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家霍斯特·特尔切克著的这本《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呈现了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至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的329天发生的故事，再现了战后欧洲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同时展现了各国政治人物在德国统一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霍斯特·特尔切克著的这本《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典藏版）》是德国统一外部问题谈判负责人霍斯特·持尔切克的私人日记。记述了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至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的329天。

从中可以看到二战后西方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波兰，以及正在消除隔阂而朝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迈进的欧其体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相互关系。

从中可以看到各国政要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和他们的个性特点。

如果政治是正在形成的历史，而历史是已经流逝的政治，那么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德国统一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独一无二的文献。

前言

柏林墙开放（1989.11.9～1989.11.20）

科尔的《十点纲领》（1989.11.21～1989.12.18）

崩溃前的民主德国（1989.12.19～1990.2.9）

莫斯科的绿灯（1990.2.10～1990.2.13）

棘手之处：北约、尼斯河与邻国（1990.2.14～1990.4.26）

西方赞成统一（1990.4.28～1990.5.10）

催化剂：贷款与协作（1990.5.13～1990.6.22）

三大峰会的积极信号（1990.6.25～1990.7.121

莫斯科的奇迹（1990.7.13～1990.7.19）

外交余波（1990.8.13～1990.10.2）

人名索引（以外文姓氏首字母为序）

译后记——并非“他人的生活”

群众集会开始之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无法辨认参加者的人数，估计有2万～5万人。蒙佩尔、勃兰特、根舍、科尔和沃尔拉贝站在一个小的木头讲台上，紧紧围着麦克风，夹在大量的安全人员和其他政治“要人”中间。

蒙佩尔说“德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但他称东、西德国人的这次相遇并非“重新统一的日子”，而是“重新相见的日子”。然而，实际上，正是这座城市两部分的柏林人，在过去的一晚，已经事实上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统一。

1961年8月13日时担任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对于昨晚的事件有着更敏锐的直觉。他认为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违背常理的德国分裂将无法存在”。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勃兰特说，“我们正处在这种形势之中：本属一体的东西必将长在一起”，在听众的欢呼声中，他还补充道：“柏林将长存，而柏林墙将倒塌。”

在勃兰特讲话时，我被突然叫走去听电话，电话的那头是苏联驻波恩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JulijKwizinskij）。他有戈尔巴乔夫给联邦总理的紧急消息，并请求我绝对要在群众集会时就将这则消息转告给科尔。克维钦斯基说，众所周知，现在柏林的两边正在举行群众集会，而在目前的窘境下，无论如何都要避免“骚乱”，因此戈尔巴乔夫总统请求联邦总理安抚大众。没有时间进一步询问，我必须回到总理身边，挤过厚厚的人堆，向他转告戈尔巴乔夫的消息。总理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未做评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估计戈尔巴乔夫担心，在两次群众集会上民众的情感会受到煽动，以至于像头一天晚上那样，越过城墙而聚集在一起，“脚踏实地”地贯彻统一。政治家们将因此失去对事件的控制，并且很快就会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凭直觉就觉察到，与眼前再次相见所带来的亢奋相比，德国两边的民众内心有着更大的波澜。戈尔巴乔夫的消息是否不仅是出于担忧的请求，而且也是隐藏的警告？眼下，我们无法讨论这一点。

在演讲中，根舍极力避免任何与统一主题相似的内容。在所有的演讲中，他的讲话是唯一试图告诉邻国和世界，将来他们也不必害怕德国人。

当联邦总理走到麦克风前的时候，再次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哨嘘声，而且整个演讲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科尔经历了无数次选举集会的磨炼，他坚持完成了这次演讲。有一次蒙佩尔试图打断他，以便对那些干扰者施加影响，但总理没好气地把他推到一边。总理突如其来地呼吁：“保持镇静并明智地行动”，正如民主德国市民们做过的那样。“现在，明智的行动就是不要追随极端主义的口号和声音”，目前要“从容不迫地一步步找到迈向未来的共同道路”。他是唯一表示感谢的演讲者，感谢“我们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朋友的支持和团结，过去几十年来，这一团结是拥有自由的那部分柏林能够自由存在的保证”，他也向戈尔巴乔夫总统表达了“敬意”。

“另一半柏林”聚集在纪念教堂前。将近6点半，我们到达纪念教堂，此时有10万～20万柏林人拥到这里。只看到零星的干扰者，这次迎接科尔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当他再次离开演讲台时，人们差点把他挤倒，其中许多人来自东边，他们是第一次直接见到总理，一定要碰碰他。

最终，科尔指示自己的司机脱离柏林警卫队而驶往查理检查站。我们在检查站前面3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继续步行。从东柏林过来的大量人群和一个特拉比车队向我们涌来，转眼之间就把我和联邦总理分开。几乎看不到他本人，而“赫尔穆特，赫尔穆特”的呼叫声则响彻天际，人们向他伸出手臂，流下了眼泪。显然，被人群团团包围给总理带来了力量。当我们再次坐进汽车时，他对我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8点钟，乘坐美国军用飞机返回波恩。飞行途中也没有时间喘口气，总有新的消息传来。此时与我们会合的塞特斯报告了朔伊布勒和他本人与民主德国国务秘书亚历山大·沙尔克一哥罗德科夫斯基（AlexanderSchalck－Golodkowski）的通话，其中谈到了旅行法和民主德国领导层对联邦德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期待。此外，沙尔克还提议统一社会党新任总书记克伦茨与科尔举行会晤。

