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著的《文学与快乐》不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而接近于文学随笔,或文学自由谈。作者以“诗可以乐”为出发点,考察五个经典文学人物之乐:土谷祠里的阿Q:论小人之乐,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论贵人之乐,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西天路上的猪八戒:论俗人之乐,桃花岛上的周伯通:论逍遥之乐,笔法生动活泼,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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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文学与快乐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张柠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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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张柠著的《文学与快乐》不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而接近于文学随笔,或文学自由谈。作者以“诗可以乐”为出发点,考察五个经典文学人物之乐:土谷祠里的阿Q:论小人之乐,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论贵人之乐,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西天路上的猪八戒:论俗人之乐,桃花岛上的周伯通:论逍遥之乐,笔法生动活泼,可读性强。 内容推荐 中国文学为何罕见“快乐者”形象?文学能否摆脱“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魔咒?张柠著的《文学与快乐》以活泼的笔调,融叙事学、伦理学、社会学诸学科方法,探寻中国文学何以“不快乐”之原因,并以贾宝玉、西门庆、猪八戒等经典文学形象为例,破解中国文化深层隐秘的快乐密码。 目录 引论: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第一章 土谷祠里的阿Q:论小人之乐 一、快乐的小人阿Q 二、作为文学形象的阿Q 三、原始的唯物的快乐 四、阿Q与快乐的分类学 五、阿Q的快乐秘诀 六、小结 第二章 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论贵人之乐 一、快乐:从小圆满走向大圆满 二、道教的快乐哲学和修炼实践 三、贵族公子贾宝玉的快乐标准 四、正邪之道德与清浊之美学 五、贾宝玉的快乐之途和方法 六、小结 第三章 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 一、情欲标本:《金瓶梅》和《红楼梦》 二、肉体快乐和西门庆行乐之法 三、西门庆稳固的“欲望三角形” 四、家庭与家族:快乐空间分析 五、宫廷与妓院:欲望空间镜像 六、小结 第四章 西天路上的猪八戒:论俗人之乐 一、与猪八戒相关的文学问题 二、从天而降的“低模仿人物” 三、猪的快乐:肉体化和俗世化 四、对八戒享乐心理的精神分析 五、猪八戒获取快乐的基本方法 六、小结 第五章 桃花岛上的周伯通:论逍遥之乐 一、中国文学快乐表达的艰难 二、儒家的逃避和道家的张扬 三、金庸的小说和反常的人物 四、射雕英雄的五种人生模式 五、周伯通的孩童式逍遥之乐 六、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章节 《金瓶梅》以明代山东清河县市井日常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以官商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为核心的欲望故事。前八十回是因,后二十回是果。开局时尽享繁华,认娼作妻;结局时妻离子散,妻入娼门,可谓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中国叙事文学之“双璧”,一者写“情”(贾宝玉为“情圣”),一者写“欲”(西门庆乃“欲郎”)。这里的“情”和“欲”,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忌讳、所逃避、要删除的。因此,《红楼梦》和《金瓶梅》如中国文化中的“飞来峰”,都具“史家笔法”,而不强就儒、释、道既定成说,重在“情”和“欲”二字,试图填补中国叙事文学中“情”与“欲”的空白。 《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活得“不亦乐乎”的人,既没有阿Q那种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困扰,也没有贾宝玉那种因精神问题而生出的不满,西门庆就是一个快乐的大活宝。西门庆的快乐来源与前面两者都有差别。