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北京和香港两家三联书店都出版过他的多种著作。我本人和老先生曾在很多会议和各种活动中见过面，也曾有过电话联系，说起来甚至还算有一点渊源：20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曾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在相邻的两座楼里，窗户正好面对面。但是我以前从没有到他家里拜访过，第一次造访，已经是老人家106岁以后的事。
那是2012年1月21日。当时三联书店的编辑室主任郑勇约我一起去看望周有光先生。
早知道周老博学，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满腹经纶，被他的连襟沈从文先生戏称为“周百科”。也知道他越老越清醒，越老思维越敏捷，大彻大悟，智慧堪比神仙。但若不是亲历亲见，终究不过是坊问传闻。
老人的家极其简朴，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周都是书架。靠窗摆一张小书桌，对面是两个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张小茶几。老人让我们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在书桌后面对我们。我想起老人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他夫人张允和先生健在时，他们每天就是坐在这对沙发上饮茶饮咖啡，几十年如一日，“举杯齐眉，相敬如宾”。现在夫人离去了，家里的陈设一切未变。
老人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和我们谈天，随兴所至，海阔天空。我发现他除了听力差一些以外，思维反应之敏锐，简直和中青年学者无异，真令人称奇。将近两小时，老人滔滔不绝，主要是他讲往事。因为我们来自三联，话题自然是从三联讲起。他讲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与周恩来的接触，与黄炎培、邹韬奋的关系，交往可谓密切。他说邹韬奋和王志莘都做过黄炎培的秘书，而他做过王志莘的秘书(王志莘新中国成立前做过黄炎培开办的新华银行的负责人，解放后任公私合营银行的总经理)等等。我知道黄炎培先生当年是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的资助人，这样说来，我忽然发现，原来周老也该算是一位三联的老前辈呢。他也谈到自己的身世，颇多感慨，特别是庆幸自己1955年转行搞语言文字，因而能在1957年躲过一劫。因为如果继续做经济学家，他可不敢保证“反右”时不说错话。聊了一会儿，我想起应该请他在三联八十年店庆时写几句话，寄语三联。老人听了，连连点头说好。我小心翼翼地问，“什么时间写？”没想到他说，“现在就可以写呀”。令我喜出望外。
我去拜访前，因担心周老听力不好，预先准备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两句春节问候语。此时这卡片在他手里。老人不假思索，拿起红色原珠笔，在卡片上写下“历久弥新”四个字，说，“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三联？”细想一下，这四个字真是颇具深意，既是对过往的评价，又是对未来的期许和要求。我和郑勇当时为之一惊，暗暗佩服老人的神思敏捷。后来，在三联八十年店庆前夕，我们专门派人去请老人题词，他题写的也正是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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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我从三联书店的工作岗位退休。压力一经卸掉，顿觉浑身轻松。我忽然发现，时问变得充裕起来，可以干些自己想干的事了。过去，三十多年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而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量体裁衣了。
我自幼爱读文学作品，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曾经认定这一辈子要与文学结缘。虽然未曾指望当专业作家，但毕竟是把文学写作当作自己人生的重要追求。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编辑以后，受到老编辑“一手编，一手写”的鼓舞，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尝试写过不少作品，包括散文、随笔和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但写得较多的还是文学评论文章。我曾经幻想自己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家，为此也曾一连数年跟踪当代文学动态发展，追读大量文学作品。然而，由于编辑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之90年代中期以后我被调到香港任职，既脱离了文学编辑岗位，又远离了国内文坛的创作环境，这种跟踪式的研究难以为继了。于是我只能专注于编辑业务，把写作放在一边。近二十年，除了一些与编辑工作相关的书评以外，我几乎没有写过其他作品。
