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暴风雪是如何疯狂地袭击着草原？年轻的忽必烈又是如何抱着亡妻的遗体在毡包中痴坐了三天三夜？——你知道吗？是什么使他又想起了家族曾经有过的辉煌与荣耀？是什么使他想起了成吉思汗对自己曾有过的灿烂预言？——你知道吗？但是为何现实总与愿望是那么可怕的背道而驰？为何就连他这样怀抱亡妻也会引起汗廷的猜忌？——你知道吗？又多亏了哪位倾国倾城之美少女的出现，才彻底转移了朝野的注意力？而窝阔台大汗又为何突然神秘地驾崩于万安宫？——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几乎快要把忽必烈遗忘了？而他又为什么只顾在暴风雪中倾听那苍狼的声声召唤？让我们一起阅读冯苓植著的《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上下)/元史演绎系列》来寻找答案吧！

冯苓植著的《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上下)/元史演绎系列》讲述了中国蒙古族精神文化的演进发展，鲜明地体现着兼容开放的视野，渗透着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的因子，特别是受汉民族影响最深。远古的神话、祭词、祝词、赞词、英雄史诗与民间故事，都蕴含着突厥、匈奴和鲜卑等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本书三分野史，七分正史，十分历史。全景展现大元王朝历史画面，比学术写史更简单，比草根写史更耐看。

开篇 欲知草原往事，请先听一些必要的唠叨

第一章 苍狼在召唤

第二章 白鹿向狡狐的异化

第三章 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第四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五章 草原大汗是如何励精图治的

第六章 坐镇漠南汉地的蒙古宗王

第七章 权力的终极，便是随心所欲

第八章 习儒宗王远征天之南

第九章 天上只允许有一个太阳

第十章 晚霞般绚丽的功败垂成

第十一章 兵不厌诈，权不厌诈

第十二章 内蒙外汉，曲折走向大元王朝

第十三章 草原君主，终于实现南北江山一统梦

第十四章 形单影只，高处不胜寒

第十五章 神鹿黯然，回归天际

第十六章 烈士暮年，自觉走下神坛

后记

也确实是在这茫茫草原的斡难河源头(即今之海拉尔河畔)，被蒙古各部族共尊为“成吉思汗”(即普天下之大汗)，从而金戈铁马地冲向中原，冲向世界，创建了地跨欧亚大陆、震撼人类历史的“也客蒙古兀鲁斯”(汉译：大蒙古国，有的史籍也将其称为“大朝”)。但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新建立的汗国或王朝，在冲向中原大地时都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即或取或舍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治国之道。

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文化背景……

当然，尚必须指出儒家文化绝不是万能的，甚至还曾在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副作用，而有些帝王更常把它作为鸡毛掸子或遮羞布。但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的一个个封建王朝来说，当时离开了儒家文化却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农耕文明的精髓，并经历代帝王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和行为准则。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君主们往往又在软实力上准备不足，为实现自己“入继华夏大统”的愿望也似乎只能继承这份政治遗产了。更何况，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哲人、世界性的思想先驱。为此，他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也绝不会仅仅属于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域。例如，当16世纪孔子的思想传人欧洲后，法国的伟大思想启蒙者伏尔泰就对其敬佩不已，常常对着夫子像顶礼膜拜。再以“用真儒取天下”的忽必烈大帝为例，他的幕府中所任用的儒臣儒僚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汉族，其中尚有后来的蒙古族名相安童、契丹族左丞耶律铸、畏兀儿族儒将廉希宪，以及阿拉伯圣裔赛典赤·赡思丁等，他们均是以儒法治世之能臣。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已超越民族和地域的范畴，在七百多年前就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儒家文化实乃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形成的黏合剂……

但更应特殊提示，忽必烈之“用真儒”也绝非仅仅是他个人的“先知先觉”，除历史发展之必然外，他那伟大的祖父早已为他做好了铺垫。1215年，成吉思汗亲率铁骑攻破金中都(即今之北京)后，即对实施几千年的汉地汉法有所思考。面对农耕文明可提供的充裕战备物资之现实，竞一反常规下诏命令其任命的中原之主木华黎对汉地采用“兼容并蓄、笼络八极”之策。随后更出人意料地将后金遗臣、契丹大儒耶律楚材召至麾下，任命其为御用的“必阁赤”(即贴身书记官)。而此举在仍沉浸于战争狂热中的草原汗廷曾引起一片哗然，一位善制强弓的蒙古悍将当众进谏道：“国家正当用兵之时，如耶律楚材这样的儒士留之何用？”没想到这位契丹大儒却也能挺身而出自我辩解日：“治弓尚需请良匠，难道治天下能不用治天下之人才乎？”不卑不亢，众皆错愕，而史称成吉思汗竟“引以为然”(详见《元史·耶律楚材传》)。这就是“深入漠北第一儒”之来历，而此后耶律楚材也确实在西征中逐渐成为成吉思汗所倚重的核心幕僚成员。到了窝阔台大汗继位后，这位契丹大儒已被当着诸多外国使者称之为“贤相”了。(详见《元史·耶律楚材传》)综合上述可见，成吉思汗绝非仅仅是一位曾马踏欧亚震撼世界的非凡军事统帅，而且还是一位海纳百川的大智慧者。

