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走到今天（重塑世界的6项创新）》是一本现代器物史，透析人们日常使用的基本物品的起源。这是一本社会变迁史，通过日常用品的演变透视社会生活的演进。玻璃镜片、空调、录音合成、一杯洁净的自来水、怀表、灯泡，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创造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听惯了与这些发明创造相关的伟大科学家、发明家的名字：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丝、留声机，伽利略了发明望远镜，贝尔发明了电话。本书作者史蒂文·约翰逊独出心裁，从类似德兰达机器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发明创造的有趣故事，让我们以新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世界。

畅销书作家史蒂文·约翰逊，考察了若干世纪以来的创新史，追溯了现代生活六项主要技术(制冷、钟表、镜片、水净化、录音和人造光)的发展历史，以全新视角审视伟大创意的力量与回响。

玻璃怎样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扩展了我们的宇宙视界？

制冷革命如何让几百万人因此才有了生命？

最动人、最直觉的声音引发的创新发明有着怎样出乎意料的回响？

清洁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而成为如今的生活方式？

时间如何让我们有了记录千百年历史的能力？

最初的人造光技术如何让人类摆脱黑暗、追寻光明？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重塑世界的6项创新）》一书中，约翰逊以其标志性的风格，探究了表面着来毫无关联的领域之间所存在的意想不到的联系。为我们揭示了一系列发明的由来和演进，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

第一章 玻璃

第二章 寒冷

第三章 声音

第四章 清洁

第五章 时间

第六章 光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图片来源

大约2600万年以前，利比亚沙漠上的沙砾出现了某种情况，这片暗淡荒凉、极其干旱的地形标志着撒哈拉沙漠的东部边缘。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能够肯定的是，当时天气炎热。在至少1，000度高温的炙烤下，二氧化硅颗粒逐渐软化，融合在一起。它们形成的二氧化硅化合物具有一些奇特的化学特性。就像水（H2O），它们在固体状态下形成晶体，而受热时则熔化成液体。但是，与水相比，二氧化硅的熔点高得多，需要超过500华氏度，而不是水的32华氏度。但是，二氧化硅真正的奇特之处，却是它在冷却后发生的变化。如果温度再次降低至最初水平，液态水很快就会再次形成冰晶。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二氧化硅却无法重新排列其井然有序的晶体结构。相反，它形成了一种新的物质，存在于固体与液体之间一种奇怪的中间状态。这种物质，自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人类就对它痴迷不已。当这些过热的沙砾在其熔点之下冷却下来，一大片利比亚沙漠覆盖上了一层我们今天称之为玻璃的东西。

大约1万年以前，出入至多若干世纪，有个人在穿越这片沙漠时，不小心被一大片这种玻璃绊倒了。我们对这片玻璃所知不多，只知道任何接触过它的人，都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流通于早期文明的各种市场与社会网络之中，直到最终成为一枚胸针的中心装饰，雕刻成圣甲虫的形状。它就这样安静地待了4000年，直到1922年考古学家勘察一位埃及统治者的陵墓时，它才重见天日。尽管困难重重，这一小片二氧化硅跋山涉水，从利比亚沙漠最终进入了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陵墓。

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玻璃首次从饰品转化为先进技术，当时玻璃制造商想出了办法，能够将这种物质做得更加结实而不那么模糊不清，品质超过了那些自然形成的玻璃，例如法老图坦卡蒙的金龟子。这一时期玻璃窗首次建造出来，为现在全世界耸立于城市天际线上微光闪烁的玻璃大厦打下了基础。饮酒的视觉审美也出现了，人们把酒盛在半透明的玻璃器皿中饮用，也把酒装在玻璃瓶中贮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玻璃的早期历史相对容易预测：手工艺人想出办法，如何将二氧化硅熔合成饮用器皿或窗玻璃，一如我们今天凭直觉与玻璃联系起来的那类典型用途。直到下一个世纪，另外一个伟大的帝国灭亡之后，玻璃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在全部人类文化中，玻璃是用途最广、最具革新能力的材料之一。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是极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影响波及全世界。王朝起起落落，军队潮涌潮退，世界版图一再改写。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同时还引发了一个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事件，这一事件迷失于宗教与地缘政治统治重组的巨大洪流中，也为当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一小群来自土耳其的玻璃制造商西渡地中海，最后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做起了老本行；1威尼斯由亚德里亚海岸上的沼泽地发展而来，是一座欣欣向荣的新城市。

