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因何要异见》中，凯斯·R.桑斯坦向我们展示了，如果组织或国家欢迎不同意见并提高开放性，将更有可能走向成功。桑斯坦批评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他揭示出各种公司、立法机关甚至总统如果不能培育一种坦率而公开的文化，就很容易犯错。他指出，各种不正当的极端主义往往来自未能成功宽容反对意见。桑斯坦重新审视了言论自由，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不仅会禁止言论审查，还会为异议者提供广泛表达自我意见的公共空间。他的论据来自联邦法院，事实表明，共和党任命者与民主党任命者会作出不同的投票，而且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法官在缺乏反对意见约束的情况下都容易走向极端。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从众常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导致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鉴于此，凯斯·R.桑斯坦编著、支振锋编译的《社会因何要异见/雅理译丛》专门讨论从众之危害，以及异见之重要。

序言

引言 从众与异见

 从众、异见与信息

 两种影响与三种现象

 转变、震动与法律

1 随波逐流

 困难的问题

 容易的问题

 诱因与谬误

 官员的从众：一瞥

 如何提升（或降低）从众

 少数者的影响

 电击实验

 警察与供述

2 守法与违法

 法律作为信号

 为什么，什么时候

 赢得顺从，实现服从

 废止原则

3 群来群往

 信息流瀑

 流瀑和异见

4 邻居们会怎么想

 情感，群体认同和压制异见

 多重无知与自我审查

 披露者、异见者和反对者

 奖励

 多少异见？

 超越经济人

 什么是可得的？

5 言论自由

 对观点无歧视

 公共论坛理念

 从众、异见与公共空间

 言论自由的未来

 安徒生不切实际的乐观

6 群体极化法则

 群体做什么

 陪审团和法官

 愤怒和恐怖主义

 群体中的信息隐匿与自我沉默

 为何极化？一些解释

 争论扭曲

 情感

 更多极端，更少极端

 群体绩效，多样性与矛盾

 简谈政治正确

 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

7 制宪者的最伟大贡献

 异见、战争与灾难

 宪法争论与共和构思

 宪法设计

 结社和隐私

 小圈子协商和被压制的声音

 群体代表制一瞥

 协商民意调查: 一组对比

8 法官也是从众者吗？

 证据：一般情况下

 众多数据

 作为吹哨人的异见法官

 为什么会放大？为什么会削弱？

 两个例外和一个反驳

 什么是应该做的

 一个类比

 参议院的角色

 宪法与民意

9 高等教育的扶持性平权行动

 多样性和刘易斯·鲍威尔法官

 当前的讨论：一项规律

 通过群体影响证明鲍威尔法官有理

 种族中立性？

 种族混合和种族成见

 最好是超越种族

结论为什么不同意？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随波逐流

人们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会随波逐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难题与简单问题。当人们很自信自己正确时，他们更可能拒绝众人的意见。如果你处在一个大家都认为猫会飞或者爱尔兰小精灵应对最近的一次世界灾难负责的群体中，你可能就不会赞成他们。但是，如果一个群体包含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你并没有特别看法的问题却给出了挺有道理的意见，情况就会变得不同。

几组实验证实了这些主张，但它们也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它们证实了我自始至终所强调的三点：

·自信和坚定的人拥有特殊的影响力，他们因此能将其他同质性的群体带入极为不同的方向。

·人们对他人的一致意见几乎没有抵抗能力。一个单独的持异见者或理智的意见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认为，有人来自某种“外来群体”，那么即便在最简单的问题上，他们也不太可能影响我们。。同时，如果他们同属于我们所在的群体，无论在简单的还是困难的问题上就更可能会影响我们。

非常清晰的是，这几点与一些重大困惑有关：为什么以及何时人们会遵守法律?为什么以及何时少数人的观点会影响人们?言论自由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将会在随后的章节考察这些问题。开始之前，先来回顾一些经典的研究。

困难的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穆扎费·谢里夫(Muzafer Sherif)，进行了一些关于感知能力的实验。。受试者被安排在一个很暗的房间，在他们前面的一段距离放置着一丝光源。光源实际上是静止的，但由于感觉上的假象，看起来在来回移动。在每次测验中，谢里夫都让人们估计光源所移动的距离。当逐个进行调查时，受试者彼此不赞同，并且他们的回答从一个实验到另一个也明显不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光源根本没有移动，所以关于距离的任何判断都是瞎猜。但是谢里夫发现当受试者被要求按小组行动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此时，个体的判断趋于相似，并且团体中确定正确距离的准则很快形成。实际上，不同的实验中群体内部的准则仍旧稳定，因此导致了一种情况，即不同的群体会做出差异巨大的判断同时又极其坚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即为什么类似的群体实际也是国家能在不同的信仰与行动的基础上有所交集，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出发点上适度的甚至随意的变化。

