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有车的，但在一九七三年秋天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从天堂湾镇舍普洛太太的海滨旅社步行去“乐园”。似乎就该步行，而事实上，这也是唯一可做的事。到了九月初的时候，天堂海滩就几乎完全没人了，这正合我的心境。那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秋天，甚至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也能这么说。我同样可以说的是，那同样是我最不快乐的一段时间。人们总认为初恋是甜蜜的，若其结束得突兀，则更显其甜。有上千首流行乐和乡村歌曲证明了这一点，显然某个蠢蛋又伤了心。然而：首次的伤心往往最痛苦，伤口愈合得最慢，留下的疤痕最明显。那有什么甜蜜的？
从九月到十月，北卡罗来纳的天空总是澄澈无云。在我沿屋外的楼梯离开位于二楼的房间时，空气就已经是暖烘烘的。镇子离游乐场约五公里①，如果我穿着薄外套出门，走不了一半路，就要把外套脱下系在腰问了。
我会先在贝蒂饼屋停下，买上两个还热乎的羊角面包。沙滩上，我的影子随我同行，在身后拖了至少六米长。海鸥闻到了面包的香气，满怀希望地在我头顶盘旋。下午五点(有时我会晚些回来，毕竟天堂湾镇没有任何人和事等着我；夏季过去后，这个镇子基本上就陷入了沉睡)的归程中，影子在水上陪着我。若是有浪，影子就会在水面摆动，仿佛缓缓晃着呼啦圈。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我认为从我第一次走那条路时起，小男孩、女人和他们的狗就在那里了。镇子和闪亮、花哨的“乐园”之间的那段海滨，盖满了消夏别墅，很多价值不菲，大多数都在劳工节①后关闭。但其中最大的一座，也就是看上去像绿色木头城堡的那座，却没有关。一条木板步道从它宽敞的后露台铺出来，一直延伸到海草与白沙接壤之处。步道的尽头摆着一张野餐桌，上面撑着一把翠绿色的沙滩伞。伞下阴凉处的轮椅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头戴棒球帽，即使傍晚气温二十摄氏度左右，他腰部以下也盖着毯子。我猜他五岁上下，绝不超过七岁。那条狗，一条杰克罗素，要么趴在他身旁，要么坐在他脚边。那个女人坐在一张餐椅上，有时候读书，但大多数时候只是盯着海水。她非常美丽。
路过时，不管是去还是回，我总是朝他们挥挥手，小男孩也会朝我挥手。那女人没有，或者说一开始没有。一九七三年，OPEC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理查德·尼克松②向世人宣称他不是个骗子，爱德华·罗宾逊③和诺埃尔·科沃德①死了。这也是戴文·琼斯失落的一年。我是个怀揣文学梦的二十一岁童男子，拥有三条牛仔、四条内裤、一辆破福特(车载收音机倒是不错)、偶尔冒出来的自杀念头和一颗破碎的心。
甜蜜吗？
让我伤心的人名叫温蒂·吉根。她配不上我。我花了大半辈子才得出这个结论，不过，有句老话你们也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她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人，我来自缅因州的南贝里克。也就是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邻家女孩”。我们都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大学，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这是我们过去的说法)。事实上，我们是在迎新会上认识的。听上去有多甜蜜啊，就像某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
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形影不离，到哪里都“在一起”，做任何事都“在一起”。任何事，除了“那个”。我俩都要勤工俭学，她在图书馆帮忙，我在大学餐厅打工。一九七二年，这两个岗位给我们机会可以继续做暑期工，我们当然留下了。钱并不多，可贵的是我们能够“在一起”。我本以为一九七三年的夏天也是如此，直到温蒂宣布，她的朋友芮娜给她们俩在波士顿芬尼斯百货找了份工作。
“我怎么办？”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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