就执着于肉体欲望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阿Q相似;而不同于阿Q欲望经常不能得到满足,西门庆欲望的满足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肉体欲望能轻而易举满足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贾宝玉相似,不同在于,贾宝玉的目标在“情”这种超越肉体欲望的东西,西门庆没有这些要求,他只对“欲望”本身感兴趣,因此西门庆没有贾宝玉的大苦大悲。 西门庆的快乐秘诀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字:过分、过度、过失、过犹不及进而一过再过,一直到过世罢休。其一生就是在这个“过”字的控制下“及时行乐”的一生。他在追求金钱财富和女人上贪多求众,他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对贪欲无尽的需求之上。西门庆的快乐,就是肉体的超前支出。为此,他成日需要吃肉饮酒,还要求助于外药之术。由此观之,西门庆实在是一个极端分子,他与中国文化主张节制、中和之美德毫无关系,所以称西门庆为“恶人”一点也不为过。 要满足肉体快乐的不断支出,必须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为了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要为财富寻找保证,权力就是最好的保证。西门庆通过不断积攒钱财、官位、女人,将“权力—金钱—女人”三个原本不甚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仿佛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西门神”,在清河县乃至东平府,呼风唤雨、独霸天下。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商人,开着个生药铺和几家绸缎店,搞一些官倒、走私、偷税的伎俩,竟然搅乱了清河县,波及了东平府,惊动了皇帝爷。这个与肉体快乐相关的,由“权力—金钱—女人”所构成的“欲望三角形”,就成为了西门庆满足其恶人之乐的坚固基础。 西门庆之所以能一过再过,没有外在阻力和约束实现他的恶人之乐,是因为他的家庭——他及时行乐的主要场所,实在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嗣承关系、同胞关系,姻亲关系更是混乱不堪。按照常理,传统家庭中人伦礼法的实施过程,应该由家族内部家法和舆论监督,但西门庆的家庭,在纵向上看是个孤岛,在整个清河县城,姓西门的独一无二;在横向上看,它并不通往时间上的祖先,而是通向当下的官府和权力,所以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力。为了满足做嫖客能偷和嫖的隐秘心理,西门庆便直接把妓女找到家里来,家里天天花天酒地接待各级官员,酒席上要请歌妓作陪,于是来了一群妓女——李桂姐、李桂卿、吴银儿、郑月儿、韩金钏儿、郑爱香儿等。妓女李桂姐成了吴月娘的干女儿,更能名正言顺进出于西门庆的家门。至此,西门庆的家庭成为一个宫廷和妓院的模仿品,同时具备了皇宫的权威性和妓院的淫乱性,或者说是在金钱支配下的畸形的权力和畸形的自由。 西门庆有了“权力—金钱—女人”稳固的“欲望三角形”做基础,又把自己的家庭改造成为宫廷加妓院的模式,终于“功德圆满”地实现了其恶人之乐的理想,足不出户,尽享皇宫和妓院的双重快乐。然而,“次第明月圆,容易彩云散。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这是第七十八回的话,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就淫欲过度而死。 西门庆的“女人—金钱—权力”这个“欲望三角形”,和当皇帝与当嫖客合二为一的结合体,呈现了世代流传的欲望故事的潜在构型,代表了中国男人最心仪、最隐秘的梦想。能当上皇帝的人毕竟少,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人,而这些占多数的中国男人,不是阿Q,就是西门庆。或者说,穷则阿Q,达则西门庆。至于“情圣”贾宝玉,实在是个稀罕物儿。 P100-103 序言 我一直纳闷:人在诞生的时候,为什么是哭而不是笑?文学家废名,将人诞生的“血地”称为“人生的第一哭处”,①似乎说,除了“血地”这个诞生地之外,人生还有“第二哭处…‘第三哭处”“第N哭处”,好像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哭似的,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这与佛教“人生即苦”的观念相合。面对这个“人生的第一哭”,有一种貌似科学的解释,认为婴儿的哭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表达情绪的哭,而是一种呼吸系统的初次运动,它促使肺泡张开。这种解释也有疑问,为什么要用哭来刺激肺泡张开?笑不是也可以让肺泡张开吗?撇开所谓的科学解释不论,对“人生的第一哭”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可以是这样:哭是婴儿对在娘肚子里憋坏了的处境,特别是对在产道里受压迫的经历的抗议和追加性的控诉,现在来到人世间,觉得舒适快活多了,于是开始学习表达舒适和快乐的感觉,那就是后天习得的笑。还有一种解释可以是这样:“人生的第一哭”,就是对娘肚子里那种没有压迫、没有伤害的天堂般的感受的怀念,进而是对这个脏兮兮的、闹哄哄的人世间的拒绝,同时因拒绝而不得,不由自主地被抛弃到这个人世问来了,所以才要号啕大哭,与生俱来地哭。前面那种解释是先苦后甜,属于乐观主义。后面那种解释是先甜后苦,属于悲观主义。