七百多年前，他就深知软实力的重要性了……

然而天不假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展现了他的“武功”尚未来得及展现他的“文治”，便于1227年病逝于征西夏的途中，享年六十六岁。但他引入契丹大儒的作用却仍在发酵，继耶律楚材之后便有了更多的儒生儒士来到漠北草原“择主而事”。而一些封王和贵胄们也颇追求这种“时尚”，竞有人开始延聘一些名儒教习自己的子弟了。这是自汉唐以来我国北方各民族文化历经千年的冲撞、磨砺和融合的必然结果，至此儒家文化便渐渐润物无声地进入了战马嘶鸣的大草原。

但包容并不等于完全接纳……

须知，马背民族是一个高傲的民族，他们对自己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游牧文化充满了激情和自豪感。而大多数宗王贵胄更仍沉浸在狂热的征服梦中，对自己伟大先祖之深远意图并不理解。他们只把投奔或掳来的儒者当作摆设、战利品，或是会讲中原历代帝王故事的说书人。由于受辽、金两代的残酷统治，竟本能地对来自于中原的“汉地汉法”严加排斥，甚至将契丹与女真君王的苛政与儒家的“治国之道”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继承圣祖的伟大遗志就是重跨马背、冲出草原、在血雨腥风中进行无休止地扩张再扩张。

但路在何方？最终归宿又在哪里呢？（P3-4）

冯苓植先生的四部大作《震撼崛起——成吉思汗及其英武儿孙》(读史随笔)、《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长篇历史小说)、《宫闱秘史——蒙元帝国的后妃轶事》(读史随笔)及《重振北元——草原传奇皇后满都海》(长篇历史小说)，即将汇编为《元史演绎系列》由远方出版社付梓面世。这的确是蒙元文化传播的一件幸事！嘱我作序，我欣然命笔，说几句自己的体会与感受吧。

我和冯先生是五年前在呼和浩特市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他长我十岁，是兄长，也是小说家前辈。我们又都曾在山西太原读书和生活，所以那次谈得很投缘。之后，冯先生莅临津门，约定再次会见，面叙旧情。不凑巧，我因兄长突然病故，只得临时取消约定，急匆匆回太原奔丧。错过与冯先生的天津会面，我深感遗憾。

冯先生退休后，离群索居，当起了“游牧作家”，尽情遨游在七八百年前的蒙古游牧世界。初次见面时他已写完《忽必烈大帝与察苾皇后》和《大话元王朝》等，让我非常感动。于是，我对他说：“历史的传承向来是靠双翼的，一翼是靠专家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一翼是靠通俗演义和野史笔记的普及和传播。如陈寿的《三国志》以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很好的例证。元史所欠缺的正是后者。”我这样说，也是有依据的。蒙元帝国是空前绝后的世界帝国，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巨大，乃至人们把13、14世纪视为蒙古世界。虽然元朝统治不足百年，但所留下的历史遗产丰厚而重要，随便就能举出几例，如行省制的实行和西藏归入中国版图，这是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九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绩，改变了“元王朝在中国，元史学在国外”的窘况。这诚然令人欣喜。另一方面，以通俗文艺方式写作的大众传播作品相对较少，除了20世纪蔡东藩的《元史通俗演义》和黎东方的《细说元朝》及电视剧《成吉思汗》影响较大外，其他蒙元题材的文艺作品寥若晨星，与蒙元帝国的显赫地位很不相称。目前国人对清朝史事相当熟悉，对清朝认同度较高，甚至略强于宋、明，而对元朝史事大多知之甚少，认同度颇低。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以通俗文艺方式写作的大众传播作品偏少．面向亿万百姓同胞的文化熏染欠缺，恐怕也难辞其咎。冯先生以耄耋之年，撰写《元史演绎系列》这一皇皇巨著，可谓“及时雨”。该系列图书艺术地再现了被常年封存的蒙元精彩历史画卷，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难能可贵，值得称道喝彩！

