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燕卜荪是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诗人。《威廉·燕卜荪传(第1卷在名流中间)(精)》是英国学者约翰·哈芬登研究燕卜荪的权威著作，从燕卜荪的生平经历、治学思想等出发，对燕卜荪的求学经历、诗歌创作及其文学批评、学术贡献、社会活动等作了深入介绍与剖析。

威廉·燕卜荪是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诗人。虽然他的诗人生涯令人遗憾地短暂，但是他的诗歌表现出迷人的情感和技巧，发出了影响一代人的地震波，甚至今天都仍然给人以新意。他在大学阶段撰写的《复义七型》被视为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燕卜荪开创了英语界的现代文学批评。他也成为了文化上的“第五纵队”成员，挑战生活和文学的陈规窠臼。

“他是学者，但又有一般学者所无的特殊的敏感和想象力。这是因为，他又是一个诗人。”(王佐良语)这样一位集多面于一身的奇才于1937—1939年、1947—1952年两度来中国任教，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其间他与中国师生同甘苦共患难，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研究者和许多诗人，贡献良多。

燕卜荪洋溢着激情的世界意识，以及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战斗精神和聪明才智，都可以在关于他非凡人生的传记——约翰·哈芬登著的《威廉·燕卜荪传》中找到证据。

《威廉·燕卜荪传(第1卷在名流中间)(精)》为第一卷。

缩略表

威廉·燕卜荪年谱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血脉传承：理查德·燕卜荪爵士，威廉教授和约翰·亨利

第三章 “一个可怕的小男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第四章 “猫头鹰燕卜荪”

第五章 “我说话太多吗?我想知道?

第六章 “燕卜荪先生的表演极为称职”：多面学者

第七章 “他的在场迷住了我们所有人”：《实验》杂志圈

第八章 《复义七型》的写作：影响和诚实

第九章 “那些特殊的罪恶”：危机、开除和后果

第十章 《复义七型》：批评与接受

第十一章 东京磨难

第十二章 《诗歌》1935

第十三章 替罪羊与牺牲品：《田园诗的几种变体》

第十四章 “等待结局，小伙们”：政治、诗人与大众观察

第十五章 露营：中国，1937一1938

第十六章 “野蛮的生活，跳蚤和炸弹”：中国，1938—1939

第十七章 后记

附录：其他著名先辈

索引

译后记

令人吃惊的是，遗嘱关于这些土地所设置的条款有效期为二百年，因为1882年的《定居土地法》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取消了“将土地保留在家庭内部”的观念：现任的终身佃户可以处理其地产，如果他认为从经济上考虑这么做是明智的。亚瑟·雷金纳德起草他的遗嘱时，肯定感到他在纠正过去的错误：他所寻求的是保障庄同未来的繁荣，同时他也在保护他所有的继承人——他所有的已经出生和仍未出生的子孙(以及他们的配偶)——以避免继承权成为令人讨厌的事情。然而，如果他的计划是保护子孙，避免产生嫉妒感和不公正地被排除的情况，同样他也在通过遗嘱将他们捆绑在庄园的土地上，因为遗嘱规定利益共享，同时促进共同所用权。毫无疑问，亚瑟·雷金纳德·燕卜荪的主要动机是无懈可击的：他构想的遗嘱是为了他的子女、子女的子女的利益，因为所有人都与该土地有利害关系。但是企图为二百年后的未来制定法令似乎有一点阴险，甚至有一点傲慢。(1882年通过的《定居土地法》实际上是一段农业萧条时期的结果，但是它却有一点维多利亚式自信的味道。)很清楚，即便是他希望规定他的子孙将在土地中拥有共同利益，亚瑟·雷金纳德仍然是他的祖辈的真正儿子，因为他不能真正面对约克弗利特庄园落入外人之手的想法。

