤单的少年，从羞怯走向亲昵，她记下那种刻心铭骨的心灵撞击，也试着理智地分析这种感情的未来。我们看到，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女孩子在内心成长的路上走得多么远。她的日记就是这种成长的忠实告白。

尤其可贵的是，日记表达了对人类的正义、和平与自由的向往。作为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的一员，她小小年纪就深刻感受到了强加给他们的残暴和压迫，但她没有失去希望。她和姐姐、彼得勤奋地学习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充实自己，盼望着在和平到来时有所作为。她在日记里深切同情同胞们的苦难，谴责纳粹的反人类暴行，赞美荷兰人民的善良和勇敢，为盟军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1944年6月6日，她怀着狂喜的心情记下了盟军的登陆，热切盼望着民族解放和自由的太阳能重新回到人间。这本日记是“二战”历史的一份真实的见证，也是战争对少年心理影响的一份真实记录。埃莉诺·罗斯福说：“这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书……是在我所读过的有关战争及其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中最明智感人的一本书。”

《安妮日记》是对那些曾经为了和平、现在仍为和平而奋斗的人们的精神纪念。对安妮的同龄人来说，阅读此书将是一段丰富而受益匪浅的体验；从安妮身上，人们可以汲取面对困难的勇气、智慧与力量，以珍惜今日，创造未来。

1944年8月4日，绿衣警察搜查了密室，逮捕了所有隐匿在这里的人，以及克莱勒和库菲尔斯。随即，他们都被送进德国和荷兰的集中营。

密室被盖世太保抢掠一空。梅普和爱丽在幸存的书刊和报纸中发现了安妮珍爱的那本日记。几经周折，这本日记在战后得以出版问世。

在“后屋”的隐匿者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得以生还。克莱勒和库菲尔斯在荷兰的集中营经受了种种磨难，侥幸活了下来，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家中。安妮于1945年3月，也就是解放的前两个月，在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遇难。

本书按原作日期编辑出版，基本上保留了日记原貌。限于篇幅，在尊重原意的前提下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适当删节。

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