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主编的这本《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将陶行知、杨东莼和牧口常三郎这三个中日近现代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集中起来，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描绘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生涯。力图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逻辑的思维解读历史的文本，用翔实的史料还原过往的教育生活，用叙事的语言构建多彩的教育世界。

周洪宇主编的这本《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描绘了两位近现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和一位日本教育家牧口常三郎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生涯，试图通过三个个案生活史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日教育家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地开拓前进，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教育之路。

上编 陶行知：一个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的人生历程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二章 从皖南乡村蒙馆走进世界著名学府

 第三章 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

 第四章 广泛的社会交往与人际网络

 第五章 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和艰难曲折的办学实践

 第六章 创立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学说

 第七章 在文化艺术界刮起“行知风”

 第八章 最后的日子

中编 杨东莼：一个几近被湮没的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第一章 逐梦少年

 第二章 五四新青年

 第三章 从理性之光到革命之路

 第四章 流亡日本

 第五章 学术的黄金期

 第六章 就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第七章 抗战救亡

 第八章 再为“冯妇”

 第九章 大学教授

 第十章 代理香港达德学院院长

 第十一章 执掌广西大学

 第十二章 首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

 第十三章 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第十四章 落日余晖

下编 牧口常三郎：从贫寒的船工之子到知名的教育大师

 第一章 贫寒的船工之子

 第二章 初露锋芒

 第三章 艰难求索

 第四章 二十年磨一剑

 第五章 西方大师的影响

 第六章 佛教情缘

 第七章 事业升华

 第八章 历史的遗产

参考文献

后记

一、贫寒家庭出身的“小和尚”

在美丽的新安江支流练江上源丰乐河畔，昔日的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里，住着一户姓陶的人家。陶家门前对着景色宜人的屏风山。水秀山清，修竹茂林。远眺黄山，云蒸雾腾，奇峰怪岩，若隐若现。近处的秀美，远处的壮美，熔铸于一炉，构成一幅斑斓多彩的图景。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就出生在这户贫寒家庭。他原名陶文溶（浚），字世昌，有一姐一妹，姐名宝珠，幼殇。妹名美珠，又名文漠。

陶行知的父亲名长生，字位朝，号筱山，祖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辗转迁居安徽省歙县（旧称徽州）西乡黄潭源村。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原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洋货倾销，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况愈下，营业萧条，家境困难，只得将酱园出顶给曹氏亲戚，回故乡黄潭源村种田务农，卖柴卖菜。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

陶行知小时乳名和尚，是因为姐姐幼年夭折，陶父鉴于人丁不旺，出于迷信观念和民间习俗，想让陶行知寄于沙门，荫佛长寿，故取乳名和尚。同时，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头发因省事起见常常被母亲剃得光光的，村里人都叫他“小和尚”。陶家那把剃刀，用过三代，遂有“一把剃刀剃三代”之说。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由于家境贫寒，陶行知自幼便饱经世故沧桑，深知农家疾苦。十一二岁时，他就成为家中的半个劳动力，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他平日接触的大多是贫民，一直生活在贫民社会环境中，对劳苦大众无比挚爱，对有钱有势者则极为鄙视，自幼便形成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历，对个人性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个人的生活会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

当时，歙县西干十寺有两个当家和尚勾结官府，鱼肉人民，利用宗教，作威作福，强奸妇女，并以宣扬佛教为名，沿西干山坡修建18座佛龛，强捐恶索，惹起众怒。陶行知激于义愤，与同学朱家治等人，把西干沿河的木雕菩萨全部摔人河里，并指责说：“佛心何在？”还告诫小和尚不要为虎作伥，应修善宁人，方是佛门本色。可见他自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这是他日后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起点。

二、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徽骆驼”

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旧属徽州府，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全境多为山区，虽风景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需。因此，为了生存，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经商。他们多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积累资金，逐渐扩大势力。有的竟成为富商大贾。徽州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设店经商，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徽州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富于开拓创业精神，人称“徽骆驼”、“绩溪牛”。陶行知自幼便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萌生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意识。1923年春，陶行知曾在《游牛首山》这首诗的题注中，对“绩溪牛”的精神予以称赞：“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那里来的饭吃呀！”纵观陶行知的一生，他不正是这样一头“绩溪牛”和“徽骆驼”吗？

三、深受尚实、求实、笃实的徽州地域文化影响

徽州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十分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徽州地区的学习气氛格外浓厚。孩子们从小就要进各类塾馆读书，接触儒家经典。许多徽商或“先儒后贾”，或“儒而兼贾”，或“亦儒亦贾”，或“先贾后儒”。由于徽商具有这个特点，因而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具有“权低昂，时取予”的洞察能力，容易发财致富，并易于与政界官场建立密切联系，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创造条件。

