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党圣元、张鸿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第2辑共9册）》展示了以钱镠、梅兰芳、方苞、周馥等政治文化军事名人为代表的不同家族的人才群体形象，探索了家族兴盛的不同风格和路径，揭示了近百年来影响人才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家族振兴过程中的实力和作用。

詹福瑞、党圣元、张鸿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第2辑共9册）》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中国不同家族的集成；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家族群体；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吴兴钱氏家族文化评传》

《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

《泰州梅氏家族文化评传》

《苏州叶氏家族文化评传》

《合肥张氏家族文化评传》

《义宁陈氏家族文化评传》

《桐城方氏家族文化评传》

《东至周氏家族文化评传》

《项城袁氏家族文化评传》

《弥勒熊氏家族文化评传》

光绪十年（1884年），三十而立的钱恂便投奔当时的浙江宁绍道台薛福成，成为其幕下，为其后来的传奇经历埋下伏笔。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宾雁里人。薛家是无锡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薛福成本人十分聪明好学，他既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还是当时地方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之一。清朝末年，薛福成着实称得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他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职近二十年，其间提出过很多建设性良议，并直接参与过光绪十年（1884年）与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抗法战争以及相关的外事活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

当时，道台乃中级地方官员，薛福成的宁绍道台不仅要监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官吏，还要备兵防海，保卫地方安全。由于宁波当时是重要的商埠和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宁绍道台还兼监督镇江、宁波两个收入丰厚的海关，故薛福成的责任自然十分重大。

从薛福成的身份和经历即可看出，钱恂此次人幕，彻底改变了他昔日平淡且乏味的人生，使他能在此后传奇般地游历各国。

除个人的能力外，钱恂进人薛福成幕府还有重要的“人脉”因素。咸丰三年（1853年），薛福成与其四弟薛福保同应童子试。他们此次原本无考中之望，但主试学使李联瑗在“遗卷”中却将他们兄弟的试卷双双圈定，使他们得以同补县学生。对此，薛福成对李联琇感恩终生。而李联琇正是钱恂的姑丈。

光绪十三年（1887年），钱恂续娶了29岁的单士厘。单士厘，生于浙江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单士厘的父亲单棣华与叔父单沅华，都是饱学之士，皆以研究宋学而闻名当地。当时有人这样来形容单家：“单氏为吾萧望族，至棣华先生而益显，先生以名孝廉掌嘉兴，道德文章为世推重。”单士厘在《和张甥菊圃戊寅除夕诗原韵》之二中曾自称“家世余黄卷”，另又自注云：“余家世代清贫，而书籍不少。”

因为父亲在外为官，单士厘早年跟随母亲在舅舅许壬伯家居住，许壬伯是一位开明的读书人，他平时督导单士厘学习，使她受到良好的教育，阅读了大量书籍，因此单士厘能赋诗填词，善笔能文，博学多识，是一位知识女性。

婚后不久，钱恂受重视文化的宁绍道台薛福成委派，前往宁波整理天一阁藏书楼的书目，单士厘随之前往。有着扎实诗词功底与文化修养的单士厘帮助钱恂共同做好了此项工作，最终编成了《天一阁见存书目》。

钱、单夫妇在整理宁波天一阁珍藏图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珍稀古籍，学识也得到很大提高。钱恂还根据海关图册编成了《中外交涉类要表》《光绪通商综核表》等。翁同稣在日记中也曾提到钱恂，并云：“钱篪仙之子钱恂来京，送中外交涉表，甚好。”

在薛福成幕府期间，勤奋好学的钱恂视野得到很大的拓展，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光绪通商综核表》使其知识结构由应试的传统学问扩展到实用的西学，这种纯技术的经世学问，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过，此书并不是钱恂的原创，从其跋语中可知，该书是在杨仁山所作《光绪朝通商列表》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

