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著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精)》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受与透视相反的原理支配，他会发现，幼时再小的事也显得很大，近期再大的事也显得比较小。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精)》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作者周国平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部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他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他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

再版序

序 我判决自己诚实

第一部 儿时记忆

第二部 北大岁月

第三部 农村十年

第四部 走在路上

在我的印象中，毛家伯伯对孩子很严厉，不苟言笑，毛家叔叔却是喜欢孩子的，见了面笑逐颜开，兴致好时还会带我上街玩。他待人热心，不过，有一回他帮的忙却使我父亲不太高兴。那一天，我把脑袋伸进床头的铁栏杆里玩，退不出来了，毛家叔叔闻讯赶来，用锤子把一根栏杆敲掉。父亲下班回家，见状责备毛家叔叔太笨，说既然能伸进去，就一定能退出来，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反正从此以后，我家的铁床就少了一根栏杆。

二毛家都多子女，现在我仍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我上小学时就结婚了。他相貌堂堂，拍过一张化装成梁山伯的戏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阵。他的婚礼在一家酒店举行，摆了一二十桌，在当时算得场面盛大。母亲背着父亲送五元钱礼金，带我们去参加了婚礼，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饱餐一顿。老式婚礼有许多繁文缛节，新郎新娘不断地被领到每个稍有瓜葛的长辈前鞠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孩子，也已发现他们越来越不耐烦，脸色渐渐阴沉。婚礼的高潮是拜天地，当司仪高声宣布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厅里一阵骚动，最后好像是从厕所里把他们找了出来，新郎脸色铁青，勉强三鞠躬了事。大人们说，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欢这些老式礼节。可是，结婚后不久，这个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辈一样经常毒打那个当小学校长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儿叫彩虹，比我大两岁，父亲常开玩笑说要给我们两人定亲，使得我们见面时都有点忸怩。后来她的姐姐彩霞死于脑炎，她就继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据说这是浦东农村的一种习俗。

小毛家很穷，家里有两个男孩和我年龄相近，便成了我小时经常的玩伴。彩云比我大两岁，喜欢偷家里的东西卖掉。有一回，家里让他去一个地方办事，他约我同去。乘车时，他拿出一张五元整票买车票，我感到奇怪，问他有零钱为什么不用。他说，把整票找开，就可以谎报车费而留给自己一些钱了。这种做法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使我惊讶了很久。彩蜚比我小两岁，身上脸上永远脏兮兮的，总是拖着鼻涕，不时用舌头舔进嘴里。他曾认真地把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告诉我，说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侯家路这座老楼里也许发生过许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余房客中，李家妈妈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穿过毛家用做车间的客厅，角落边有一扇门，门内就住着和蔼可亲的李家妈妈。她是一个漂亮的广东女人，弯弯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她也爱打扮，总是描着眉涂着口红，这在新社会是很忌讳的。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长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八字胡，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遗老，在一天夜里突然死了。李家妈妈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有一回把我请到她房里，不知怎么款待我才好，最后是给我煮了一碗甜面条。也许出于对她的身世的猜疑，母亲不太赞成我们和她往来，可是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妩媚笑容所吸引。我记得的另一个特别房客是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楼的一间没有光线的小屋里。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谁都不来往，平时没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楼里的居民为此议论了好些天。有一个小孩看见了现场，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长舌头。从此以后，上楼梯经过那间小屋门口时，我就会感到一阵恐怖。

小学五年级时，我家迁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续住。迁居后，因为我和姐姐仍读原来的学校，为了方便上学，我俩就和外婆一起继续住在侯家路，只在周末去新居与父母团聚。外婆很疼爱我们，天天给我们煮鸡血豆腐汤，问我们好不好吃。开始我挺爱吃，后来就腻了，但为了让她高兴，就总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兴，屡次告诉母亲，说我最喜欢吃鸡血豆腐汤。结果，我吃了一年鸡血豆腐汤。小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侯家路。几年前，在房产开发的热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旧街旧屋被全部拆毁，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间藏着我的童年记忆的亭子间了。

P10-11

我的书一向是很安静地走向读者的，唯有这一本似乎是一个例外。初版之时，始则招来了媒体的一阵喧哗，继而又给我惹来了一场官司。它本来也是一本安静的书，却因为围绕着它的噪音而不得安宁了。四年半后的今天，这些噪音皆已沉寂，我把它重新出版，相信它可以在一种于它合宜的氛围中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初版之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这本书出晚了。第二句是：这本书出早了。我懂他的意思。严肃地反思自己的经历，原是早该有人来做的一件事。然而，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好在媒体是不会在某一个话题上长久停留的，它必须不断制造新的热闹方可生存，从而使任何目标物都不会被纠缠得太久。

至于因本书引起的那场官司，既然对方败诉，我就不说什么了。虽然这场官司使所涉及的事情真相更清楚也更具体了，但是，鉴于本书的记述基本准确，且不是重点内容，我决定既不做修改，也不做补充。排除了节外生枝的干扰，对本书的阅读会更加纯粹。

我的经历实在是很平凡的，如果本书中的确有一些对于读者有价值的东西，那肯定不是这些经历，而是我对这些经历的态度。我自己认为，我基本上做到了两点。一是尽可能地诚实，正视自己的任何经历，包括不愉快的经历，把经历当做人生的宝贵财富。二是尽可能地超脱，从自己的经历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它们，把自己当做认识人性的标本。我相信，无论谁只要用这样既诚实又超脱的眼光看自己，一切外部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

作为中国社会近几十年巨大变迁的亲历者，我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不同时期的时代实景也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第二部《北大岁月》描述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思想文化专制，第三部《农村十年》描述了文革后期的中国农村，第四部《走在路上》描述了改革初期的解冻。我只写我看到的实景以及与之关联的个人命运和心境，不用今天的理论去规范它们，或许另有一种价值吧。

我对本书不尽满意，我的不满集中在第四部，这一部的叙事节奏与前三部很不合拍，显得跳跃、断裂、繁简失衡。这也是我的好几位朋友的感觉。这一部肯定是要重写的，不过不是现在，今后适当的时候，我也许会把它独立出来，专写一本叙述一九七八年后生活和心灵历程的书。

本书初版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合同期满一年多了，市场上已难觅正版本，盗版本则到处可遇，还有各种盗编的《周国平作品集》(我从未出过这个名称的书)必把本书收进去，可知它仍颇受读者的欢迎。现在，我把此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既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但愿也能对盗版起一点遏制作用。

周国平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