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纪实/旧版书系》作者保禄·维亚尔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苗乡纪实/旧版书系》讲述,清末民初,在法兰西帝国在南亚延伸他的殖民霸权的时期,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得以进入云南传教。开篇《回归的喜悦》是保禄·维亚尔在路美邑与盗贼搏斗中受伤,在香港动了六次手术,转赴法国又两次开刀,伤愈后从欧洲回到撒尼部落一路喜悦的行程与见闻。《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及《苗乡纪实》、《苗家及其他》亦是记录他在云南、在苗乡的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
他回答说:“我认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最后地球会落人五六个强国的控制之下。”
“我觉得您作为一个英国人,已经够大方的了,竟然能把地球交托给五六个大国的控制之下。也许因为我是法国人吧,我的观点恰巧相反,我认为人类最后会变成由许多小民族组成的大同世界。我研究过你们的‘进化论’,而且只要这个理论论证合理,我愿意接受‘进化论’思想。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完全立足于虚无缥缈的假设和骗人的表象之上。”
“然而‘进化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
“现代科学的基石是一成不变的自然规律。我给您讲讲我的真实思想吧:‘进化论’不过是一杆新式猎枪,有人希望用它来征服教会的大军,但这杆枪不但射不出子弹,而且可能就在您手里爆炸。就我个人而言,我越是研究它,我对人的认识就越深刻,也就越信仰上帝。”
现在轮船到了海南岛的海口港。我和这位英国旅伴告别,海关的拖船也来了。卸货用了一天的时间,直到二十号清晨五点我们才到达越南的海防。
海防的街道很漂亮,房屋清新而雅致,老百姓温驯得像只小猫。从外部看起来,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我们不打算在海防久留,当晚我们就上了“老虎号”军船,次日中午在河内登岸。
身材高大的夏尔神父在岸上等待我们,马上给我们让出了他的人力车,自己则上了另一辆,大家一同向传教会驶去。
从香港到达河内,我有一种解脱感。在香港,英国人瞧不起你,中国人骂你;在这里则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便是昨日被征服了的安南人,今日也像对待大哥似地服从于你。人人都说法国人是精明的殖民者,只可惜有时法国人精明得过了头!
我们到了传教会。
河内的传教会和创始初期一样。它在市中心围起了一块广大的产业,里面有平凡的小屋、花园、池塘、流水,甚至还有几块稻田。有一天我们还去参观了里面的医务所,是专为当地人治病的,它位于我们住地的另一头,要走很远。
那天我们沿着小路走了很久,最后发现迷了路,转了半天也走不出来,只好往回走,找到一条分支的小径,结果走到一个水塘边,最后无可奈何之下,沿着稻田埂返回原地,还是没能参观上这个医务所。第二天有人领路,我们才得以到达目的地。
我住的房间是用拆除下来的王室阁楼的旧材料搭起来的平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床板很结实)和一个枕头(枕头也是木头的),另有一桌一椅。床板虽硬,我的心却充满了柔情。
多么惬意!多么亲切!吃完奶酪,大家点燃了烟斗开始谈笑,直到晚上鼓声响了,大家才安静下来。
如果把河内与传教会做个比较,那么河内就好似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朝气蓬勃,头脑里点子很多,充满着希望和未来;而传教会则像是个安静明智的老人,思想有条理,动作一板一眼。年轻人会批评老人太循规蹈矩,而老人则温和地回答说:“不要太冒失,我的朋友!你闯了祸,还是要我来收尾的!”
我急于动身启程,所以也顾不得圣诞节和其他宗教节日,而是直赴松太(sontay)。罗贝尔神父在那儿等我,带我参观了要塞、花园和咖啡种植园,总之一个游客所能参观的地方都看遍了。而我最欣赏的还是罗贝尔神父本人。他是这个整体事业的创建人,包括一座歌德式的教堂,为土著人服务的医务所和麻风病院,他不但创建了这些设施,而且管理得有条不紊。他关心卑弱者,也善于抵制强权!要问问某些大人物对此做何感想,他们肯定避而不答,但从他们的姿态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没有勇气这样做的。
一九。一年元旦我们去会见殖民总管先生,向他祝贺新年。这位高级官员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客气,有些受宠若惊,说不出话来。我不得不圆圆场,找些话题打开僵局。他的夫人没有露面,他致歉说:“贱内十分遗憾,不能亲自接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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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的空航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不得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快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七十多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做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人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概莫能外。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闻。即便在当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多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逸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将这些为数有限的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佚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日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在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做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可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维护人道、人权,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须后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追求的执着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限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和个人识见,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待,难免有些偏颇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更为新时代而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为保留原作资料的真实性和风格,对个别带有民族歧视的描写和用语,未做大的删改,请阅读中予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