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是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选集，共计280封，约占其书信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作家的夏洛蒂，另一个是作为朋友、姐妹、女儿、妻子的夏洛蒂。《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涵芬书坊第二辑）一书中，我们不但了解了夏洛蒂的创作灵感和原则，也了解了夏洛蒂的成长历程以及她的好友笔下的这位女作家的生活面貌。此外，书信中涉及她赴伦敦以及与作家朋友交游的描述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英国文坛的一角。

夏洛蒂·勃朗特编著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从原书的一千余封信中选译了二百八十封。取舍的范围，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说明夏洛蒂之为作家；说明她之为人。后者以表现她的思想为主，但也涉及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她的学业和工作、家庭、交游、爱情和婚姻。

译者前言

一 少女

二 女教师

三 布鲁塞尔

四 莫测的前途

五 崭露头角

六 蜚声文坛的“柯勒·贝尔”

七 命运的打击

八 悲痛之果——《谢利》

九 伦敦文坛露面

十 名作家生涯

十一 《维莱特》

十二 婚事

十三 最后的时日

30．致埃伦·纳西

（1834年2月20日）

你的信给了我真正的由衷的快乐，其中还夹有不小的惊奇。玛丽原先告诉过我你到伦敦去了，因此我想，你正置身于那座被誉为欧洲的商都的伟大城市，面对着它的洋洋大观和种种新鲜事物，我不敢指望你给我写信。依人情之常，我以为，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来到这样一个容易激发好奇心、分散注意力的地方，定会暂时忘掉一切远方的熟悉的事物，一门心思去欣赏眼前的迷人景象。然而，你那有趣的备受欢迎的来鸿，说明我的猜想是既谬误又苛刻的。你谈到伦敦和它的种种奇观时那种漠然无动于衷的语气，仿佛那一切在你心上都引不起惊奇感，这使我颇感有趣。当你瞻仰圣保罗教堂和西敏寺时，难道不曾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当你在詹姆斯宫凭吊历代君王登临朝政的殿堂，你能不感到浓烈的兴味？你不必担心自己显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因为伦敦的辉煌壮丽，就连那些饱览世界各地风光的、经验丰富的旅游者也赞叹不置。你见到过赴伦敦出席议会的哪位大人物吗？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格雷爵士，斯坦利先生，奥康奈尔先生？我若是你，在城里的期间我就不急着去读书。此刻，用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而把作家们在作品中奉送给我们的眼镜至少暂时放置一旁吧。

下面这封论读书的信，不仅揭示了夏洛蒂读书涉猎的范围，而且表现了她对一些古典作家如何说长道短。她认为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拜伦的某些诗不适合少女读，大概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关于少女教育的一般观念。

32．致埃伦·纳西

（1834年7月4日）

你要我推荐一些书给你读；我尽量说得简短些。如果你喜欢读诗，就读第一流的诗：弥尔顿、莎士比亚、汤姆逊、哥尔斯密、蒲伯（如你愿意读，我可不喜欢他）、司各特、拜伦、坎贝尔、华兹华斯、骚塞。埃伦，可不要被莎士比亚和拜伦的名字吓坏了。这两个都是伟大的人，而他们的诗恰如其人。你会懂得怎样去芜取精的，最精彩的诗段总是最纯净的诗段，而那些坏诗则一无例外是令人厌恶的，你读过一遍之后，就再也不想读第二遍。撇开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拜伦的《唐·璜》不要读，也许还应加上《该隐》，虽说这是一首辉煌的诗；余下的尽可放心大胆去读。谁要是能从《亨利八世》、《理查三世》、《麦克白》、《哈姆莱特》和《裘力斯．恺撒》里面找到邪恶的东西，那么这人的心灵必是腐朽透顶的。司各特的甜美、豪放、浪漫的诗篇，对你绝不会有害处，华兹华斯、坎贝尔、骚塞的诗也一样。骚塞的诗，至少大多数是如此，他有些诗当然是要不得的。想读历史的话，就读休谟、罗兰，以及《世界史》——假如你读得下去，我是从来读不下去。想读小说，光读司各特就行了；在他之后，所有的小说都一文不值。想读传记，就读约翰逊的《诗人传》，博斯威尔的《约翰逊传》，骚塞的《纳尔逊传》，洛克哈特的《彭斯传》，莫尔的《谢里丹传》和《拜伦传》，《沃尔夫遗风》。想读自然史，就读彪伊克和奥杜邦，还有哥尔斯密，以及怀特的《塞尔博恩史》。想读神学，你哥哥会给你指导。我只能说，坚持读那些经典作家的书，不要赶时髦。

