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机空袭南京，老虎桥监狱亦遭轰炸。8月19日，汪精卫致函胡适“手书奉悉，已商请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据请钧座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当天，国民政府照准，发下减刑令。《申报》全文刊载司法院呈文及政府减刑令。
陈独秀出狱第一件事，向《申报》编辑部写信批驳政府的减刑令，“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宣传全民抗战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陈独秀呼吁全国民众，“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
1937年9月1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后，立即投入全民抗战的行列，撰文演讲，宣传抗日。先后应邀在武汉各大学发表抗战演讲，阐述抗日战争的性质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的意义是要摆脱这种束缚，实现中国独立和统一，获得经济的发展。
1937年11月21日受同乡王星拱邀请，陈独秀在武汉大学做抗战演讲《怎样才能发动群众》，明确提出了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观点。他批判了托派的抗战路线，提出抗日战争并不只是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的战争，需要全国人民的参与。
陈独秀出狱不久，他在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会面时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政党所拘束。”
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期刊登了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文章特地指出陈独秀关于抗战的意见，“这次战争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与中国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
1937年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陈独秀因此写“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带回南京转交给博古、叶剑英。后来博古对罗汉说：“他们认为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
陈独秀出狱后多次拒绝各方的要求：
国民党当局派丁默村接他到中央党部招待所，被拒绝。随后又派朱家骅、陈果夫、陈立夫等要员向他许以劳动部长职位，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并承诺拨十万元经费，在参议院许以五个席位，胡适、周佛海劝他参加国防参议会，等等，均被陈独秀拒绝。
托派想借重他的名望，到上海重整托派。陈独秀深感托派“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决计不愿再涉足其中。
包惠僧回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予以婉拒。
张国焘希望陈独秀出面组建一个工农党，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建议组建第三党，被陈独秀拒绝。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了康生的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全文大约16000字。
康生的文章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P225－22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仿佛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学术界的研究，悄然捋清了历史事实，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先后推出了很多研究陈独秀的优秀学术著作，对了解和宣传陈独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更好地宣传陈独秀，宣传魅力安庆，我们在吸收了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的基础上，编辑了这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独秀简影》。
在本书编写中，我们坚持以大量的珍贵档案资料为依据，尊重历史事实，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严格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为准绳，力求真实、客观、全面地述说陈独秀的政治生涯及其生平。书稿形成后，我们邀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任建树，安徽省陈独秀历史研究会汤奇学和陆发春，分别对书稿进行了审读，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参照专家意见，先后数次审稿，对书稿结构、文字、图片进一步调整、修改，且对一些重要内容进行充实，增加了图片，最终完成书稿。
对于所有给予本书关注、帮助和支持的领导和同志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和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周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2014年10月
每一次社会发展和进步都必须伴随思想的解放，在20世纪初期独特的人文背景下，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吹响思想启蒙号角，成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将文化觉醒与思想肩蒙带入了一个新天地，在中国推动了思想的狂潮。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启发了觉悟，造就了一批新青年，为古老的中华大地注入了活力。他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写道：“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陈独秀是出色的理论家和鼓动家。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他的文字“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章士钊形容他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形同凡马踣”。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价：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提道：“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一批报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这被认为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陈独秀全传》中说道：“从1920年开始，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列宁主义，把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最民主’的政权，最终完成了一次彻底的世界观的转变，并且诚心诚意地按列宁的思想，从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中走出来，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致力于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共一大至五大，陈独秀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像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点燃，它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久远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92年后的2014年6月，《党建》杂志刊登了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叶·尼·格拉奇科夫写给中国朋友的信，这位苏联共产党员亲历了苏联的兴衰和苏共的兴亡，将深深的懊悔以及对党和国家的真情埋在心底。他在信中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世上除共产党之外，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拥有并提出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想。”“没有了共产党，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实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根本无法存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明天伟大中国也将不复存在。”创立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初追随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播种，今天的中国依然在收获。
1935年陈独秀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仿鲁在《清算陈独秀》一文中写道：“的确，陈独秀是一位近代史的政治怪杰，……在中国推动了思想的狂浪。”“他过去的历史，已经替他造成了不可消灭的偶像。尤其是在一般中国青年思想中要把陈独秀的印象除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至于他的思想荒谬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对这位现代‘政治怪杰’的陈独秀给以一番清算，无论如何是有价值的。”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写道：“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最高领导人。学术界先后推出了很多研究陈独秀的学术著作，对了解和宣传陈独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舒媛、张礼成主编的《独秀简影》一书由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运用众多专家学者研究陈独秀的最新成果和作者收集的大量史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陈独秀坎坷、传奇的一生。
徐舒媛、张礼成主编的这本《独秀简影》以大量的珍贵档案资料为依据，尊重历史事实，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严格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为准绳，力求真实、客观、全面地述说陈独秀的政治生涯及其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