光绪十三年（1887年），钱恂其时还在薛福成的幕府，钱振常的朋友谭献即在日记中对他做出如下评价：“招念劬来长谈。虽学不纯美，性又偏至，而锐敏有才识，固非凡才，于钱氏为凤毛驹足也。”性格偏执，学识杂驳，确实是钱恂的特点。正所谓性格即命运，钱恂的人生转机才刚刚开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刘瑞芬三年任职期满，需要有人来接替这一职位。这时，经过周密考虑，清廷特赐钱恂的幕主薛福成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承担出使四国公使这一重任。

P25－26

跨越时空的文脉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家”与“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相伴而存。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更迭不已的朝代衍生的名门望族难计其数。这些显赫家族中的一部分在繁衍存续中以文化为纽带，形成独特的群体，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及其杰出人才为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如：齐鲁大地上以孔子肇始的孔氏世家，享誉儒林两千余年，堪称“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义宁的陈氏家族以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而负盛名；杭州钱塘的钱氏家族，因千余年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江南望族；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自明末至今一直享誉文坛，有“中国近世三百年第一文化世家”之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复兴时期，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也更加珍视人才。事实表明，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水平的社会群体，正是那些位居学术最高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文化精英。中国现代转型以来，那些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等方面贡献巨大。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和精英人物，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丰厚的学养。文化世家所呈现的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其注解也多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仲子，齐之世家也”之说；《史记》以“世家”记述王侯诸国大事，有《世家》30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书中也开举《列国世家》10篇。我国古代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世家。后来，人们将世代显贵、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或大家泛称为世家。《现代汉语词典》对“世家”有如下3种解释：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史记》中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的世代编排；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

根据研究和多方因素理解，“世家”当指有特殊职业或专长、社会地位显赫，或代表某一领域、阶层特色并世代传承的家族。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世家则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现代文化世家则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不同家族的集成。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总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或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群体。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成长大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100年多的时间。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空间。从1840年至1949年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人经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却呈现出文化多姿、人才辈出的局面，所谓“国破山河在，家脉代代传”。这是中国根亲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家族脉络根须还可以上溯至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那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发达不仅带来经济繁荣和人口大量流动，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转变。封建的小农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在获取有限的物质满足后，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加新异的追求。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助推，让许多有钱人家对家族的振兴和子女的抚养有了颠覆性的认识。尽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富家子弟求学读书并非为了单一的科举及第。由于视野的开阔，富裕人家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对子女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或让年幼的子女体面地进入私塾，或挤进洋人的教堂，甚至远渡重洋，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冲出家门，获取更加宽阔的人生发展空间，去施展抱负，光宗耀祖。这样，官富子弟不仅躲避了战乱的袭扰，更能浸染异域文化，从而成就了大批人才。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清廷的腐败无能引起民众造反；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社会贫富悬殊，阶层急剧分化。当时的局面是，寻常百姓不仅生活窘迫，甚至生死难测；富豪家族生活安逸，甚至花天酒地，更可破财消灾，让自己的子弟躲避人祸，享受现代优质教育。即使是割据一方的军阀，也往往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亲属弃武从文，期望发迹于文化世家。时局动荡，社会倒退，却难以遏制文化的萌动与繁荣。而乱世时期的富家子弟往往不乏有志之士，他们倾心文化功名，客观上造就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使文化世家风起云涌。

从人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世家的整体成长往往又伴随国运兴衰而行，其历程也往往变幻纷呈，瑰丽多姿。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怪异，有时越是动荡不安，文化越是奇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如此，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概莫能外。

……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展示的人才群体及其依存的文化形态，是国家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文化世家在历史上的成长和发展，曾经为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以至崛起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些家族中优秀人物的荣辱沉浮以及家族的兴衰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透视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路历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发展史去了解中国社会生态发展演变的梗概和脉络。

