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诗是文学中的文学，那么，歌谣则是诗歌之母，它是人们原先在劳动的“吭唷吭唷”中，为人类所有文艺形式之首的智慧之果。在这么多具体记录的文本中，虽然对它无法不有水平、个人兴趣不同的差距，但为它的“原生态”，仍然以此存照。它那传统的七言体的汉语诗，不仅传统于“七言”的形式，少数也是旧时上层才子佳人闺阁中的喜忧之套词套用。它既有民间歌者传承旧歌所传下的封建色彩，也有矿区某些劳动者对它某种包含讽刺和悲剧性的向往。这些汉语诗，既为汉人所歌，也有与汉人相邻多少代多少年，深习汉文化的彝民，沿此汉习与汉族兄弟亲密无间的同歌所唱。另一部分则是彝语口译、记译的歌，因为两种语言不同，同一词语，一方两声，一方可能是单声或三声四声，读音也迥异，经转译，无法保持原形式的整齐和语言的音乐性，既经转译，不乏遗憾，作为语言的艺术，也是费尽功夫，极尽全力，让它也像人类无论何种语种的民歌，不论聆听或阅读，仍有它原诗语构、语态与书写排列形式相对的对称、对等。虽经转译，也可读到它诗思、诗趣与表达的迥异，别具一格。另一些既有汉彝文化相互影响的，各自都有对方文化的诗的形式和语调的烙印，有的如汉族说唱的对花似的文字，更多是求其知识、智慧、民俗的认识，不该有太多审美的苛求。这些情歌的主人砂丁，若只有“蚂蟥伸腰硐里爬”，则无法有其生命的存在。照原“集成”之意，分成三辑，开篇的，是世情，有关生产、生活、人际之情。更多的，还是情歌。矿上汉子，同样有对异性的男女之求，悲叹“打单身”，“人到三十无老婆”，却非仅为欲求，深知“钱买情义难团圆”，全是感情纯之又纯的诉求，绝非过去当地原始部落的群婚或矿主封建的多妻之野蛮状态的关系。他们，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是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所以，这些情歌倾诉的纯情，和后面资本原始积累下，砂丁在矿硐无有任何保障之生存条件，为求生而残酷地卖命景象之对比，反而可以从他们纯情于此的内心世界，看到他们作为人的完美。《诗经》以“关关雎鸠……”开篇，也怕是难舍此意的吧。三辑彝俗，是乌蒙山区的彝家之彝俗，彝族分布地区很广，不仅许多地方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就是乌蒙山南北的同一彝族，也有差异。他们有自己的彝文，正像有汉文，过去汉族也有文盲一样，许多长者还是以歌传知识的，对许多自然现象，不少有违科学，但不是迷信，充满传说、神话的天真。从创世的浪漫到用于各种祭祀礼仪的说唱，都太难译，困扰本书的编选。五言，七言，虽是辉煌过唐宋时期民族文化的诗体，毕竟不是适宜别的民族诗思和语言抒发的共同形式。为此，难有民歌的民间叙事形式严谨的韵文，或是语言无韵的诗化，最后，只能从原来部分的五言七言，促成从诗之彝，语之汉，用现代口语寻求今日读者了解彝诗的语境。虽然颇费功夫，吃力未必能讨好，但它诗思的结构和特殊的表述方式，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比之市上流行的那些看不懂的时髦诗也更是诗，同时也是民族、民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砂丁们生存的另一份文化环境之叙述。这些，都该由它诗行的文本来说明，不该由编者在此哕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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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的空航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不得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快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七十多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做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人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概莫能外。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多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逸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将这些为数有限的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日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在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做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可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维护人道、人权，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须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追求的执着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限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和个人识见，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待，难免有些偏颇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更为新时代而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为保留原作资料的真实性和风格，对个别带有民族歧视的描写和用语，未做大的删改，请阅读中予以鉴别。
曹卫华所编的《铜都往事/旧版书系》是一本东川歌谣集，歌中的一情一事，都是铜都往事的记述。它既有民间歌者传承旧歌所传下的封建色彩，也有矿区某些劳动者包含讽刺的、悲剧性的咏叹。既有汉语诗也有彝语口译、记译的歌。全书分三部分：第一篇是“世情篇”，有关生产、生活、人际之情，更多的，还是情歌。第二篇是“砂丁歌谣”，有关铜矿砂丁的生产、生活。第三篇是“彝俗篇”，是乌蒙山区的彝家之彝俗。
《铜都往事/旧版书系》作者曹卫华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