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灯火熄灭生恋情
樱花凋零令人叹，月亮有缺隐于山。且说此处的但马国的银山附近，有位男子终日不问世事，一味沉迷于色道，与男女戏玩。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梦介”。梦介与当时风流男人名古屋的三左、加贺的阿八等人结为兄弟，因为他们同是和服上有七处菱形家徽的，因而身份相同、臭味相投，终日沉湎于酒色。夜深时，他们常常走过京城一座河上的大桥，有时打扮成留有前发的青年男子模样，有时又改头换面，变成身着墨染僧衣的出家人，有时头发直立，好像是一群妖魔，真可谓恬不知耻，我行我素。梦介为当时红妓葛城、薰和三夕这三位妓女赎了身，与她们在一起，或深居于嵯峨别墅，或悄悄地住在东山之阴，或住在京都的藤之森，日夜沉溺。就这样，终于让其中一人怀了身孕，生下一子，取名“世之介”。此事不必细说，知道的人自然也都知道。
父母对世之介真是疼爱有加，常常逗他拍拍手、摇摇头，他的头和脖子也逐渐硬邦起来。四岁那年的十一月，父母为他做了留头发的仪式，次年春天为他举行了穿裤裙的仪式。多亏曾向痘疮神祈祷过，他出的痘疮连一点痕迹也没了。就这样平安地过了六岁。第二年，也就是七岁那年，一个夏夜里，世之介突然醒来，离开枕头，打开了拉门的锁环，又打了一个哈欠。隔壁房间值宿的女用人发现世之介醒了，知道他要干什么，便点亮手烛，领着他沿着长长的走廊，咚咚咚咚地朝宅院东北面房后走去，那里南天竹枝叶掩隐处有一厕所，世之介往铺有松叶的便器里撒了一泡尿。在他洗手的木板窗檐下，有许多平铺着的竹板，女用人觉得若踩上了钉子什么的很危险，于是便拿着手烛靠近他，但世之介却说道：“把灯熄掉，过来些！”女用人道：“我担心您脚下，才靠过来给您照着，为什么要熄灯呢？”世之介煞有介事地说：“难道你不知道恋爱是要在暗处搞吗？”听世之介这样一说，那位手持护身短刀的女用人，便把灯给吹灭了。于是，世之介便拉住女佣长袖和服的左衣袖说：“不会被奶妈看见吧……”女用人听了，感到很可笑。
这种事情，若打个比方，就好像日本远古男女始祖在天之浮桥下的最初交合一样，世之介虽然并不是真有那方面的本事，但是他的小心思却是蠢蠢欲动了。女用人便如此这般地向世之介的母亲讲了此事，他母亲听罢，似乎也觉得很开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苗头越来越明显了。平时在游玩时，也注意收集美人画之类的东西。正如《徒然草》中所云“书房里的书多多益善”，世之介的美人画多而杂乱。还吩咐说：“我不叫，你们不要到我房间来！”严禁别人出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有时候，世之介做好手工折纸，就说：“比翼双飞的鸟儿就是这样的哦！”说着就给了侍女；或者做一朵花，把它挂在树枝上，说：“这是连理枝，送给你啦！”无论做什么都不离男女之事。 兜裆布也不求别人帮忙而自己来系，和服带子也是自己在前面打结，然后把结转到后面去，身上带着一种叫作“兵部卿香袋”的香袋，衣袖上也熏上香，那副风流状，连成年人也自愧不如，让女人不由不动心。即便与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也不看放上天空的风筝，却说道：“自古就有‘云梯“一说，那流星也是夜间幽会的人吧？牛郎织女一年只能相会一次，要是偏偏赶上了阴雨天，那心情该是多么郁闷呢！”如此仰天而悲，为恋情而叹息。
直到五十四岁为止，世之介共染指女人达三千七百四十二人，染指的男子也有七百五十二人。这是他亲手写的日记上所记录的数字。自从情窦初开的儿童时代起，他一直不断地消耗着肾水，呜呼！人的命是如此来玩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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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无论是从翻译，还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跟井原西鹤是很有缘分的。
1987年5月，我的硕士论文《井原西鹤市井小说初论》在陶德臻教授、何乃英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并提交答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李芒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答辩。那年北师大中文系只有十四名应届硕士生毕业答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只有我和黄师姐两名毕业生，论文答辩被重视的程度，不亚于如今的博士论文答辩，因此至今仍清楚记得。李芒先生很赞同我将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一条可靠的稳健的路子。
我原本不是日语专业的科班出身，但在中学时代学校开设了日语课，我就开始学习日语了。因为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文字之美有感觉，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但也在一直坚持上日语课。记得在大四最后一学期，我在李天昂先生的指导下，用了大部分时光集中精力学习日本古语。为了学习古语，我找了当时还没有译本的井原西鹤的作品作为精读书目。这为后来阅读日本古典文学原典、为翻译井原西鹤的作品，打下了一点基础。
作为文学史常识，那时我也知道，日本学者通常把古典文学分为古代、中古、近世三个阶段。属于古代的平安王朝贵族文学有其代表作《源氏物语》，属于中古的镰仓时代武士文学的代表作是《平家物语》，属于近世的江户时代的町人（市井）文学的代表作是井原西鹤的小说。1980年代初期，《源氏物语》《平家物语》都陆续出版了中文译本，但作为日本古典小说第三个高峰的井原西鹤作品却迟迟未见翻译出版。我觉得这个翻译空白不能久留，便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井原西鹤。直到1986年，译稿初稿基本完成，并联系了我最崇信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希望能在那里出版。