与此相关，徽州人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兴建各级各类学校。自明初起，各乡创办社学，徽州六县共有社学394所。及至清朝康熙年间，发展到512所。嘉庆以后，社学渐衰，私塾又起。“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的书院也有相当发展。从北宋到清末，徽州六县共建书院70所，其中宋建8所，元建6所，明建34所，清建12所。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还普遍实行资助学员的宗规家法。《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规定：“凡遇族人子弟肄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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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周洪宇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游园不值》，是宋朝诗人叶绍翁所作。全诗以“游园不值”为题，本意说自己游园的目的没有达到。可是诗人却由此生发感想，这或许因为主人怕踩坏园中的青苔，破坏了园中的美景，因此才不让自己进来的缘故罢。柴门虽然不开，满园春色却难以关住，一枝红杏探出墙头，向人们炫耀着春天的美丽。“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它启示人们：“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教育生活史就是这样一支学术百花园中冲破一切束缚勇敢出墙的红杏，正以其充满青春活力的勃发之势，向教育史学界宣告她的翩然降临。

近十年来，笔者在倡导和推动教育活动史的同时，深感教育生活史与教育活动史关系十分密切，教育生活史是教育活动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生活史是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拓展和升华，也是教育史学进一步拓展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教育生活史研究可望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下一个新热点，吸引诸多学者参与，并产生出一批面向普通教育参与者、“接地气式”服务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教育史学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盘考虑，早作谋划。为此笔者在积极组织教育活动史研究、主编“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10册）“中国教育活动史专题研究丛书”（第一、二辑，20册）和《中国教育活动通史》（8卷本）的同时，也在思考教育活动史如何进一步深化开展，特别是开拓教育生活史新域的问题。结合教育活动史研究，积极着手开展教育生活史理论探索，并撰写近现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以及日本教育家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论著。受笔者影响，一批中青年学人也踊跃投身进来，积极从事教育生活史研究，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和多本专著。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教育生活史研究丛书”，就是近年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什么是教育生活史？它与教育活动史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关系？教育生活史要研究哪些具体内容呢？

教育生活史是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内容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学术源头上属于教育活动史的范畴，从整体上看是教育史特别是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延伸。教育生活史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也是未来需要集中突破的重要研究领域。  什么是教育生活史？从广义上说，教育生活史就是一切与教育生活有关的历史，它既包括学校教育生活，也包括家庭教育生活、社会教育生活及其他各种教育生活。就狭义而言，主要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教育生活，范围主要集中在学生、教师、学校、校长之间的教育生活。对于广义与狭义的认识，既要看到两点论，兼顾广义和狭义，也要突出重点，即狭义的教育生活。教育生活史让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更为丰富，它让亿万人走进教育史研究的视野，在给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给人以很好的启迪。同时，广义的教育生活史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教育多元化的今天，各种类型的教育生活研究，能够让人们更好地以史为鉴，迎接未来社会教育的变革。同时，教育生活史的研究，也对各个类型的教师、学生又起到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教育生活史更多地是记述教师、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世界是由每一个充满灵性的个体组成，在传统史学中那种只见“结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个体的感受。然而正是亿万个体的力量才推动社会的发展。每个个体的喜乐、焦虑、憎恶，虽然对历史的合力产生起着微乎其微的作用，但是普通人个体的价值不容忽视。从“沉默”的大多数的师生身上，更能够看到教育推进过程中的实际，基层普通人对于教育的承受是客观存在的。“个体”与“结构”之类的“庞然大物”相距甚远，相对于“结构”来说，家庭成员、邻里乡亲、同事伙伴等“个体”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更为巨大和直接的影响，因此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宽泛，对其关注范围只能模糊约定为“日常行为”，包括工作行为和非工作行为两大类。“按照这种界定，衣食住行、人际交往、职业与劳动、生与死、爱与憎、焦虑与憧憬、灾变与节庆，都属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而日常行为所牵涉的所有制关系、财产继承、人口变化、家庭关系、亲族组织、城市制度、工人运动、法律争讼等等，也可以作为背景进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京京博士的《理想与未来一民国时期中学师生日常生活研究》，角度与前述李艳莉博士正好相反，她重点研究民国时期学生的日常生活。从某种角度上说，与对教师生活史的研究恰好形成互补之势，可以使人们对民国时期学生的生活史有个大致的了解。

笔者的专著《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的生活史》，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描绘了两位近现代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和一位日本教育家牧口常三郎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生涯，试图通过三个个案生活史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日教育家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地开拓前进，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教育之路。