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都从这两个角度来讨论人生快乐与否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尽管其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视角都是偏颇的,但是两者加在一起就互补了。 文学界就有些奇怪,它好像全体都倾向后面那种悲观论调,比如:愤怒出诗人(古罗马尤维利斯);诗人的歌唱就像母鸡下蛋时的啼叫一样,是“痛苦使然”(尼采);文学是被意识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内容在梦中的释放,所以是“作家的白日梦”(弗洛伊德);文学是生命力受到压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命运坎坷者的美文如“蚌病成珠”(刘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韩愈);传世之诗,穷人之辞,穷而后工(欧阳修);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还有历数文人悲惨命运的“文章九命”之说:贫困、嫌忌、玷缺、偃蹇、流贬、刑辱、夭折、无终、无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等等。由此,文学成了悲伤、愁苦、不平、愤怒、埋怨的代名词。这种观念想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人生之快乐总是求之不得、快速闪过,“乐”与“快”搭配在一起,可见它是不长久的。人生之悲哀总是不请自来、挥之不去,哀伤悲苦的感觉滞涩而胶着,所以显得缓慢而绵长。但是,作为反映人生的文学,为什么在喜乐和悲哀两种人生态度中,对悲哀情有独钟?为什么写愁苦的悲伤的人生,才能够“句工”?为什么写欢愉的快乐的人生,就难以“句工”呢?看来,这至今是一个理论悬案。 钱锺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①这篇文章,就是在讨论上述那个文学形式史的“套板”,或者文学理论史的“常谈”。因此,钱锺书的文章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文论家的观点,无疑不只是为了论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诗可以怨”)这个“常谈”和“套板”的正确性或合理性,而且是要把它当作一个需要深究的概念来讨论,仔细深究其外延与内涵,进而试图牵扯出“诗可以怨”背后“更大的问题”。(P133)钱锺书还说:“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锋一转又提到韩愈,好像不打算放过这位说“欢愉之辞难工”的人。在《荆潭唱和集诗序》中,韩愈一边为官员的诗作写序,一边又在夸奖“憔悴之士”的“穷苦之言”。韩愈的意思是:快乐也可以作诗,但不会产生好的或者最好的诗。钱锺书说,韩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辞’的诗来的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辞’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P128一129) 第八,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只强调“诗可以怨”的思维是偏颇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诗可以乐”呢?钱锺书没有明说。从整篇文章的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似乎主张对“诗可以乐”持包容态度。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无论从接受心理史还是文学形式史来看,快乐经验是不好处理的。钱锺书另有《论快乐》《说笑》两文,可以对读,此处不再赘述。《诗可以怨》一文最后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评价问题。对此,钱锺书也没有展开讨论,只是说尽管“悲剧比喜剧伟大”的观点占了优势,但认为“喜剧高于悲剧”的观点也大有人在,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①。20世纪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伯一格里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悲剧“是要不得的东西”。(P133)④这位法国新小说家,尽管没有写出快乐的文学,但他对文学史中的传统悲剧概念的批评,也是20世纪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潮。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和“文本的愉悦”之说,也可视为对快乐经验的网开一面。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将悲剧和喜剧的对立,从文学形式史的角度,转换为“重”与“轻”的风格学之变,也颇有启发性。② 以上为我读钱锺书先生的《诗可以怨》一文的“读后感”。这篇文章涉及“诗可以怨”这个文论史上著名概念的诸多方面。这些问题与我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文学史上“快乐者”形象,都有直接或者问接的关联。