我把我的译稿和自荐信寄给了译文社。不久，该社的日本文学编辑、翻译家吴树文先生回信了，意思是说：井原西鹤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是第一流的大家，确实很重要，中国应该有译本，但是他的“好色”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前没看过，不好说，现在看来可以出版，而且你的译文文笔很“老辣”，译文社可以考虑出版。……现在吴先生的原信不知藏在何处了，但我至今仍记得他用了“老辣”一词来评价我的译文，使我不由得小吃了一惊。因为当时我才二十三四岁，感觉自己离“老辣”的境界相去甚远。我相信吴先生的话首先是对我的鼓励，于是更来了干劲儿，在研究生宿舍里夜以继日，埋头翻译，终因伏案久坐，在1986年春夏之交忽然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种病称，是后来才弄明白的），但是仍然忍着病痛，坚持每天译出额定的字数，终于按计划完成，并在1987年初交稿。后来吴先生似乎离开了译文社去了日本，拙译一直到1990年9月才得以出版。不过，就当时来说，三四年的出版周期也算是较为正常的速度了。
我当时译出的篇目是《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四部作品。前两部属于“好色物”，后两部属于“町人物”。说起“好色物”，最重要的当属西鹤的成名作《好色一代男》，照理说应该首先翻译它才对。但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几年，人们（包括我本人）的思想观念还都比较保守禁锢，我读完《好色一代男》，发现通篇表现“好色”，不知道怎样为我的翻译寻找意义和理由，最终觉得还是不译为好，免得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译出来，到时候却被冠之以“黄色小说”而被扼杀。实际上，在汉语的语感上，“好色”一词简直比“黄色”还要黄，当时全国正一波波地进行着所谓“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假如“好色”被作为“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来处理，那也是有口难辩。为了避免这样的运命，对于决定译出的《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在标题的翻译上未用“迻译”，而是采用“创译”的方法，把“好色”二字去掉了，分别译作“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和“一个荡妇的自述”。社会时代与文化环境有时会决定翻译的策略，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所体验的。，井原西鹤的作品，在十七世纪的日本，算是市井通俗小说之属，当年的市井之徒都可以轻易读懂。但这种文本到了近三百年后的今天，却变得非常不好懂了。其实，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越是当年人家普通百姓能读的作品，也就越难懂，再跨越几百年后，将更加难懂。例如从前日本、朝鲜的文人对中国古诗和秦汉唐宋风格的古文一般都能够读懂，但对中国的“三言两拍”等通俗白话小说，大部分人却不知所云了。西鹤的作品之于我们中国读者，大体也是如此。市井民间的语言大都非常生活化乃至方言化，加上西鹤的作品，特别是《好色一代男》等早期作品，在语言上受他此前的俳谐创作的影响很大，特点是有时候表达极其简略，通常本来应该用十句话表达的，他就压缩为一句乃至半句话，有时甚至像俳谐那样用名词来结尾，等于是半截话。很多时候在叙事时缺乏主语，需要联系上下文加以揣度。若没有对当时的语言及文化语境的熟知，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幸而现代日本学者都对原文做了详细的注解乃至翻译为现代日语，可为我们提供理解上的参照。
翻译井原西鹤这样困难的作品，对于当年作为硕士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蛮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觉得一件事情，若太容易做，若谁来做都可以，或者谁都可能会想到要做，那就没有意思了，就缺乏吸引力了。就是凭着这样的执拗的想法，斗胆翻译了井原西鹤。斗胆翻译了，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如今重读近三十年前的译文，发现有许多地方译得有缺陷，一些地方不幸译错了，白纸黑字，难以挽回，不胜羞愧。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是绝对没有试图“叛逆”原文的。相反，我一开始就力图忠实于原文，但水平所限，实际上我没有做到。即便是在今天，我也难以保证自己的译文不会出错。我知道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翻译总是创造性的叛逆”的说法，但是，我却不觉得自己的那些“叛逆”是“创造性的”，相反，倒可以说全是“破坏性”的。就连把《好色一代男》译成《一代风流汉》，把《好色一代女》译成《一个荡妇的自述》之类，在翻译方法上可以归为我后来提出的“创译”这一范畴，但现在看来也没有体现多少“创造性”，因为把至关重要的“一代男”、“一代女”这样的核心词丢弃了，还不如原样迻译为好。