但编辑毕竟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作家、学者打交道，书里书外，故事多多。几十年来所接触的人物，所经历的往事，虽然从未动笔写出，但在心里则牢牢地记下了。以至于今日回想起来，常生感慨。所以，在重新写作的念头萌生之时，首先想到的早已不是什么文学评论，而是这些故事。于是我开始以第一人称，讲自己亲历亲见的往事，其间加入个人的观察和思考，采用夹叙夹评的文体，写成既是回忆又是随感的文章。因为回忆中涉及真实的历史，其写作应当言必有据。所以我在写作前除了核查一些必要的资料以外，主要以自己的日记作为依据。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有重要事项，必作详细记录，这个习惯帮助我弥补了大脑记忆的不足，写起来格外轻松。例如《三访周有光老人》，基本是根据我三年里的三篇日记复制成文，又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故事》，文章一万多字，依据的却是我与傅高义先生交往中所记下的大约四五万字的日记。因之，收入本书中的文章，大体上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至少是担得起“非虚构”三个字的。虽然有的文章，其中个别情节或许看似离奇，但这只能说明生活本身是无奇不有的。
作为回忆性随笔，对我来说，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写什么和如何写，其实颇费考量。我追求的目标是，要选择有价值的题材，写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念。我做了一辈子编辑，在遇到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一类选题时，一直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就是传记要为人格而立，不为所谓的“成功”而立。在社会上“成功”的 但编辑毕竟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作家、学者打交道，书里书外，故事多多。几十年来所接触的人物，所经历的往事，虽然从未动笔写出，但在心里则牢牢地记下了。以至于今日回想起来，常生感慨。所以，在重新写作的念头萌生之时，首先想到的早已不是什么文学评论，而是这些故事。于是我开始以第一人称，讲自己亲历亲见的往事，其间加入个人的观察和思考，采用夹叙夹评的文体，写成既是回忆又是随感的文章。因为回忆中涉及真实的历史，其写作应当言必有据。所以我在写作前除了核查一些必要的资料以外，主要以自己的日记作为依据。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有重要事项，必作详细记录，这个习惯帮助我弥补了大脑记忆的不足，写起来格外轻松。例如《三访周有光老人》，基本是根据我三年里的三篇日记复制成文，又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故事》，文章一万多字，依据的却是我与傅高义先生交往中所记下的大约四五万字的日记。因之，收入本书中的文章，大体上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至少是担得起“非虚构”三个字的。虽然有的文章，其中个别情节或许看似离奇，但这只能说明生活本身是无奇不有的。
作为回忆性随笔，对我来说，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写什么和如何写，其实颇费考量。我追求的目标是，要选择有价值的题材，写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念。我做了一辈子编辑，在遇到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一类选题时，一直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就是传记要为人格而立，不为所谓的“成功”而立。在社会上“成功”的人士，不管他背后有多少惊人的故事，如果他的人格平庸乏善可陈，也是当不起一本传记的主人公的。所以当我写作一些名流作家、学者的相关文章，包括写我自己的父亲时，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学术、艺术成就，也不是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本身，更不是他们的逸闻趣事，而是他们的人格。我认为，只有选择这样的角度，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
这本小书中收录的文章，除了最后写我自己“文革”经历的一篇是多年前的旧作以外，全部写于去年年底至今这半年左右的时问里。成书之快，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感谢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李济平和《橙新闻》编辑贾思玉，是他们在《橙新闻》网站创办之初，便邀请我作为该网站的第一批作者，在那里开设专栏，这令我受宠若惊，因为那时，我还不知自己有无能力担当此任。为了不至愧对他们一片热情，我便强迫自己早早把全年连载的文章一篇篇写出。因为专栏限定每周2000字，而我的文章多是长文，便以连载的形式呈现。这也便使我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分节写作，每2000字左右一节。这倒并非是我的文章风格，纯粹是为适应专栏需要而削足适履也。