明天，总理先要与克伦茨通话，只有组建了民主德国新政府并且明确商定了议事日程，科尔才会与他会晤。因此，塞特斯将在下周去东柏林进行预备性会谈。

从机场急速驶进总理府。已通知10点钟要和撒切尔夫人通话。她今天在唐宁街10号前的媒体谈话中说：“这是自由的伟大一日。现在柏林墙也必须倒塌。”通话时，在谈到柏林事件以前，总理首先请求首相支持波兰。撒切尔夫人让科尔说明他下一步要采取哪些行动，并且提议在欧洲理事会下一次会议以前就举行为期半天的12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峰会，因为现在绝对有必要进行紧密的沟通和直接的思想交换。对她来说，了解联邦总理是否计划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翻译留在房间里，因为几分钟以后科尔就要和华盛顿的布什通话。对于科尔希望能够援助波兰的愿望，美国总统也几乎没有兴趣，他主要想知道科尔对柏林情况发展的评估。科尔对布什强调民主德国民众的行为是何等深思熟虑，并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民主德国领导层是否准备进行根本的改革。布什表达了他对联邦德国政府处理这一局势的最高敬意。最后他谈到了自己即将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说这一会晤现在变得“非常重要”。

将近11点，联邦总理还将塞特斯、朔伊布勒、魏格尔、魏姆斯、约尼·克莱因（JohnnyKlein）和我召集起来，最后商量局势。这一天漫长而紧张，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好像粘在椅子上，无法动弹。朔伊布勒报告说，移居人数今天明显回落，他对能够安置所有来的人感到乐观，并认为“我们要比民主德国更容易应对此事”。在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移居者仍将得到充满好感，甚至是有些激动的接纳。然而，由于住房短缺，如果移居人数再度上升，则会出现急遽的情绪变化。很久以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德国人的牺牲精神。

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所有会谈都在东柏林举行，大家认为局势非常棘手，需要紧急援助，以稳定形势。我们一致认为，所有的援助首先都必须有利于民主德国民众，因此经济领域内的任何有意义的合作，都要以民主德国的改革为前提条件，眼下大家很可能只能帮助克服供应瓶颈并确保提供医疗关怀。

P14－17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25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读者可借此本书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后对外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尽管苏联在1968年8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1980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发生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这样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并非“他人的生活”

这是德国统一外部问题谈判负责人的工作日志，也是这段国际外交风云亲历者的私人日记。

翻译这本富有个人色彩的（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以及历史文献《德国统一史（第四卷）》，是一个“看戏、研戏”的过程。这场“大戏”就是德国统一，当然，它绝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而是历史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真实事件，不仅影响了国家和时代的格局，而且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看戏的人”可以从某些角度了解一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然也会联想到本国的历史，获得各种经验和启发。

当纸张变成画面，画面拼接成舞台，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激昂却复杂的舞台，它呈现的不仅仅是这329天发生的故事，而且再现了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同时展现了各国政治人物在这个舞台上的个人作用。

舞台的中心是柏林和德国，还有与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三大国、苏联和波兰，以及正在消除隔阂而朝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迈进的欧共体。在纷纷亮相的“演员”中，有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在“正确的时刻作出了正确决定”的德国统一之父科尔；有无力控制民主德国局势的克伦茨、莫德罗和德梅齐埃；有坚定支持统一的盟友布什；有公开怀疑的撒切尔夫人；有“左右逢源”却又是欧洲统一共同“火车头”的密特朗；也有“不想讨价还价”但赢得联邦德国大量援助的戈尔巴乔夫；还有纠结于德波边境问题的马佐维耶茨基。不可能置身其外的则是当时两德的人民，他们是这个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尤其是民主德国民众，他们的诉求推动了国家的统一。最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德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赢得了完全主权。

经济学家们会说，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令人心思变；政治学家们会讲，在历史的机遇面前，通过权衡各种利益，勾画并实现了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而历史学家们可以分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现实已经超过想象”而无法继续维持；社会文化学家们则能够总结，总有一天会得到克服民族痛苦的集体记忆，通过文化历史这根纽带重新联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直接承受这些集体记忆和个体经历的老百姓也会做出自己的各种解读。

历史纵横捭阖，在一个民族血浓于水而引发的一出“大戏”中，不仅有学者们高屋建瓴的总结，还有“舞台演员”们的琐碎生活，所谓“大背景中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我在柏林的朋友，但凡经历过这个时期，都有一段或独特或无奈的故事。有通过官方渠道，统一以前就从东柏林移居西柏林的，有在城墙两边或在东欧国家相会的情侣，有在柏林墙竖起来以前偶然回到西德的人，也有因家人跑到西德而遭到安全部门关押的，有屡次申请移居西德未果、最后蹲了监狱的老夫妻，还有害怕去东德旅行，担心统一会降低生活水平的西德人，他们在城墙倒塌的那一天，却敞开大门，招待素不相识的东德同胞。这些“有故事的人”给我讲述的并非“他人的生活”，而是时代演变中的悲欢离合。

了解各种“小人物”的生活，并非教科书能够或者愿意记录的，虽然其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这329天。他们经历过民族的分裂、柏林墙的竖立，经历了城墙倒塌、铁幕拉开、欧洲一体化。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每仑人都沉浮于其中，命运交织于情感的撕裂与人心的弥合之间，直到心中的“城墙”真正倒塌。

欧阳延

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