这只是由君士坦丁堡陷落而引发的上千起移民事件之一，但回顾若干世纪的历史时，人们发现这是最具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他们定居在威尼斯的水道和蜿蜒曲折的街道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他们吹制玻璃的手艺很快创造了一件全新的奢侈品，全城的商人都乐于向全世界兜售。但是，尽管利润丰厚，玻璃制作也不是全无风险。二氧化硅的熔点很高，要求熔炉的燃烧温度接近1000度，而威尼斯这座城市却几乎完全是以木质结构建造的。（经典的石质威尼斯宫殿在其后几个世纪才开始建造。）玻璃制造商给威尼斯带来了新的财富来源，但也带来了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习惯，就是动辄将临近街坊烧个精光。

市政府既想保留玻璃制造商的手艺，又想维护公共安全，于是在1291年再次将玻璃制造商流放他乡。2但这次他们的旅程很短，目的地就在威尼斯潟湖一英里之外的穆拉诺岛。不经意之间，威尼斯的总督创建了一个创新中心：他们将这些玻璃制造商集中在一个城市小街坊般大小的独立岛屿上，由此引发了一股创新的风潮，诞生了一个具有经济学家所谓“信息溢出”（information spillover）的环境。穆拉诺岛人口密集，因此新思想在整个地区流通快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玻璃制造商同时也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的家族谱系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群体之中偶有个别的大师出现，他们的天赋或技能超出其他人，但总体上，穆拉诺岛天赋属于一项集体事务：它由群体共享，同时又有竞争压力。

P3-7

机器人历史学家与蜂鸟之翼

20多年前，墨西哥裔美国艺术家和哲学家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出版了一本奇特而绝妙的书，名为《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本书讲的是军事技术史，但它迥异于这一题材，或许会超出读者自然而然的期待。海军学院的某个教授会描述海底工程如何艰苦卓绝，但德兰达的这本书却将混沌理论、进化生物学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编织融入锥形子弹、雷达以及其他军事发明的故事中。我记得我在20多岁做研究生时读过这本书，当时我想，这就是那种不落窠臼、独具一格的图书吧，德兰达似乎是从另外一个智慧星球降临到地球上来的人。他的这本书令人如痴如醉，同时又困惑不已。

德兰达的书别开生面，由一个精彩的说明进入主题。他建议读者，不妨设想有一部历史著作，是在将来某个时候由某种人工智能创作的，它详细描述了此前一千年的历史。德兰达说：“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机器人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会完全不同于同时代人类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在人类论述中举足轻重的那些事件，例如欧洲对美洲的征服、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英国《大宪章》的签订，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一些脚注。而在传统历史里似乎无足挂齿的一些事件，例如18世纪玩具机器人有模有样地下象棋，早期计算机穿孔卡片的诞生是受到了加卡提花织布机的启示，在机器人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是与当今时代直接关联的转折点。德兰达解释说：“人类历史学家或许想弄明白人们是如何组装钟表机械、汽车以及其他精巧的物理装置的，但机器人历史学家很有可能更看重这些机器是如何影响人类进化过程的。机器人会强调这一事实：钟表机械一度代表了这个星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此时人们看待周围的世界，同样将其看成一个类似由齿轮和车轮组成的系统。”1

遗憾的是，本书中没有智能机器人。灯泡、录音合成、空调、一杯洁净的自来水、腕表、玻璃镜片——这些发明创造和日常生活有关，而不是科幻小说的内容。但是，我想从类似德兰达机器人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发明创造的故事。如果灯泡能够书写它过去300年的历史，这历史同样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会看到，过去的我们如何满腔热情，努力追求人造光；为了对抗黑暗，我们如何殚精竭虑，费尽心思；我们偶然得到的发明又如何引发了变革，乍看之下，这些变革似乎和灯泡毫无关联。

这部历史值得娓娓道来，部分原因是它让我们能够以新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我们，多数人懒得静下来想一想，我们从水龙头接水喝，却完全不必担心48小时之后死于霍乱——这件事情是多么神奇。幸亏有了空调，仅仅50年前，那些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气候条件，如今我们多数人身处其中，却活得舒舒服服。我们的生活是围绕一系列物体而建立的，同时受其支撑，这一系列物体被我们千千万万个先辈施了魔法，无处不体现出他们的奇思妙想和无穷创造力。他们是发明家、业余爱好者和改革者，为了获得人造光或洁净的饮用水，他们面对难题刻苦钻研，坚持不懈，这才使今天的我们能够享受这些奢侈品，而我们在享受这一切时不假思索，甚至不是将其当作奢侈品来看待。毫无疑问，机器人历史学家会提醒我们，我们从这些人身上所受的恩惠，与我们从传统历史上的国王、征服者和巨头身上所受的恩惠相比，即便不是更多，至少也毫不逊色。

