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编著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及弟，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傅国涌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第一篇 告别“衰世”———龚自珍、魏源

第二篇 “维新公子”陈三立

第三篇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第四篇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第五篇 宋教仁登南高峰

第六篇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第七篇 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第八篇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第九篇 “应笑书生不自量”———“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第十篇 “昌明教育平生愿”———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第十一篇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第十二篇 “棉纱大王”穆藕初筑庐西湖

第十三篇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兼说“中国科学社”

第十四篇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第十五篇 “纸头敌不过弹头”———史量才为守护“报格”而死

第十六篇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第十七篇 “我们的校长”———经亨颐与浙一师风潮

第十八篇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第十九篇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雷登与我比邻而居

后记

第一篇

告别“衰世”——龚自珍、魏源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绝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不死不活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对时代的概括力、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锐利的目光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两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被打破了，中国居于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以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确实开了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举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当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纪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P2－4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民谚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最喜欢题写的话之一

18世纪，伏尔泰如此说：

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

一个10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政治家和征服

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

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20世纪中叶，波普尔在其传世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人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史往往就是指政治权力史，“没有人类的历史，只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数的历史。政治权力的历史是其中之一，而它被提高至世界历史层面”。在他看来，“这是对一切得体的人类概念的冒犯”，“再也没有比把贪污史、抢劫史或放毒史当作人类史更糟糕的事。因为权力政治学的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它当然包括某些掩盖它们的企图）的历史。这就是在学校中讲授的历史，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为什么人们会把权力史看作是人类史，而不是选择宗教史或诗歌史？他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比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第二，人们有权力崇拜的倾向。第三，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许多历史书本来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书写的，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督下写作的。权力崇拜往往导致对恶的崇拜，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遗迹。这种崇拜产生于恐惧。这种根源于恐惧的心理，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以成败论是非，只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从而将文明史简化、畸化为争夺权力的历史。

文明的过程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古老的专制者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神化。

文明的过程是人不断自我确认、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过程。

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除恐惧、超越恐惧的过程。

在本质的意义上，文明不是超人的大脑在密室中设计、策划出来的，而是在千百万人的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文明是常人（而不是救世主、超人）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文明进程是靠更多的常人推进的。文明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文明之路就是人类免于恐惧、通向自由的道路。一部文明史是由一代代的“伏尔泰”和他的读者们一起书写的，而不是路易十六书写的。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我总是想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这些谚语和格言。

波普尔还写过一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未经设计的结果。”他深知，那些被遗忘的、不知名的个人，他们的忧伤和快乐、痛苦和死亡，才是迄今为止人类体验的真实内容，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存在。“一切现存的历史，伟人的历史和权力的历史，至多是一部肤浅的喜剧，是一部在现实之后的权力所表演的小丑歌剧（就像荷马的小丑歌剧，奥林匹斯诸神的权力存在于人类斗争的场景背后）。我们最坏的本能就是对权力、对成功的偶像崇拜，它使我们相信这就是实在。”对于历史唯一理性的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承担起创造我们生活的责任，唯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

“我的观点是，成功不应该受到崇拜，它不能是我们的审判者，而我们也不应该被它所迷惑。……对权力、荣耀和财富这些所谓世俗成功采取一种极度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完全可能与这种态度相结合，这种企图就是尽力在这个世界上朝人们已经确定的目标前进，而且具有明确的创造成功的目的，这不是为了历史的成功或通过历史来证明，而是就成功论成功。”

他认为历史本身（主要指的是权力政治学的历史，而不是指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将意义和目的赋予历史，因为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生活的目的。进步就是朝着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前行，人类中的个体生命、由个体生命构成的一个个不同群体可以做到这一点，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当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进步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作“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边，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胡适、竺可桢，一笔在手的邵飘萍、史量才……正是他们才把一个老大民族带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他们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人。一部通向希望之门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他们书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从张元济、蔡元培、张謇、汪康年等人开始的，这一代读书人都是自科举之路走上来的，他们是进士、翰林甚至状元，但他们在20世纪前夜告别朝廷，转向社会，成为出版家、教育家、实业家、报人，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在他们之后，随着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派留学，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在中国破土而出，他们各走各的道路，拓展出了新的社会自主空间，建立起新的尺度。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目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乘凉。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一句话，历史裁判承担着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晚年有诗：“青史凭谁定是非？”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身处逆境、绝境，我们对历史就越依赖。