冯先生之所以退休后老骥伏枥，知难而进，花费十六七年时光，全力以赴地完成《元史演绎系列》，主要动机就是回报草原。他大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得不“走西口”，长期生活在茫茫的大漠草原上。是蒙古族兄弟姐妹伸出温情的手，给予他许多照料和帮助，伴随他度过那段辛酸而又难以忘怀的岁月。冯先生由衷地感谢多年来无私帮助过他的那些蒙古族朋友们，也感谢蒙古草原！于是，回报草原，准确地传承和普及蒙元历史文化，就成为他人生的一大心愿。他还想得更多、更远：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懂得感恩，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取向。昔日草原恩惠，今朝回报草原。倘若我们都能如此行事，都能做到感恩奉献，那就能够超越自我，造福社会，携手铸成美好的明天。在这方面，耄耋之年的冯先生，已做先驱榜样，吾侪后辈理当效法追随。但愿我们能展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以此回报祖国、回报社会，让未来充满大爱，充满光明！

(作者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历经六年的研读、创作和反复校对与修改，为回报草原，长篇历史小说《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总算初步定稿了。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出版社……

须知，我也可称得上一位写作界的“遗老”，至今仍对电脑一窍不通。处理我那一摞摞手写稿件完全用不上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实在是一件颇费心力的烦人事情。然而，出版社从各级领导到编审，从打印高手到校对专家，均能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更令人感恩的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江曾培先生竟在百忙之中为我“指点迷津”，一语中的，顿使我茅塞顿开。还有，编审们为我的往返奔波，排危解难，更进而还专门去请蒙古族著名的学者为这部小说写序……文化素质，都市的风采！从朋友的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其次，我还要感谢草原……

正是植根茫茫大草原的蒙古族同胞们，在我创作的初期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诸如伊．布勒固德、纳穆吉勒、赛音吉雅、巴拉吉、托娅、达·布和朝鲁等。多了！多了！很难一一再列举下去。其中，巴拉吉成了我长年的民俗和语言顾问，托娅更为我提供了诸如古代马背民族服饰等诸多珍贵资料，其他人也是有问必答，有不清楚的史实立即就为我查蒙古文史料。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赛音吉雅(汉名张勇)先生，在他病前我们就曾在一起多次讨论过这个题材。后来他中风半身瘫痪失语了，我也曾再次去向他讲述过小说的整体构思。至今我仍记得，他听后先是频频点头笑声不断，随后便紧握着我的手泪流满面……现在他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此情此景却在我心头永远挥之难去。似早已化作一种动力，使我力排万难也要顽强地写下去。

当然，我最应感谢的还是前人留下的珍贵史籍……

果不愧“史笔如刀”，他们总是能为真实的历史刻下深深的印迹。比如，只要你能对照各分传详读《元史·世祖本纪》(一至十四)，你就会大体弄清从草原汗国到大元王朝的来龙去脉；只要你详读《元史·后妃传》及相关册文，你就会大体确信察苾皇后是一位“佐夫终成帝业”的杰出的蒙古族女政治家；只要你能反复阅读各种译本的《蒙古秘史》，你就会大体理解马背民族的源与流，他们独特的民俗民风，以及他们逐步走出草原入继华夏大统的必然趋势……况且还有历代国外史学家留下的相关专著，如波斯史学家拉施德的《史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法国史学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以及志费尼编著的《世界征服者史》等，均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足以使你在文学构思中有了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而当代史学家以现代意识向更高层次探索时，就会使你得到更深刻的启迪。比如，我国元史专家李治安先生对忽必烈的全新论断——“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推进者”——就对这段历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总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古今中外史学家留下的丰富史籍，也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尚需声明：如有谬误，且只当小说家言……

除此之外，我还必须对山西文学院院长张锐锋、天津作家刘品青、内蒙古学者邱瑞中等均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都曾给我的创作予珍贵的鼓励和关注。

感谢前人，感谢今人，谨以此作为后记！

美国的莫里斯·罗沙比撰写了《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正如李治安先生所说，“与一般微观论著相比，罗沙比能够把忽必烈放在‘蒙古世界帝国’和多元文化秩序等广阔视野内，娴熟地展开宏观思考与探讨”。如果说该著作是“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那么《一统华夏——忽必烈大帝之文韬武略》则是中国汉族同胞眼中的忽必烈大帝。一个是西方学者的论著，一个是中国作家的写史，二者可谓相映成趣。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文艺评论家 包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