宁波大学副教授刘训华博士的专著《奋斗的青春：大转局中的中国大学学生生活叙事（1977—1999）》，以1977—1999年恢复高考后的22年历史阶段的大学生生活作为研究对象，从学习生活、校园生活、日常生活、情感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观感等方面，运用教育生活叙事的表现方式，在诸多感性的大学生生活片段中，寻求大学生与社会互动的命运连接点及其规律，寻求生活自身值得思考与改变的教育期待。1977—1999年的22年是一段崭新的历史，该时段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是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主力军。“22年历史时期”以1990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朴素理想主义是80年代大学生教育生活的一个特征，理性务实主义是90年代的大学生的趋向。奋斗是中国这些大学生的共同标志，本书将大学生生活纳入中国宏大的历史变革乃至世界风云遽变的大转局视野之中，以教育生活史的多维视野与多元方法，勾勒出鲜活的大学生教育生活的基本形态，形成“22年历史时期”大学生教育的经典生活叙事。同时，教育生活叙事是教育生活史的重要表现形式，将该表现方式用于这段感奋历史阶段学生教育生活的叙事研究，是教育理论与实证考索相结合的新探索。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鲍成中博士的《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以教育家群体成长规律为研究对象，对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成长的背景、经历、实践、思想、贡献等进行叙事分析，揭示了教育家成长的“三大规律”，即适应性规律、超越性规律、适应与超越的交互性规律。

总之，这套丛书力图做到在传统的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之外，以生活史的理论和方法，叙述教育历史生活中的人及人的教育生活，从微观的角度透视参与教育实践的人的教育生活，为宏观上理解处于社会中的人如何在经济、教育、文化的不同影响下从事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提供参考，进而收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史鉴今的效果。由于教育生活史研究在国内尚处于新兴阶段，很难找到前人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来参考借鉴，只能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大家的初衷能否如愿，有待读者评议，尽请读者不吝赐教。

参与本丛书的其他各位作者，都曾经是笔者指导的博士生或博士研究者，大家对开拓教育生活史新域，深化教育活动史研究，推动教育史学学科建设，都有强烈的共识，也充满了热情，我们经常交流心得，每天都感受到研究教育生活同时也享受教育生活的乐趣，这是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的一种情愫。

在本丛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成知辛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成知辛先生在得知我10月下旬将应邀赴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会议并为联合国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士介绍中国教育改革进展和前景，希望届时可以带上《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参加学术交流时，立即安排人员，抓紧处理有关手续，抢在10月1目前将该书送进工厂付印，为带书到纽约交流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在这套丛书陆续面世之际，谨此表达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全体成员对福建教育出版社各位可敬可爱的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4年9月23日

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此书是笔者主编的“教育生活史研究”丛书首批七册中的一本，是笔者教育生活史研究的一次初步实践。

书中的三个主人公陶行知、杨东莼、牧口常三郎都是笔者长期关注的对象。其中，对陶行知关注的时间最长，屈指算来，有三十多年了。从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开始偶然进入这个近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民主战士和杰出诗人的人物研究领域，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八卷本）》《陶行知教育名篇选》，到后来撰写研究陶行知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八卷本）》，撰写《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陶行知的四个世界》《陶行知年谱长编（三卷本）》《陶行知学通论》和《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等，一直伴随到现在，不知不觉也成了个所谓的“陶行知研究专家”。

杨东莼也算得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李大钊极为欣赏的弟子，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进进出出组织数次，活跃于政界、学术界和教育界，是个大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笔者所在大学的校长，后来调到北京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其史学著作《中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都被列入民国学术经典之列，其翻译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狄慈根的哲学著作选集等，曾风靡一时，影响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他们投身革命的洪流。我对他关注的年头虽没对陶行知那么长，也有近二十年了，断断续续收集他的资料，七八年前曾在恩师章开沅先生的建议下，指导过硕士生做他的毕业论文。近年因纪念他创立湖北民进组织60周年，又组织力量主编其文集、撰写其传记，对他有了更多的认知。

牧口常三郎是日本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民主战士和宗教人士，也是日本近现代具有原创力、真正形成了自己的创价教育思想体系的教育家。与陶行知一样，都被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教育学教授戴维德·汉森（David T．Hansen）收入其主编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该书介绍了20世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一位日本教育思想家就是牧口常三郎，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中国的陶行知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

由于此前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对牧口常三郎所知甚少，缺乏研究，大多是在研究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池田大作时才偶尔提及这位日本创价学会的先驱（池田大作是牧口常三郎弟子户田诚圣的学生，可谓是牧口的再传弟子），因此，研究起来极为困难。好在笔者的研究得到了中日两国不少学者和机构（特别是日本创价学会对外联络部负责人高桥先生、著名史学家、华中师大前校长章开沅教授以及华中师大池田大作研究所的大力帮助），为笔者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日本创价学会还资助了部分研究经费。近年来，笔者与学生蔡幸福博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了《牧口常三郎教育论著选》，指导蔡幸福完成并出版了其博士论文《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比较研究》，还与他合撰出版专著《船工之子与教育大师——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活动》，本书的牧口常三郎生活史一章就是以此为基础完成的。

本书将陶行知、杨东莼和牧口常三郎这三个中日近现代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集中起来，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描绘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教育生涯，试图通过三个个案生活史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日教育家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艰难地开拓前进，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教育之路。

由于教育生活史研究特别是教育家个人生活史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很难找到前人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来参考借鉴，只能如前辈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所说的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笔者的教育生活史研究目前还只是初步实践，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只能待来日努力了。相信年轻的后继者们会拿出令人满意的佳作。

2014年9月24日于武汉东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