……

我一直努力坚持这一关注点，因为，在这些界限之内，我在此书写的历史才会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广博详尽。例如，人类的声音最终得以捕获并传导，讲述这一故事并不仅仅涉及几个才华横溢的发明家，比如爱迪生和贝尔，他们的名字每个小学生都已经倒背如流。这一故事同样还涉及18世纪人耳解剖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民权运动，以及一只破碎的真空管奇特的声学特性。这种方法，我称其为“变焦”历史：在解释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考察社会经验的各种尺度——从耳膜的声波震动，一直到大众政治运动。将历史叙述保持在个人或民族维度，这样做也许更具直觉性；但在某个基本层面上，维系于这类界限之间的历史其实并不精确。历史产生于原子层面，产生于行星气候变化层面，产生于全部及相互之间的层面。如果我们想了解完整而确凿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种解释性的方法，能够公平对待所有不同的层面。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mann)曾以相似的口吻描述了美学与科学的关系：

我有一位画家朋友，有时候我不是特别赞同他的观点。他会拿起一枝花说：“你看，这花多漂亮啊。”对此我表示赞同。然后他又说：“作为一个画家，我能够看出这花有多漂亮；而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会把它分解开来看，这样就变得毫无趣味了。”我觉得他疯疯癫癫的。首先，我相信，他能够看到的美别人也能够看到，当然也包括我。在审美感觉上，也许我没有他那么精妙雅致……但我也能领略到花朵的美丽。同时，从这朵花上，我能看出的东西远比他看到的多。我能想象它里面的细胞，有着复杂的运动，这也体现出一种美。我是说，不仅有这一维度，亦即一厘米之外的美，同时还有更小维度，例如其内部结构和处理方式上的美。花朵进化出现的颜色，是为了吸引昆虫为其授粉，这也非常有趣。这说明昆虫能够看到花朵的颜色。这带来了额外的问题：这种美感也同样存在于更低等的生物形式上吗？为什么它具有关感？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展示了一种科学知识，只会增添这种兴奋，增添花朵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只会增加美，我不理解怎么会减少美。  伟大的发明家或科学家孜孜以求，最终提出某个革命性的想法，这样的故事无疑引人入胜，例如伽利略与其天文望远镜。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故事值得讲述：制造镜片的创新能力，又是如何同样依赖于二氧化硅独特的量子力学特性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没落。从这样的变焦视角来讲述这一故事，并不会减少侧重于伽利略的天才的传统叙述的魅力，而只会增加其魅力。

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

2014年2月

时光旅行者

1835年7月8日，一个名叫威廉·金(William King)的英国男爵在伦敦西郊的庄园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这个庄园名叫福特胡克，曾经属于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my Fielding)。人人都说这个婚礼温馨亲切，尽管考虑到金的头衔和家庭财富，它的低调似乎让人颇感意外。这场婚礼办得这么亲切，是因为普通大众对19岁的新娘迷恋不已；她就是美艳不可方物的奥古斯塔·拜伦(Augusta Byron)，声名狼藉的浪漫派诗人拜伦勋爵的女儿，现在人们一般称呼她的中间名埃达(Ada)。那时拜伦已经去世10年了，而且自女儿小时候起，拜伦就没有见过她，但是他的创作才华和放浪形骸震惊了整个欧洲文化界，至今波澜未息。1835年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狗仔队跟踪金男爵和他的新娘，但是埃达名声在外，婚礼时保持适度的谨慎还是必要的。

短暂的蜜月过后，埃达和她的丈夫开始将他们的时间分为两半，一半在萨默塞特的另一块地产——奥卡姆家族庄园度过，另一半在伦敦的家里度过，生活悠闲惬意，尽管得面对维持三个住处正常运转这种令人妒忌的烦恼。到1840年，夫妻俩有了三个孩子，而且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名单上，金已经晋升为伯爵。

按照维多利亚社会的传统标准，埃达的生活似乎就是每个女人梦寐以求的：贵族身份，爱她的丈夫，三个孩子，其中包括最重要的男性继承人。但是当她逐渐适应了身为人母的家庭职责和管理一处地产的事务后，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安分，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闻所未闻的一些事情变得兴致盎然。在19世纪40年代，一个女人赶时髦热衷于创造性艺术，甚至尝试写点儿自己的小说或散文，这都不算什么不可能的事。但是埃达的思维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她对数字很感兴趣。

埃达十几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安娜贝拉·拜伦(Annabella Byron)曾经鼓励她学习数学，接连请了几位老师指导她代数和三角学。在那个年代，女性被排除于皇家科学院这类重要的科研机构之外，而且女性通常被认为不擅长严谨的科学思维，因此她学习这门课程显得很激进。但是安娜贝拉鼓励女儿学习数学实则另有所图，她希望有条不紊、注重实效的科学研究精神能够抹去已去世的父亲对女儿的危险影响。安娜贝拉心想，一个数字的世界也许能将女儿从放荡堕落的艺术中拯救出来。

