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巨流河(精)》作者齐邦媛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

　　《巨流河(精)》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本书是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

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序

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第二章 血泪流离——八年抗战

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大学生涯

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六章 风雨台湾

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一九七○年代

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后记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王德威

齐邦媛纪事

《巨流河》参考书目

4 辞乡

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亲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梁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汽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合。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

P11-14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Lest ye Forget！（勿忘！）——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扎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人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问书房，日升月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姨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进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一○年七月台湾桃园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嫒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0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〇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〇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嫒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特》(The Aeneid)。《伊尼亚特》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Aeneas)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先生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一九九五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嫒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TheFlying Dutchman)。”——“怅望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w，nothere)。”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嫒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一九四九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人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嫒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