当谢里夫增加了一个搭档——他的支持者，且不让受试者知道——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个搭档自信并坚定地发言时，他的判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更为特别的是，搭档对距离的估计远高于或低于他人时，则促使群体内部产生相应或高或低的估判。这里的一个启发就是至少在涉及关于真相的难题的情形中，判断“可能会被某个人所强加，尽管这个人并不具备强制力和专业技能而只是在他人不确定时，有保持始终如一和坚定不移的意愿”。。

更值得注意的是，群体的判断变得彻底内在化了，以至于人们甚至在一年之后报告自己的判断时，以及加入一个新的群体且该群体成员提出不同判断时，他们依然会坚持原有判断。也可以发现，起初的判断有着跨“代”的影响。当新的受试者被引入而其他人退出，以便所有参与者对情形都初次接触时，原有的群体判断仍趋向发挥作用，即使对它负责的人已离去很久。’这里有一个关于集体保守主义(collective conservatism)的启发，可以理解为群体倾向于遵守已制定的规范，即使群体成员改变。一旦某种惯例已被确立，它就可能成为永久的，即便没人能指出它有任何特别根据。当然，如果有人可以证明这个惯例导致了严重问题，群体也将会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群体成员对问题并无把握，人们就可能继续一直以来所做的。

怎样解释谢里夫的实验结果呢?最明显的答案指向由他人的判断所产生的信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s)。毕竟，看似真实的移动只是一种感知的错觉，而我们的感知系统也不能迅速确定这些移动的距离。人们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一个自信的和坚定的群体成员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对理解在教室、法庭、政府机构、立法机关中所发生的种种有启发意义。如果信息缺乏的人们尝试做出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严重问题或者是否应担心饮用水中的砷含量的决定时，他们可能会赞同其他那些自信的和坚定的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拥有权威或看起来是内行，他可能会对他人的所思所为产生很大的影响。P14-16

在很大的程度上，人们明显会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在对餐馆、对手、医生、商店、领袖、图书、电脑、电影、偶像、政见以及更多方面的选择上，我们常常人云亦云。这种从众并非愚蠢或无意义的。一方面，对于在他人的决定中，会传递出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做的的信息。如果大多数人都喜欢莎士比亚，赞美亚伯拉罕·林肯，对香烟避之不及，那么对这些方面予以关注就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大多数想得到他人的好评。那些对主流意见表示拒绝，却表现出奇特倾向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不那么受欢迎。他们的事业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本身甚至可能遭到排斥。排斥令人不快。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不服从的惩罚就是死亡。

由于这些原因，从众常常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最大的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使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亦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思维相近的人常常会走不必要的极端。而那些持异见者和拒绝接受他人强加压力的人，常常是以其自身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履行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在公司董事会议室、教堂、运动队、学生组织、教职员工、投资俱乐部中的持异见者如此；对于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中的持异见者，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与和平年代同样如此。鉴于此，本书就是专门讨论从众之危害，以及反对之重要性的。

本书源于2003年2月10日至11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霍姆斯讲座上所发表的演讲。能够发表这些演讲，我要感谢主办方的盛情邀请，以及在讲座期间所提供的友好、慷慨和实质性的帮助。我衷心感谢罗伯特·克拉克院长（Robert Clark）、克里斯蒂娜·乔尔斯（Christine Jolls）、大卫·威尔金斯（David Wilkins）、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感谢他们的慷慨与帮助。尤其是乔尔斯的盛情款待和实质性帮助，更令我感激不已。对于本书形成各个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探讨和评论，我十分感谢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布鲁克·哈林顿（Brooke Harrington）、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格雷琴·赫尔弗里希（Gretchen Helfrich）、大卫·赫什莱弗 （David Hirshleifer）、克里斯蒂娜·乔尔斯（Christine Jolls）、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利奥尔·斯特拉希勒维茨（Lior Strahilevitz）、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埃德娜·乌尔曼-马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阿德里安·沃尔缪勒（Adrian Vermeule）、丽莎·范·阿尔斯泰恩（Lisa Van Alstyne）、理查德·泽克豪泽。当然，还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匿名审稿人。卡伦·坎贝尔（Caryn Campbell）和丽萨米歇尔·埃尔曼（Lisa Michelle Ellman）提供了极棒的研究协助，特别是第8章中司法投票的数据（尤其是，他们清点了成千上万的选票！）。衷心感谢我的经纪人西黛尔·克雷默（Sydelle Kramer），她在许多阶段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帮助和建议。我还非常感谢苏珊·华莱士·波尔默（Susan Wallace Boehmer），她远远超出了文字编辑的作用，无论行文风格还是具体内容，她总能在最后一刻做出许多改进。同样，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艾伦·鲁迪克·桑斯坦（Ellen Ruddick-Sunstein），她对本书贡献良多，曾与我就从众和异见进行了很多讨论。