这一点在遗嘱中的一个条款中看得非常清楚：它规定每一个人，不得例外，如果“成为拥有此项地产或者获得其租金和利润的终身佃户或者男性继承权佃户或者购买继承权佃户”都将“使用和拥有燕卜荪的姓名和族徽”(他并不知道他自己都无权拥有那个族徽)。如果有人有权成为佃户，但在一年内拒绝或者没有使用该姓名，他们的权利即被放弃：“该地产将由继承权顺序的下一个人继承”——此情况将被视为“那人已经死亡或者没有子嗣”；对于出生时拥有该姓名但后来放弃的情况相同。在家族姓名延续问题上如此不妥协的姿态显示了一定程度的自豪——个人的自豪感，以及对自我在社区中地位的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对于居住在约克弗利特那几代动荡的燕卜荪族人来说，很难说还在拥有。用一个新造的词来说，亚瑟·雷金纳德一定是随了他的父亲。但是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自尊的问题：例如，好像是因为他的典型的自傲，他才决意要将他的财产和个人物品全部遗传给他亲生的儿女。他似乎非常不愿意给其他人留下任何财物。他只简单地留给当时仍然未婚的姐姐玛格丽特一百英镑(他三个姐姐中最小的一个于1908年12月去世，即遗嘱签字前的一个月)，他留给他的第二表兄查尔斯·威廉(Charles William)的数量一样(十年之后，威廉将仍然很体面地将他的财产，包括布莱克托夫特农庄，赠给了他在约克郡的表亲们)；同样数量的钱留给了他的遗产执行人——他的表弟威尔特郡哈瑟姆庄园(Hartham Park)的准男爵，约翰．波恩德．迪克森一波恩德(John Poynder Dickson—Poynder)爵士和约克郡斯托克顿庄园(Stockton Hall)的乔治·威廉·劳埃德(George WilliamLloyd)——报答他们见证遗嘱，并接受委托。而且，他似乎不愿承认在道义上他应该对侄女玛丽亚．爱丽丝有所回报，玛丽亚是他已故兄长的孩子(他在遗嘱上签字时仅仅四十岁)，因为他仅仅留给她同样不值一提的一百英镑——一个侮辱性的姿态，一笔小费。正如威廉·燕卜荪多年后所说，当他看到他父亲繁琐的遗嘱时，“爱丽丝一定会因为只得到一百英镑而怒不可遏”。其实，他父亲的意图肯定不是想要逃避家庭核心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可能对庄园财产份额的索求，而是想要尽可能多地将庄园留给自己的子女——就像任何一个好父亲希望的那样。尽管如此，威廉还是不无道理地感到他父亲对已经疏远的侄女过于刻薄。