有人说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因为极权统治总是要系统地、精心地改写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过程就是用谎言遮掩真实，用胜利者的语言重写历史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达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极，这已经不是历史，只剩下恐惧的颤栗、对权势的屈从和棍棒下的呻吟。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戏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瓦解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历史裁判权。诚如胡平先生说的：“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导致两病，能铺叙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他大声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自蒋廷黻、陈恭禄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系统让人应接不暇，半个世纪来最强化的主流说法是胡绳的“三大战争、三大运动”说，此外有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说，李慎之先生临终前不久，在写给他同时代的朋友许良英先生的长信中，有意改写中国近代史，并提出新的架构，他的第一个切人点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纲还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

20多年前，我在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法一直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12幅浮雕起自虎门硝烟、金田起义，到大军渡江而终，这个圆圈中有武昌起义，有“五四”学生游行，没有戊戌变法，当然更没有晚清立宪运动，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正是圆圈内和圆圈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一系列由暴力和以暴易暴的思路所构成的战争、动乱、革命提供的大体上是历史的背景，它们对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时候往往为零，甚至是负数。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果放在文明史中来看只能是反角或陪衬，这不是历史的无情，恰恰是历史的公正，否则一部文明史岂不成了“何不食肉糜”的人主宰的历史？文明与反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永远不会中止的，人类正是不断摆脱野蛮的控制而前行的。近代以来，这激荡的一百多年，对于重塑文明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往往不是军阀、枭雄、有权势者，而是那些以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推动文明转型的人，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位置，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似的，似乎历史就是强者、赢者、胜利者的历史。在西湖这个平台上，他们的生命曾经那么绚烂，他们的笑容曾经那么自信，他们的脚步曾经那么稳健，他们的目光曾经那么清澈，他们看到过希望，创造过希望，他们身上都落满了阳光。

事实上，站立在华表柱头的从来是那些曾日夜为文明进步而苦心焦虑、不避斧钺的人，那些阻碍了这一进程的人无论多么显赫、显赫多久，终究逃脱不了被时间钉在历史墙壁上的下场。一百多年前，“苏报案”发时，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就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他长歌过市，吟出“风吹枷锁满城香”的诗句，他从容地面对法庭与囹圄。比他晚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峡对岸，浙江湖州人雷震因“自由中国案”锒铛入狱，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也有这样的自觉：“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数千年来，老中国的命运，百多年来，先辈们引入新文明的努力，常常令我哽咽无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从2005年7月开始动笔（部分篇目曾先后在《西湖》月刊的专栏和其他报刊发表过），到2006年夏天之后搁下。这一搁就是整整两年，直到2。08年夏天才重新拿起来修改。又是一年过去了，今年夏天以来，我又陆续对部分篇目做了修改，最终定稿。四年的时间就这样无情地在眼前流过，但我知道，历史的河流永不止息，我的思考和寻找也不会停止。

感谢尊敬的许良英先生十几年来对我的教诲与帮助，感谢蒋抑卮孙子蒋彦明先生、任鸿隽后人任尔宁先生以及研究杭州老房子的仲向平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感谢陈鸿仪先生、庞荣棣女士为我提供的材料。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有你们与我同在，无论冬天有多么寒冷，我的心里也始终有春天。

2009年12月19日杭州

我生于1917年，傅国涌生于1967年，年龄正好相差半个世纪。社会上有“代沟”的说法，但读了他的著作，我感到心灵是相通的，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岁月而隔膜。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讲述了许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人和事，让我蓦然回首，也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

——《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

傅国涌的历史随笔，是严谨的工笔画，细节上见功夫，他为此付出的功夫，无人能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