我更要感谢的是上海三联书店的总经理陈启甸和总编辑黄韬，他们在今年年初前来北京参加图书订货会，曾与我和其他几位北京三联同仁一聚。当听说我在写作此类文章时，尽管那时刚刚写完三四篇，他们便明确表态，要我将系列文章结集，在上海三联出书。黄韬还当场表示，要亲自为我的书担任责编。上海三联是北京三联的兄弟社，多年来追求文化理想，坚守思想品位，出版了众多好书，在内心里，我对该社一直是十分敬重的。陈、黄二兄对我的重视令我感动，也给我鼓舞，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动力。
当然，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有几分自信。我相信这些文章是有真意、不虚浮、写实事、寄深思的。如果读者也能得到同样的印象，那我便会感到欣慰和满足。
2015年7月6日
这是一本出版人的手记，篇幅不大，十多篇文章，十多万字的容量，但读完之后却感觉厚重，因为它尽管写的是与书和书业相关的人事，思考的却是人的命运问题。
书中的事，大多与作者的职业——书业——相关，自己的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和感悟，点点滴滴在文中自然平实地流露。其中《(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故事》则可以看作是一篇经典的编辑策划教案，过去虽听作者谈起过，但全程展示，仍觉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教益匪浅，尽管个中还有一些细节不便透露。
书中的人，大多是知识界耳熟能详、响当当的而且是充满个性的人物，其中写韦君宜的那篇，让人尤觉印象深刻。如果说，在书中，曾彦修的经历和品格，让人在崇敬之外多一份敢作敢为、一贯到底的畅快淋漓的话，韦老太作为“勇士与智者”的形象，则是在隐隐约约的柔性曲曲折折中，伴随着作者不断反思的过程逐步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回忆韦君宜，作者似乎想要告诉我们，要理解中国现当代智识分子的“本色”并非易事，因为其中包裹的东西，费人猜解的“谜”一样的东西，实在太多；在中国，刚性的曾彦修式的事例恐怕并非常态，更多更普遍的是无数的“韦老太”。而真正试图解开这层层包裹的“谜”的尝试，则体现在书中的那篇长文《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里。
这是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文章，不仅因其篇幅，也不仅因其传主的特殊性——作者的父亲，而是因为传主一生的经历所具有的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通过作者毫不隐讳的表述得以完整体现。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高智识水准且始终抱有进步理念，追求光明的读书人，在那个时代，绝非稀罕的物种，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在这些人身上，既保有原先士大夫阶层的某些传统理念，也增添了不少朦胧的所谓新世界新时代的观念。于是，在他们以为的新时代来临之际，他们以其全部的热情、才智、精力投入到这个新时代中，以期为实现那个时代的宏大理想而奋斗。然而，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理想并非他们所认识所想象的，因此，尽管他们拼命地努力，甚至放弃自我选择的权利，却逐渐发觉自己越来越与环境格格不人，动辄得咎，结果是或早或晚因其持守的人格而遭到贬斥和放逐。待到一切回复常态，有机会重新选择时，则发现自己的黄金岁月已然逝去。作者在这里写的不仅是某个个人及其家庭的悲剧，而是一代智识分子的悲剧，为那泥沙俱下的所谓时代潮流裹挟而去的人生的悲剧。他们的悲剧似乎不仅在于其高洁的人格为时代所不容，而且还在于他们自主真诚地将自己所有的人生价值与某种宏大叙事式的理想捆绑在了一起。
尤为可贵的是，传主虽是作者的父亲，但作者叙述平实、真诚而直率，没有掩饰，没有为尊者讳。事实上，这既是全书的书写风格，也是作者一贯的为人风格。
李昕先生是我敬佩的业界前辈，也是心目中的老大哥。
与李昕先生相识，最初是因为工作关系。
京、港、沪三家三联书店虽同根同源，但分别是独立的机构，分属不同的媒体集团。随着原来的一些老人逐渐退休，三家三联，尤其是沪三联与京、港三联的往来，在一段时期内比较稀疏，交流也少。樊希安先生出任京三联总经理后，力主加强三家三联的合作和交流，戮力打造大三联品牌，得到港、沪两地的积极响应，建立了每年合作研讨的机制，三家出版社的经营团队于是有机会相识、相知。
第一次见李昕先生，感觉是不太容易接近。李昕先生高而瘦，目光灼灼；讲话时声音洪亮，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加之个人观点鲜明，表达直率，很有震慑力。这与樊希安先生热情奔放，举止随意的风格适成对照。所以，初次见面之后，我与我们的陈启甸总经理都有这样的感觉，对李昕先生敬的成分远多于亲的成分。