谨以本书献给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一位常常对习惯性看法持有异见的人，一位对本书给予了无尽帮助的人，一位了不起的同仁！

重拾译事，再作冯妇，是为这本书所打动。从流金仲秋到草长莺飞，天行有常，道在其中。正如说话，正如表达，正如我们的社会生活本身。

畅快的表达，是一个社会运转正常的基本需求。然而在实践中，为了维护群体的团结，为了赢得他人的好评，为了不与他人发生冲突，抑或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们往往会自我缄默；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而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害怕听到不同的声音，更是屡见不鲜；这使得群体在作决定时，无法拥有最为全面的信息。这导致一个群体、一个大脑、一个声音，万马齐喑，异见因此被扼杀，信息由此被隐匿，形成信息流瀑、声誉流瀑与社会流瀑，最终群体决策错误，付出惨重代价，甚至酿成大祸。从周厉王止谤，到麦卡锡主义，古今中外，恒河沙数，惨剧频仍，罄竹难书。

在《社会因何要异见》一书中，桑斯坦充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实验与发现，以丰富的例证，论证了群体决策中信息、开放与异见的重要性。异见可能是错误的，异见可能是有害的，异见可能是需要法律规制的，但异见却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须臾不可或缺的。群体中的成员越是想法相近，就越需要拾遗补缺的异议者，揭露黑幕的吹哨人。这应该是任何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所必须具有的共识。当然，本书也存在缺陷，即仅重视制度与机制的外在制约，而忽略了作为运思主体的人的自我反思。

本书是我个人独自翻译的第六本著作，但却并不轻松。翻译越多，胆子越小，越能体会“译事难为”的艰辛。愈加信心不足，头顶敬畏，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李辉博士的详细校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邢浩浩、李家琛以及政治学研究所王栀韩、吴映雪等同学的宝贵帮助；在很多方面，也许我并不一定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作为本书翻译的学术助理，正是他们的“异见”，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的完善。尤其要感谢重庆大学高研院田雷教授的玉成，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兄的努力，没有他们的督促与帮助，译稿也许还在我的电脑中沉睡。另外，秉持直译原则，文中有些术语的翻译，未必合人心意，尚祈理解。当然，所有文责，均由译者承担。

在一个党派偏见日益炽烈，政治手腕覆雨翻云，以及超级媒体并购不断的时代，桑斯坦及时地向人们贡献了一部令人信服的警世恒言：异见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理性平和的异见与客观公平的论辩正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本质。

——参议员伯里克利·莱希(Patrick Leahy)

人类社会的繁荣有赖于信息的互通。然而，各式各样的繁文缛节、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对于异端的蔑视的和排斥等等，这些强大的力量压制了异见的表达。在这本内容广泛的著述中，桑斯坦教授探寻了在分配资源、实施正义、选择政府重要的社会决策领域中，异见的重要价值。对于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组织——从家庭单元到国家政府——应该如何决策的人来说，他的洞见都是非常重要的。

——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

这是一本重要而及时的著作，作者为美国富思想性和受尊敬的学者之一。桑斯坦教授在本书中探讨了美国宪法的精髓，以及言论自由、异见、包容新的思想对于维持和助益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位对多元性和多样性在我们世界中的重要意义有所困惑的人而言，这本书都正是为他而作。

——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

在这本对卢梭、密尔和托克维尔等人所曾论述重要主题言简意赅的小重奏中，桑斯坦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法学家的多重视角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将从众、流瀑与群体极化作为概念化术语，从而将阻碍公共对话的恐惧、冷漠与无动于衷阐发的清晰明澈；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公共对话成为广告商、游说者以及当代那些自诩为伯利克里的家伙们。

——E.刘易斯（E. Lew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