家庭教育、家族文化传承及其凝成的文化环境等对培养和造就杰出人才的重要作用，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在更广阔视野下探寻优秀文化对人才的影响，都是当今不可忽视的文化命题。“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首次以家族文化的形式作为切入点，系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碰撞产生的独特文化，探究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家族文化及其对人才成长、家族兴起、国家富强的影响，推动我国学界对中国现代家族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其学术意义非同寻常。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先进文化建设，确定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肯定了家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倡导传承与创新文化。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01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特别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的出版，并通过遴选出来的在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群体，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展现中国文化在近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血液流淌和分布的脉络，进而为当下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发挥积极作用。

骆玉安

2013年10月一稿，2015年8月修改于郑州

中国历代帝王将相的后裔，大多被历史无情地雨打风吹黯然而去，而每次的朝代更迭、时局巨变，也都会发生“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惨剧。相比之下，中国却有很多优秀的家族，其文化精神通过血脉悄然延续，并诞生了很多的名人先贤。

家为国之细胞、社会之基础，家齐则利于国治，国治则利于民安。综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难看出，许多优秀的文化家族是构建中国社会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文化世家”家族研究堪称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密码，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见微知著，发人深省。换言之，可从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演变的梗概和脉络。

千余年来，繁衍于江南一带的钱氏家族，从五代时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鏐开始，人才辈出，代有名人载人史册，近代以来更是出现人才井喷现象，吴兴钱家便是其中灿烂一支。回溯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变迁，也能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痕迹，透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变迁和心路历程。

对每一个人而言，其出身、父母是不能选择的，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到他的骨髓、血脉之中，成为他永远无法摆脱和走出的笼罩。家世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能够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诗书耕读的家族中，是一个人的幸运。吴兴钱氏家族，除了具有诗书传家、崇文倡教、淡泊功名等所有文化家族共有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外，还有一个需要思考的就是这个新兴家族及其家族知识分子与日本文化的关系，这也是近代中国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钱恂被张之洞派往日本负责湖北留学生事宜，是吴兴钱家蓬勃发展、走进历史的一个机缘。之后，钱家几代人大都有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历，因而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化。这对他们来说，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运在于他们占时代先机，比同时代的民众更早接触国外的先进文明，并对中外文化交流都做出过特殊贡献；不幸则在于这个家族中的钱稻孙、钱仲联都曾与日伪政权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对吴兴钱氏家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14年，得学者、作家兼河南同乡苏克勤先生引介，应郑州大学出版社之邀，我加入了“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的研究之列，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研究钱恂、钱玄同、钱三强为主线的吴兴钱家这一支脉的家族文化谱系。我以为，此等文化评传类的书籍大多为名家所著，需要高瞻远瞩的论见、扎实严谨的资料查询、查漏补遗的丰厚阅读、见微知著的历史洞察，这些都是我所不具备或欠缺的，更何况第一辑中已有各位名家论著，故而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好机会，心中也难免战战兢兢。但转念一想，自己对钱氏家族特别是吴兴钱氏家族是有所了解的，对钱玄同也有所偏爱并有一定的研究，于是就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  君子之言，一诺千金。既然接受，就得认真落实；既有开始，就得慎重待之。坦率地说，本书所涉及的人物较多，对每个人物都需要逐一加以了解和评价，资料的收集、阅读和整理都颇费一番功夫，尤其是钱玄同的文集、日记甚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边学边写，历时两年才完成本书的初稿。通过诸项工作，我深深觉得撰写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个人深入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得到更多、更深的积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觉地意识到要跳出一人一事、一时一家的局限，将吴兴钱家置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探讨和研究，但终因个人才能有限、视野狭窄，做得还是远远不够，也使本书撰写一度陷入停顿。其间，好友苏克勤先生又多有勉励之言，并予督促、指导和帮助，再加上郑州大学出版社骆玉安先生的殷切期望和耐心等待，方才使我排除诸多困难，最终得以完成此书。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撰写过程中，友人杨明召、宁燕玲等人曾帮我收集资料、核对文稿；书稿粗成后，又得苏克勤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骆玉安社长及责编等同人也在编辑出版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水平有限，其中错讹在所难免，甚望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多提宝贵意见。

李燕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