一段时间里，安娜贝拉的计划似乎进展顺利。埃达的丈夫已经被封为洛夫莱斯伯爵(Earl of Lovelace)，作为一个家庭，他们的未来之路似乎避开了15年前毁灭拜伦勋爵的那些混乱不堪和离经叛道。但是随着第三个孩子年纪稍长，埃达不满足于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母亲，每日被家庭琐事缠身，不由自主又回到了她的数学世界。她这一时期的信件，展现了一种奇特而复杂的浪漫主义情怀，就是灵魂感觉到自己大于它所深陷其中的这个平凡世界，同时这种情怀又混合了她对数学推理能力的坚定信念。埃达论及微分学时的那种激情洋溢和自信满满，和她父亲描写不伦之恋时没什么两样：

由于我神经系统中的某种怪癖，我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任何其他人都是不会有……这种对隐秘事物的直觉感受的。这些事物隐藏于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普通感官之外。在探索未知世界时，光这一点就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优势。但其次重要的是我强大的推理能力，以及我的综合分析能力。

1841年最后几个月，在家庭生活和对数学研究的雄心上，埃达的矛盾心理达到了一个危机点，当时她从母亲那里得知，拜伦勋爵在去世的几年前曾经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生下一个女儿。埃达的父亲不仅是他那个时代里最臭名昭著的作家，而且还犯有乱伦罪，乱伦后生下的一个女孩曾是埃达认识多年的好友。安娜贝拉主动把这件事告诉女儿，是想明确证明拜伦就是个混蛋，那种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

因此，年仅25岁、青春尚在的埃达·洛夫莱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她可以勉强接受作为一个伯爵夫人雍容安稳的生活，端庄得体地终其一生；也可以尽情发展她“神经系统中的那些怪癖”，为自己也为她独特的天赋寻求一条原始的路径。

……

车库之所以已经成为创新者工作区的象征之一，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传统的工作或研究空间之外。它们不是办公室隔间或大学实验室，而是工作和学习之外的地方，是你的边缘性爱好得以生长和进化的地方。专家们赶往他们的高级办公室或演讲大厅，而车库则是黑客、工匠和制造者的天地。车库不局限于某个单独的领域或行业，而是由其主人五花八门的爱好所决定。它是各种知识网络汇聚的地方。

我们这个时代里伟大的车库创新者史蒂夫·乔布斯在他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讲述了几个有关误打误撞进入新领域的创造力的故事。例如他大学辍学，旁听书法课，但这却最终塑造了麦金塔的图形界面；他30岁时被迫离开苹果公司，但这却使他创建了皮克斯动画电影公司，设计出NeXT计算机。乔布斯解释说：“想要保持成功的沉重感，被再次从头开始的轻松感所取代，对一切事物不再那么自信满满。这让我感到自由，能够进入我一生中一个最有创造力的阶段。”

然而，在乔布斯演讲的末尾，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讽刺。在论证了那些不太可能的碰撞和探索能够以何种方式解放思维之后，他呼吁要“做真实的自己”，以这种更具感情色彩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不要囿于成见，那是在按照别人设想的结果而活。不要让别人观点的聒噪声淹没自己的心声。最重要的是，要有跟着自己内心和直觉去走的勇气。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创新史，特别是从时光旅行者的历史学到些什么，那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是不够的。当然，你不想囿于正统思想和传统观念。当然，本书中写到的创新者都有长时间里坚持自己想法的顽强意志。但是，忠实于自我认同感和自己的本质也有类似的危险。最好是挑战那些直觉，探索字面或比喻意义上的全新领域。最好是去发展新的联系，而不是待在陈规惯例中怡然自得。如果你想多少改善一下这个世界，那么你需要专注和决心；你需要在一个领域的范围内坚守，同时每次打开一扇临近性可能的新的大门。但是如果你想成为埃达那种人，如果你想有“对隐秘事物的直觉性领悟”——要是这样的话，嗯，你需要多少迷失一下自我。

“一个了不起的科学作家。”

——比尔·克林顿，2013年在克林顿基金会健康事务会议上所言

“史蒂夫·约翰逊是技术的达尔文。他以引人入胜的观察和洞见，向我们阐明了创意的起源。”

——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约翰逊是一位博学者……跟着他变幻莫测的思路走真是激动人心。为了解释某些创意如何颠覆了我们这个世界，他会使用众多学科——化学、社会历史学、地理学，甚至生态系统学。”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