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之地，“西接太行，东临碣石，钜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北面有燕山山脉和万里长城，西部是太行山脉，东边濒临渤海，南方是丰足的大平原。古代军事地理观察家们称这里：地势雄要，山川巩固，内跨中原，外控朔漠，水甘土厚，物产丰富，以扼制天下。对文治武功皆有卓越手腕的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打算建一个新都，但他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约20里)、大都(北京)之间拿不定主意，这时，僧人出身的邢州人刘秉忠和蒙古贵族巴图鲁就极力劝告说：“幽燕之地，形势雄要，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大王若欲经营天下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便选择大都做了都城。
燕赵地势开阔，沃野千里，兼有三面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在汉代之前，北中国的第一大水脉黄河流向比现在靠北，那时的黄河绕太行山流经燕赵大平原，最后在碣石山一带入海。于是黄河一方面成为燕赵战略上的南部天堑，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富庶的重要保证。那时候，北中国是整个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个领域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三秦、燕赵、齐鲁等北方区域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后来美丽富饶的长江以南区域那时还是地广人稀的阴湿蛮荒之地。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是唐朝后期到五代时候的事。
燕赵对于整个北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打起仗来一旦守不住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屏障，那么整个黄河流域就很容易沦入北来之敌的手中。楚汉相争时，如果赵王听信了李左车奇袭韩信粮道的计谋，那么在著名的井陉之战中，韩信的军队将在险要的井陉口遭到失败，那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家名句也就成为赵括式的“纸上谈兵”了。如果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刘宗敏、牛金星等人的行为稍微收敛一些，不至于惹得已经答应投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打开山海关迎接清军的话，强大的八旗骑兵是否能入主中原还尚未可知。20世纪30年代，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就真心抗日，在燕山一带集结重兵对付日本人，则日本人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占领大半个中国。
丰厚的燕赵文化对世界的最大献礼是北京城。
斯宾格勒在名著《西方的没落》中说：“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北京东朝大海，西面北面重冈叠阜，南面是开阔富庶的温带大平原，它是沟通华北与辽东、内蒙、热河的枢纽，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所谓背靠重山，君临大平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扼居庸以制胜，拥燕云而驭夏，总握天下大势。在风水术盛行的古代，北京被赋予了尊贵的地位。
风水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精华所在，它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派生出了“天人感应”和“地人感应”思想，风水术就是这些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古代，“风水”的幽灵游荡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莫不趋之若鹜。
古代风水学认为作为帝都必须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既能控扼天下，又不局促偏安于一隅，在地理上要“控制六合，宰割山河”。如北京在地理上有“挈裘之势”，意即北京是中国这件裘皮大衣的领口，只要拎住它，整件裘衣就可以随势提起来。如西安有“建瓴之势”，瓴是一种盛水的瓶子，因为西安据关中四塞之土，东有黄河天险，地势上俯瞰全国，一旦东部地区有事，可马上出潼关沿黄河东进控制全局。又如洛阳有“宅中图大之势”，因为洛阳居于中国的正中腹地，便于向四方拓展。
北京所处的位置非常契合风水所谓的法度，它背靠燕山山脉，黄河挽其前，鸭绿江界其后，被誉为朝迎万派的万里河山朝宗之地。北京周围山川环卫，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了发达的海河水系，地脉的形势全，风气密，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要求。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赞叹道：“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在古人看来，北京是一块“王不得不可为王”的宝地，把都城建立在这里，那么中国这件“裘衣”就可以轻而易举提在手里。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首都“蓟”开始，北京在北中国就从未失去过政治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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