但不久之后，我发现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觉，其实，李昕先生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记得相识不久之后的一次聚会上，李昕先生对我讲，这几年你们的书出得很好啊。当时我以为他是出于客气和礼貌，意在鼓励，连忙表示与京三联老大哥相比，我们那些书不值一提。谁知李先生正色地说，你们这几年出了好多种有思想、有影响、贴近现实的好书，怎么能说不值一提呢；相反，我倒是觉得这些年京三联的产品过于孤芳自赏，囿于小圈子的格调了。韬奋先生教诲，出版要“力谋社会改造’’的。在这点上，你们还真值得我们学习呢。当时我刚开始全面负责出版社的选题、编辑工作，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有些棱角的作品，心里其实也不完全有底，李昕先生的一席话，顿时令我踏实了许多。而且，我也强烈地感觉到京三联的出版风格在短期内也会有所突破。果然，一段时间之后，一批富有思想性的贴近现实的力作持续不断地推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时代》。
由于两家三联分处京沪，平时彼此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此难得一聚时，我们总要找机会与京三联的几位老总喝上一杯薄酒，一来交流信息，二来叙叙友情。李昕先生虽不轻易喝酒，但酒量酒品都很好，一般我们请他，他总是欣然前来。而且，他有这样一个习惯。他戒烟多年，平时一根烟都不抽，但如果酒喝得酣畅了，也会抽上几支。这个习惯我也有，我也戒烟好几年了。于是，跟李昕先生吃饭时，当酒喝到一定程度话也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老哥哥，抽一口？他往往是欣然同意，于是我照例是跑到陈启甸先生那里，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两支，于是乎沉醉在这酒后的一阵快活赛神仙的烟雾中。
虽则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我总自觉与李昕先生的友情并不浅。而且，这似乎是与许多三联人交往时都有的感觉。而且，三联人似乎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特质，很难说清楚这是种怎样的特质，它更像是一种气息，由某种共同的氛围或其他什么所熏染出来的气息，无论在京三联还是港三联的同事身上我都会直感到这种气息，它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虽彼此见面次数有限，但我时常会在偶然中想起他们，想念他们。似乎是蓝真先生曾经讲过，一人三联门，一辈子就是三联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今年年初到北京开订货会，找机会与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听闻李昕先生近来写了不少文章，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将陆续在李济平先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港三联原总经理)主持的《橙新闻》网站上作为专栏发表，日后也有结集出版的打算，我当即提出请交由我们出版，李昕先生慨然允诺，并说这真是大好的事情。
5月初，李昕先生将所有文章打包发给我，同时提出要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对此，我多次向李昕先生表示，由我来写序是不合适的，因为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无论在资历还是学养上，我都是不够格的。但是，李昕先生始终坚持，他说，我认为你最有资格写这篇序，因为你了解我这个人，而且，你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最熟悉这本书，我一向认为对于书责任编辑最有发言权。
我明白，李昕先生这样坚持，不光是对我的看重，更是对编辑这个职业的尊重。他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职业。
黄韬
2015年8月8日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精)》收入了作者李昕近年来撰写的散文11篇，包括《三访周有光老人》、《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本色韦君宜》、《遥望南天悼蓝公》、《曾彦修：自问平生未整人》等。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精)》收入了作者李昕近年来撰写的散文11篇，记述了作者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中所交往的一些知名人物，从周有光、杨振宁到蓝真、韦君宜，乃至作者的父亲，包括众多作者、师长和亲朋，从书入手生动展现了这些名人的独特风采，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