33．致埃伦·纳西

（1834年11月10日）

你在前信中问起，我对跳舞这种娱乐有什么看法，是否反对把一两个钟头消磨在少男少女的舞会上。……依我看，这个问题似是这样：一般都认为，跳舞的坏处并不在于仅仅摆动小腿（像苏格兰人说的）这件事本身，而在于随之而来的后果——轻浮无聊和浪费时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仅仅利用跳舞让年轻人获得一小时的体育和娱乐（他们当然有权得到一点轻松愉快而不致违背上帝的戒律），那就不会引起不良后果。因此之故（按照我的辩论方式），在这种场合，这种娱乐是全然纯正无害的。

夏洛蒂受父亲的影响，从小（据她自己说，从5岁开始）对国内政治生活怀有敏锐的兴趣。和父亲一样，她的政治观点趋向保守，崇奉正统。她拥护君主立宪制，把反动将军和政治家威灵顿当作偶像来崇拜，不赞成通过革命手段获致社会正义。这种种与她激进的社会思想相抵触。这种矛盾日后不能不反映在她的作品（如《谢利》）中。P5－7

文学批评与研究要不要研究作家?要不要研究作家的生平、际遇、性格、思想，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所处的时代、地域、国情民俗，一切影响着他的文艺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并受其影响的事物7这问题似不难回答，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却有两种相反的见解和做法，表现为两个极端的倾向。 是研究者注意力的扩展、外延，从作品本身转移到它的外围，转移到环绕着作品的纵的和横的环境和背景。在无穷琐细芜杂的考证中，文学的本体——作品——有时仿佛被自己那庞大的影子遮没而淡化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容易掉进这样一个陷阱。作为这种偏向的反动，某些现代批评流派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它表现为注意力的内向、收缩、排它。它把文学批评的放大镜只对准部作品的“艺术”，把其他一切有关因素（包括作家）都视为不相干而加以摒弃。如“新批评”派主张用所谓“本体论”批评来取代它所指为传记式、历史式、社会式的批评。“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在他的《意图谬见》一文中宣称“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诗确非批评家自己的。但同时它也不是作者自己的。它一生下来，就立即脱离作者而来到世上。作者的用意已不复作用于它，它也不再受作者支配。”由这里出发，批评家把一部作品与它所由产生的母体环境割裂开来，切断它与生活的切血肉联系，而锁闭在“纯”艺术的樊笼里。一部作品不复是现实的反映，不复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而成了批评家手术台上具供解剖的肢体。

我们不否认，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作家及其背景有相对的独立性。研究个作家，不能代替鉴赏和品评一部作品。但判断一个机体的状况，尚需考虑到遗传和环境的因素，更何况一部作品是作家精神的产品，是人的思想的凝练和结晶。湖泊和注入湖泊的汩泪水源，又怎能截然断开呢’那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滥用的结果，便出现了对一部作品望文生义、妄加臆测、任意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在某些现当代文论中颇不鲜见。

作品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和思想内容分开的。文学批评当然首先要研究和评价作品本身，但关于作家及其背景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只有深入了解个作家和他的思想，才能更深地理解他的作品。后世要了解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一般是通过各种生平资料，包括传记、自传、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其中最原始而可靠的，大概要数书信。因为，传记往往反映撰写者的主观见解和意图。自传、回忆录等虽是作者本人的声音，但经过了时间的筛选过滤，事后的思考反省，去芜取精的加工过程，是提炼过的资料。而书信，除了某些有意写来供发表和留传者外，一般都是即时的思想表露，信笔书来的真情抒发，因而也最能如实反映书写者当时的思想、感情、个性的本色。