最近十年来，我展开了对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为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我又逐渐把翻译重拾起来。我一直希望把以前翻译的西鹤的四部作品再复译一遍，以弥补我早期翻译的缺憾。同时也想把我以前未译过的《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二代男》两个作品再翻译出来。于是就有了《浮世草子》这一选题。
关于此次新译的《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二代男》两个作品，有必要稍作说明。
此前，《好色一代男》至少出现了两种中文译本。我想，假如已有的译本已经很好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复译了，于是对着原文，把有关译本通读了一遍。觉得译文总体上流畅可读，但仍有许多地方逻辑不通、表意不清，显然译错了。尤其是发行量较大的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译本，前半部分几乎每隔一两页、两三页就可发现一处错译或缺陷翻译，还有少量漏译。此外，译者似乎主要是根据现代日语的译文来翻译的，因而在汉译中增加了许多原文中并没有的词句，这些词句是现代日语的译者为了前后文的连贯性而加上去的，而在汉语的语境中，其实完全可以不加，加上了反而累赘。可见翻译时现代日语的译文只能做理解上的参考，而不能成为底本。鉴于这样的判断，对于《好色一代男》，我决定还是要动手加以复译。说到“复译”或“重译”，在林林总总的翻译书中很是常见，尤其是名著的复译本实在不少，但更多的复译似乎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其中不乏伪译或盗译。实际上，“复译”之所以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就是复译本一定要有所超越，要尽可能去掉已有译本的硬伤，此外再考虑形成自己的译文风格，以起到更新译本的作用。我的《好色一代男》复译，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究竟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读者和方家的验证。
至于《好色二代男》（原文另题《诸艳大鉴》），迄今为止一直没有汉译本。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也是西鹤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各种日本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到它或评述它。而且，在“好色”文学、“好色”美学及“色道”的理解与研究方面，《好色二代男》比《好色一代男》更为典型，更为不可或缺。但是，《好色二代男》一直未见中文译本，在这里是首次翻译出版，有着相当的意义和价值。
《浮世草子》是我的日本文学经典翻译系列计划的一种，接下来还有《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太平记》等翻译选题。这些选题计划都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及策划编辑姚东敏女士的宝贵支持。东敏女士是日本文学科班出身，也有日本文学翻译的直接的成功经验，对日本文学及其翻译出版有着相当的见识与决断。在今天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东敏首先考虑的是作品本身的持久价值。她对一时难以畅销的日本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视，给了我的翻译以最有力的支援和支持。我想我的翻译工作要首先对得起她，然后才能对得起各位读者。
王向远
2014年8月18日于北京
译者序：井原西鹤及其“浮世草子”
王向远
十七世纪初至明治维新之前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从文学史上看，相当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清时期，是文学世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有三人，即俳人松尾芭蕉、戏剧文学家近松门左卫门、小说家井原西鹤。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继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之后，形成了日本古典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井原西鹤、“浮世”与“浮世草子”
井原西鹤（1642-1693）出生于大阪的一个町人富商之家，父母早逝，继承家业，青年丧妻、丧子，家庭不幸，彷徨苦闷，曾一度出家，将家业托付他人管理，游历日本各地，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十五岁时开始曾热衷于俳谐创作，俳号（俳人的名号）“鹤永”，师从著名俳人、谈林派的西山宗因学习俳谐，并改俳号为“西鹤”，特别擅长连续不停飞速吟咏的所谓“矢数俳谐”，发表了《一日独吟千句》（1675）、《俳谐大句数》（1677），编辑俳谐集《飞梅千句》（1679）等，但由于他的俳谐只追求句数，不免粗制滥造而招致了批评否定，四十一岁时便转向了小说创作。
那时，日本流行的市井通俗小说一般称作“假名草子”。“假名”指的是日本字母，“草子”即“册子”、“书册”之意，“假名草子”就是主要用假名书写的通俗小说。由于读者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町人，所以作品几乎全用假名书写，很少用汉字汉词，故称“假名草子”。西鹤在世时，他的小说还被称为“假名草子”，如北条团水在为西鹤晚年的作品《西鹤织留》所写的序言中，就称《西鹤织留》为“假名草子”。西鹤去世后十余年，即十八世纪初，人们开始用“浮世草子”来称呼西鹤的小说。当时的评论家之所以称西鹤的小说为“浮世草子”，一方面是因为西鹤作品独具特色且影响日益增大，“假名草子”这一概念已经难以涵盖，另一方面是西鹤的作品总体上也确实体现了“浮世”观念，而且他的作品中经常大量地使用“浮世”一词，也有“浮世女”、“浮世比丘尼”、“浮世狂”、“浮世寺”、“浮世小纹”等词组。现在看来，所谓“浮世草子”，是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描写江户时代町人社会生活、世相风俗的通俗小说，在性质上有似中国的“三言两拍”。