P47-48

威廉·燕卜荪是与中国非常有缘的英国批评家、诗人。他两度来到中国，分别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1939)和北京大学(1947--1952)，培养了我围外语界多位著名学者，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佐良、李赋宁、赵瑞蕻、杨周翰、周珏良等前辈都曾经撰文怀念燕卜荪教授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回顾先生给他们的教诲，这也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外语教育史的一个传奇时代。杨绍军在《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一文(《学术探索》，2008~6期)中这样写道：“燕卜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外语教育、外国文学研究以及新诗创作方面的栋梁之材，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可以说，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外教的燕卜荪在中围危难之际，不顾路途遥远，依然来华执教，为我围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燕卜荪的确是在抗战危难之际来到中国，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纷飞中从湖南辗转到云南，度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关于他的一些故事现在已经传为佳话：在没有教材的困难条件下，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李赋宁《人生历程》)。他喝醉了酒，把床板压垮了，“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两块摇摇欲坠的床板中间”，仍然呼呼大睡。还有一次因喝醉了酒，把眼镜放入皮鞋中，第二天穿鞋时踩破了眼镜镜片，只能戴着一个镜片的眼镜上课。(赵瑞蕻《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他上课时常常把要讲的内容全部写在黑板上，“羞涩得不敢正眼看学生，只是一个劲地往黑板上写——据说他教过的日本学生就是要他把什么话都写出来。”(王佐良《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燕卜荪讲授英国现代诗歌，自己也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但是“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在我国的学术界，只要稍微了解西南联大的人，可能都听到过这些故事，然而燕卜荪随着西南联大流亡的细节还有很多，约翰·哈芬登的《威廉·燕卜荪传》为读者披露了燕卜荪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思想轨迹。特别是在关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章节(第一卷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中，哈芬登通过燕卜荪的日记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国际主义的燕卜荪。在第二卷中，哈芬登讲述了燕卜荪第二次来到中国就职于北京大学的经历。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甚至参加了开国庆典的游行，相信共产党会给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面对新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既反对西方不分青红皂白的抹黑行为，又对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走向深感不安。即便在思想改造最严峻的时刻，他仍然注意培养学生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燕卜荪的中同经历构成了第二卷的核心内容(从第三章到第九章)。  即使没有这些中国经历，燕卜荪本人也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英国批评家之一，他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开创了英美文学批评的新时代，形成了一套细读文本的方法。美国“新批评”把他视为先驱，从他的批评著作中得到了重大的启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却背叛了这个家庭，思想上更加倾向于自由人文主义，对下层人民充满了同情。他来自一个基督教文明，却对佛教思想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并且在著作中多次严厉批判基督教的所谓“折磨”崇拜。他在青年时期有同性恋倾向，并作爱情诗送给他倾慕的对象，但在成年时却改变了性取向，转向异性恋并结婚生子。他曾经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剑桥大学副院士之职，却因在宿舍私藏避孕用品而被剑桥大学开除(有人将此事与雪莱被牛津大学开除相比拟)。他曾经获得数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被视为最有前途的数学家，但是他却改学英国文学专业，研究诗歌的语义复杂性和意义的含混，成为英同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他师从剑桥大学著名文学批评家理查兹，但是在批评思想上却走了一条与理查兹不同或相反的道路，一生都在与理查兹进行辩论。他被美国“新批评”流派视为鼻祖，但是他却不认同“新批评”的理念，反对文学的自主性、自为性。

燕卜荪作为批评家以《复义七型》而闻名，也有人把该书翻译为《含混的七种类型》。该书考察了语义的含混，并根据含混程度的不同，由低到高分为七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指两种或更多的意义并存，意义之间可能是相似的或者相辅相存的。第七种类型，也是最后一种类型，是指两种或更多的意义并存，意义之间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燕卜荪认为，这种最高级别的含混在诗歌中出现，并不是因为诗人的失误，而是语言本身的排列组合、相互连接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它不是失误，而是语义复杂性的一种表现或语义丰富性的一种表现。因此与常人的理解不同，燕卜荪认为含混是诗歌的特性，是一种优势。它可以将多种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熔为一炉，实现语义的“浓缩”。

翻译该套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卷本《威廉·燕卜荪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内容涉及到上千人物，时空跨越了东方西方和近一个世纪的时光，其中包含了无数的历史事件、轶事、传奇，还有燕卜荪自己的诗歌作品和文学批评作品。另外，作者哈芬登是著名学者和批评家，其写作风格比较学术化，遣词造句非常英国化，思维方式异常独特。因此，在思想和语言方面该书都给翻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涉及到英国的贵族传统、公学制度、剑桥大学特别的学院体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燕卜荪以晦涩而闻名的现代诗歌、各种批评思想之间的细微区别，这些都需要读者经过仔细思考和细心琢磨，才能够把握其精髓，抓住其要义。

该书的译者一共四人，他们都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都曾获得过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第一卷《在名流中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第1—10章)和河北科技大学王伟滨(第11—17章)翻译。第二卷《反对基督徒》由上海财经大学杨国静(第1—12章)和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赵晨辉(第13—19章)翻译。威廉．燕卜荪年谱的翻译、后记的撰写以及全书的统稿由张剑完成。译者都是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者，对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有着浓厚兴趣，在翻译方面也拥有许多经验，因此保证了理解的准确性和翻译的良好质量。译者本着信雅达的宗旨，力求做到译文忠实于原文，同时也力求做到中文的可读、顺畅。但是由于该书思想宏大、信息复杂，难免有疏漏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剑

2015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