作品——思想——人，三者之间存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在某些作家身上，这种联系尤其显著。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她的为人、思想和艺术，在她的书信中看得非常清楚。她的书信和她的传记一样，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是研究这位作家及其艺术必不可少的资料，而它本身也具有甚高的文学价值，可以作为好的散文来读。

1855年2月，夏洛蒂-勃朗特正值声名鼎盛之际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深切的哀悼。赞誉之声海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向荒原中的牧师住宅，给悲痛的父亲和丈夫多少带来些许安慰。但有关这位作家本人的生平事迹，报道颇多讹传不实，有损于她身后的哀荣。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决心请人为女儿撰写一部权威性的生平传略，以正视听。他选中了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执笔人。这个选择再恰当也没有了，因为她是夏洛蒂的好友，又是位与夏洛蒂齐名的女作家。其结果，便是《夏洛蒂·勃朗特传》这部名著的问世。它与博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洛克哈特的《司各特传》鼎足而立，同为英国传记文学的不朽典籍。

盖斯凯尔夫人着手写传时，若不是手头拥有夏洛蒂本人的大量书信，是断然写不出这样～部哀艳动人的心史的。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友谊是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但这可贵的友谊尚在蓓蕾初开时就被死亡掐断，她们彼此了解还不是很深。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图省事，她原可以就已知的表面材料，写一本简短的行状，也能交代过去。但是对亡友的深沉的爱，以及作家的高度责任感，使她知难而进，全力以赴去搜集资料。她跟随夏洛蒂的脚印走遍她生活过的地方，寻访有关的人，特别是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征集她的书信。由于她的努力，这些珍贵的资料才不致散失淹没，而得以流传于世。

夏洛蒂的书信，有许多本身是华美流丽的散文，有很大的可读性。书信的文笔和风格因通信对象不同而异。给家人、好友的信，信手写来、不拘形式，但感情真挚、柔媚温存。给文学界友人的信较讲究辞令，注重文采，喜用华丽的对偶句。而论战性的信则笔锋犀利泼辣，时有夸张的语调。译文原应忠实传达原来神韵，惜译者能力有限，未免走样失色，恳请读者指正。

本选集从原书的1000余封信中选译了280封。取舍的范围，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说明夏洛蒂之为作家．说明她之为人。后者以表现她的思想为主，但也涉及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她的学业和工作、家庭、交游、爱情和婚姻。我以为，对于夏洛蒂这样的作家，不宜把书信集编成言论录的形式。通过生活实践体现出来的她的思想和为人，更真实、更有血肉。

选择表现她的思想的书信时，我采取正反两面兼收的做法。夏洛蒂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观点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或差距。例如，她抨击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却拥戴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同情工人阶级的苦难，却不赞成他们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卢德运动和宪章运动，对欧洲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怀着忧惧心理，反抗请教思想的桎梏，却忠于国教会，对无神论心存疑虑。这些唯心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观点，来自她的阶级出身和教养的影响。这方面的书信，我同样收人。我认为，只有这样，而不是替古人讳，才能客观地呈现个人的本貌，有助于对她做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选译的信，除个别取自其他地方，全部选自怀斯与赛明顿合编的《勃朗特一家：生平、友谊和书信》四卷集（T. J. Wise and J ASymington ed．，TheBronte：TheirLives．Friendsh枷andCorrespondence，4 vols，Oxford，1932）。书信的顺序一律按时间先后编排。每封信前面的编号是原书信集的编号，因此在本书中是不连贯的。第1—167号属第一卷，第168—451号属第二卷，第452—777号属第三卷，第778—1050号属第四卷。每封信在原书中的卷数和页数不再单独注明。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在有些信前加了一些说明，现用楷体排出，以区别于信件正文。

1984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