“浮世”，本来是汉语，指的是飘浮无定的人世，也就是现实的人间社会，后来日本人在佛教的层面上使用“浮世”，相当于汉语的“尘世”这个词，但作为岛国环境中的日本人，不像干燥环境的大陆人对“尘世”之“尘”的感受那么深切，倒是对漂浮不定、流荡无着的流水，有更深的感受，所以不使用“尘世”一词，而更倾向于使用“浮世”。所谓“浮世”，既有“浮尘之世”，也有“浮华之世”的意思。“浮尘之世”含有佛教的厌世观念，与佛教的“尘世”、“忧世”同义；“浮华之世”则表现了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江户时代町人（城市工商业者）阶层的世界观，包含着町人的享乐意识乃至“好色”的追求，是佛教的虚无主义与町人的现世主义的矛盾统一。
“浮世”，西鹤在作品中有时简化为“世”，表现了西鹤对町人现实世界的一种本质的认识，“浮世”就是“无常之世”。这个世界是无常的，起伏荣衰、生死无定，全是宿命。西鹤“好色物”在有关作品的开头结尾，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既是佛教思想影响的表现，也是町人的人生阅历的总结。在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四个等级）之下，作为工商阶层的町人处在社会最下层，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不像贵族那样有权威，不像武士那样有权利，而且，贵族武士阶层如果不是赶上幕府政权更替，是相对稳定的。而町人所直接从事的工商业活动，除了靠个人本事、努力之外，还取决于市场、取决于社会环境，风险和变数都很大。井原西鹤在专门描写町人经济活动的“町人物”中，描写了町人是如何在发家致富和倾家荡产之间剧烈变动的悲喜剧，充满着令人无奈的偶然，使他们痛感在“浮世”上的“无常”。为了在无常中追求相对的“有常”，町人们就拼命劳作，努力赚钱，寻求安全感。
……
不仅题材是单纯的，人物性格是单面的，小说的环境也是单纯的。西鹤“好色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力简化人物活动的环境，使之极其单纯。“好色物”的舞台是“游廓”、“游里”，即妓院。“一代男”、“二代男”、“一代女”等人物即便一生中走南闯北，从关东到关西，从南部的九州到北方的北海道，走遍了整个日本列岛，但环境却依然是单纯的，不出妓院及与妓院相关的场所。妓院当然也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但那却是一个不受世俗社会道德约束的特殊环境，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大阪的新町等有名的游廓都是政府允许经营的，在这里有与普通社会完全不同的规矩法则，来到这里，便是暂时切断了与一般社会之间的关系。单纯的“好色”人物也只能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才能有单纯的“好色”举动。
就这样，西鹤“好色物”中，看似简单而单纯的散漫的叙事，看似简单而单纯的题材，看似简单而单纯的人物及人物性格，看似简单而单纯的环境设置，都是貌似的简单与单纯，要真正理解它、说明它、评论它，却很不简单；要研究它、说透它，甚至比一般貌似复杂的作品更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伪浅化”来概括。伪浅化，就是看似浅显而实非如此，是貌似浅显而实则复杂。因为对这类作品，运用我们所习惯的产生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的现代文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来解读，虽然并非完全不可行，但常常使人感觉隔靴搔痒，有时甚至显得方凿圆枘。从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西鹤的“浮世草子”为小说究竟该怎么写、怎样评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参照。
井原西鹤所著的《浮世草子（全译本）（精）》是继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之后，形成的日本古典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产生了很大影响。17世纪著名作家井原西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已被译介到欧美多个国家。西鹤的浮世观使得他对两大主题和题材着力最多，一是对町人情感生活的描写，二是专写町人的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叫做“町人物”，属于：经济小说：。本书所选译的，正是这两类作品的六部代表作。现将六部作品合成《浮世草子》，首次以全本面貌在国内出版。
井原西鹤所著的《浮世草子（全译本）（精）》，堪称日本的《三言两拍》。
日本江户时代市井通俗小说代表作。
继《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之后日本古典小说第三个高峰。
首部集结井原西鹤代表作的权威译本。
用看似简单的文字描绘这漂浮无定的浮世。
详尽刻画日本江户时代町人世相风俗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