但问题依然存在,“快乐者”形象与快乐的缘由不是一回事;快乐的哲学与快乐的美学也有差异;快乐的人生与快乐的文本之间,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我将这篇“读后感”作为本书的引论,似有狐假虎威之虞。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非本人所能驾驭,故借钱锺书先生之智慧来助威,算是对“文学与快乐”这个话题背后的理论问题一个梳理和交代。 后记 讨论文学中的“快乐者”形象,这一想法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而已。几年前,读初中的儿子迷上了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房间里传来阵阵笑声。他不时地拿着书跑到我身边念给我听,一边念,一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他还邀我一起欣赏捷克著名画家拉达笔下的帅克之尊荣:婴儿肥的笑脸、滑稽的小翘鼻子、若隐若现的麻子点般的胡须茬。上等兵帅克,的确是文学形象史上一位罕见的快乐形象。这位整天泡酒馆逗乐子的胖子,这位专门给杂种狗伪造纯血统证明的狗贩子,面对战争他无所畏惧,勇敢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拄着拐杖、拖着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双腿,坐上由保姆推着的轮椅,高喊“打到贝尔格莱德去!”面对被密探揭发的危险,面对被扔进监狱的遭遇,他温柔顺从、不卑不亢,总在杞人忧天。他无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快乐不已、笑点迭出。在疯人院里,他严谨的逻辑推论,让所有的医生都怀疑自己有病。他让战争的逻辑、法理的逻辑,在他无辜的笑脸面前,在他发傻的天真面前,统统变成了笑话。 我当时就想,这样一部优秀的、篇幅不小的世界名著,竟然能够让一位初中生爱不释手、乐不可支,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时我就萌发了要写一写那些文学史上著名的“快乐者”形象的念头,比如好兵帅克,堂吉诃德和桑丘·潘萨,庞大固埃(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等等。 当我动笔写《文学与快乐》的时候,我想把上述西方文学中的“快乐者”形象暂时搁置一下,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学。我随即检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巨著,发现似乎很难找到像好兵帅克那样的“快乐者”形象,也很难找到能够将阅读快感与文学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尽管如此,但也不能说“快乐者”形象完全找不到。我首先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是一位令人发笑的喜剧人物。猪八戒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快乐者”形象。但接下来我就犯难了,很难找到与此论题相关的合适的研究对象。我一度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快乐者,应该是农人,遗憾的是,农人不仅没有变成快乐的文学形象,反而成了悲惨的、哀伤的、痛苦的代名词。女性就更不用提了,除非她变成了精怪、鬼魂或者狐狸。至于其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也不能说他们不快乐,只是快乐得不利索,他们要么苦中作乐,要么苦乐参半,要么乐极生悲,快乐的螳螂后面总是跟随着黄雀,甚至还不止一只,这令人沮丧。 如果硬要在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群中寻找“快乐者”形象,我也只能说,费尽心机找到的不过是一些“快乐的碎片”。那么好吧,将这些“快乐的碎片”拼贴在一起,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于是,我便开始了整整一年的艰难的寻找和拼贴,结果就这样,拼成了这本小书。最大的遗憾是,这本书和写作本身,似乎有悖于写作的初衷,它的写作过程本身并不快乐,甚至伴随着诸多苦恼。是不是因为寻找的难度太大,拼贴的工艺太复杂,发掘的工具太沉重,以至于将快乐压抑住了呢?我猜想,“快乐者”形象塑造,属于美学范畴;“快乐”主题本身,则属于伦理学范畴。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转换关系的理论,是有迹可循的,但在“快乐”层面上进行转换,则会遇到很多障碍,正如本书“引论”中所讨论的那样。我将这两者扯在一起,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部小书终于要出版了。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的亲人、朋友和学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这部小书以出版的机会。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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