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潇和张弛共同翻译的这本《红沙发秒针》是法国米歇尔·莱斯博的第十本小说，主题是人的欲望，小说的语言明澈而充满光明，是一本关于生活之幸福的中篇小说。《秒针》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在父亲去世三十年之后，找到了父亲生前的手表，她回到以前的房子，就像去赴一次错过的约会，进行一次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探索与调查。

安娜坐火车去俄罗斯寻找多年前的情人，安娜的邻居老妇人在家等待着和初恋情人的共同生活，两段爱情故事时空交错，《红沙发》呈现出一幅女人的情感图景。父亲留下的一块手表，嘀嗒声伴随着她度过许多年，《秒针》试图找回童年时父亲的影子和内心的平静。

由法国米歇尔·莱斯博所著、陈潇和张弛共同翻译的《红沙发秒针》一书包括了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莱斯博的两则中篇小说《红沙发》和《秒针》。《红沙发》入围2007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决选名单，是她的第十本小说作品。叙述者安娜坐火车去俄罗斯寻找二十多年前的情人，因为数月前他去了西伯利亚旅行，而她已经连续几周没收到他的信件，她既担心又好奇，要去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说中的另一个故事是安娜和邻居老妇人的友情交往，她的爱人保尔在他们十九岁准备结婚时被杀害，后来她有了别的爱人，过着别的生活，但她一直在等待着和保尔的生活。《秒针》讲述了一个女人到处看房子，但从来不买，这是她看的第三十座房子。她挚爱的父亲去世之后，留给她的惟有一些房屋图纸和一块手表，手表秒针的嘀嗒声伴随着她度过许多年。造访一座又一座房子，听着秒针的嘀嗒声，她慢慢找回了童年时父亲的影子，以及内心的平静。

红沙发

秒针

献给甘必塔地铁站的小先生

在一条石街上，一个男人正在卷烟叶。他站在一辆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旁。这只巨大的甲壳虫是他寂寞的伴侣。男人跟他的机车站在一起。远远地，我认得出他的姿势，吉尔也是这样卷烟叶的。他把一小撮烟叶捧在手心，用手指将其碾碎，然后平铺在一张纸上，用舌尖舔一下有黏性的纸后迅速把烟叶卷起来。蜂蜜和干草的味道飘过来，我在车窗后也能闻到，男人离我有十几米远。我几乎可以听到烟叶的沙沙声，想象他那柔软的手指，男性化的姿势，歪着的脑袋。此刻弥漫着悬疑、仪式化和亲密的气息。他没有盯着重新启动的火车看。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旅行，身处西伯利亚的某地，醒过来却不知何处？一个男人在卷烟叶，虽然他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但我一直记得他。直到今天，我时不时会想起这个陌生人极为亲密却又简短的出场，还有其他以同样神秘的方式出现的人们，他们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们是我这场流浪之旅沉默的见证人。

我生命中的这一刻，纠缠不清的某人、苍白无力的言语，以及过时的理论整日整夜地折磨着我。我对这一切毫无办法，时间想吞噬我，它正在吞噬我，至少在经历了所有希望不可避免的破灭之后我是这样觉得的。我们的青春被具有欺骗性的理论所蚕食，我不是唯一察觉到这点的。然而让我害怕的是另外几位朋友的感受，没有其他方法最后落个自我伤害的下场。我在一本关于这一理论过时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人们不禁想问怎样才会把这一理论当真。”我怪罪作者做出如此残酷的假设。这个梦幻的世界，这个美丽的乌托邦：做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同时改变整个世界，难道不是孩子气的行为吗？作为立志要去东方和其他地方流浪的孤儿继承者，我们的某些前辈装作不知道实情，书上这句话有安慰到我们吗？

吉尔，他不想跟生活中既定的意义妥协，即建造一个所谓完美的世界。他一拍脑袋跑去贝加尔湖边生活，跟当地人一起演话剧，上演万比罗夫的剧本，万比罗夫一生的事业正好就在伊尔库茨克市。他的这个选择让我不安，但我明白他在那一刻是多么绝望。实在没必要挽留他，任何人或者任何事都留不住他。最初六个月，他经常写信，讲述他去湖边钓鱼，给孩子们做风筝。

之后，毫无音讯。

好几个星期没有回音后，我决定踏上同一趟旅程，坐上同一辆火车。虽然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同，但我们经常分享生活细节。一想到他可能陷入某种危险之中，我就莫名的恐慌。站在机车旁边的男子也许就是个讯号，我正在靠近吉尔。这些熟悉的姿势就是证据，我需要证据说服自己。

我这次出发也是毫无预示，只通知了我工作的杂志社还有我的邻居老妇人，她坐在走廊尽头的沙发上。我在等待茶水的时候闲着无聊，走来走去，想起了这位老妇人。（P006-008）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t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 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一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红沙发》：在氛围十足的字里行间，米歇尔·莱斯博写下一段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带着忧郁、回忆和希冀。这是围绕着女人和流逝时光的变奏曲。这是一个流畅又感人的简朴文本。——法国FNAC书店读者

《秒针》：一部关于寻根的精彩小说，叙述者为她痛苦的过去所困，试图通过造访房屋来找回她的根和她自己。一个充满温情的美丽故事。绝对要读！——法国FNAC书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