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十分不安,是我使妈妈身体有病,落到眼下的地步。
受到病痛最大打击的还是妈妈自己。她从军十年,一九五五年复员到北京,一直想找一个工作,有一次就安排在我们胡同电影院卖票,真是又清闲又近便;可是妈妈脱不开身,她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上学、吃饭,还有种种家务活,要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妈妈有时感叹:“全是你们把我拖累住了!”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是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二是妈妈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家庭妇女;三是我们多少都长大了一些,还是毅然走出了家门,在北京齿轮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从我们家到北京齿轮厂相当远,要换两次车。妈妈天黑黑的就得起来,弄早饭,安顿得差不多了,匆匆去上班。工厂管得严,是不能迟到早退的。晚上我们放学回来后很久,妈妈才下班回来。应该说,自从妈妈有工作上班后,我替妈妈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务。
妈妈虽然起早贪黑,但对她找到的工作很满意。北京齿轮厂是个国营大厂,挺正规的。这在那个全民所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很值得自豪的。
……人生的命运有时是多么不公平,如果就照这么下去该多好啊!
可惜好景不长,妈妈才工作不到一年就发现了癌症,唯一幸运的是妈妈有了工作,是公费医疗。看病,手术,都是公家掏钱;如果没工作,那情景会如何,真是不敢想象!
妈妈在医院做了手术,整个左乳房被切除掉了,斜长的刀口结成不平的疙疙瘩瘩,仿佛是大地板块的断裂层。妈妈用布和棉花缝制了一个假的乳房戴在左边,以保持对称,女性的爱美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治病最痛苦的还是电疗,每星期妈妈都要到附近的指定的医院去接受放射,说是把体内剩余的癌细胞杀死。被放射的部位往往被烤得糜烂,又要擦药,稍稍好点又得去化疗,妈妈显得十分痛苦,恶心,吃不下饭,却也没办法……
对我来说,不管怎么着,妈妈的存在就是我的最大安慰和幸福。
妈妈动了手术,身体虚弱,却仍然支撑着干各种家务活儿。九月份的太阳有了点凉意,快入冬了。我放学回家,见妈妈在院子泡了一大盆的床单、被里、被面。
“妈,你洗它干吗。”我愤愤然,嫌妈妈不好好养病。
“再不洗太脏了,没事,我慢慢地揉,每天洗一点,累不着的。”
房东蔡大妈过来串门,也说:“这一盆东西,咋洗得出来,千万别累着。”
蔡大妈是我在北京四合院中唯一存有好感的大妈,但也不是没有毛病,蔡大妈爱串门,爱传闲话,谁家的事情她都了如指掌,东家长李家短的事也都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我们住的这个四合院共有四家人,与我家并排住的一家有个整天吊着脸、阴沉沉、话语不多的耿大妈。据说耿大妈的男的属“历史反革命”,解放初期被镇压了。蔡大妈家的成分也不好,男的是国民党的旅长之类,也不在了。北屋里住的姓袁的。我们刚进此院时,袁家的男主人尚在,喜欢点美术,屋子里挂着自己画的油画小景,没多久,男的便消失了,好像是“现行反革命”。于是,我们住的院子的四家房主,都是没男人的女人。
我们一家六口人浩浩荡荡进驻此小小的四合院肯定是不会受欢迎的,首先人多这一条,怎么也会使同院的几个邻居侧目而视,加上我父亲是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与对共产党有仇的人共处一院,也是难以受欢迎的。最明显的当属耿大妈,有一次,她在院子里就说过:“毛泽东是土包子的头。”
有一次弟弟们在院子里玩,不知哪点触犯老耿家,耿大妈便骂弟弟们为“土包子”。
有一次,弟弟宝军不知好歹,不知从哪儿学了几句顺口溜,想往耿大妈的头上按:“我们家穷,你们家阔,你们家尿盆一大摞。”
耿大妈撇撇嘴,哂然道:“谁们家尿盆一大摞?”
妈妈从屋子里出来,朝着宝军的后脑勺子一拍,哭笑不得地说:“回家去,不许跟耿大妈这么没礼貌。”
真正尿盆子一大摞的是我们家。我们家的睡觉是这样的:妈妈和妹妹宝琴睡大床。另有四张木板床,每两张上下罗起来,如同集体宿舍的上下铺。为了半夜里小便方便,每天晚上,在床前放一把大椅子,大椅子上放一把小椅子,小椅子上放一个小凳子,小凳子上放上一个尿盆,成宝塔状。地上又放一个大尿盆子。小尿盆的尿满了,倒进大尿盆子。北京人习惯天天晚饭喝稀的,尿尿特别多,每天早晨几乎都是端满了一大盆子倒进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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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过早地确定了当作家的理想,而且固执、偏执地走过了一生。我那年十四岁,正上初二。我这个想当作家的念头没有一点由来,你说你从小爱写作文,写出的东西透出那么一点才气,受到老师、同学的夸奖,你自己也觉得有从这方面发展的空间,下定决心往这方面发展,没有,一点没有。正是在我想当作家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作文,一上作文课就忐忑不安,不知又出什么题目,写起作文来也是敷衍了事,能及格就行。我能记住自己的最大“文采”就是小学五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开学了》,凡是上过学的人估计没有没写过这篇作文的。老师夸我有一句写得不错,就是看刚上学的小孩如何小时,没直写,而是写了一句“书包快拖到地了”来反衬小孩的小。这句“文采”让我记了一辈子,那也就是我在想当作家时唯一可称道的才气。
我,一个其貌不扬、深度近视的小子,被房东大妈形容为“杨柳细腰大高挑”(有点像形容女人),总是耸着双肩,驼着背,天一冷,像老北京人那样双手拢在袖子里,活脱脱的一个少年老汉。最糟糕的不是身子单薄,而是上小学五年级就配上了近视镜,一配就是三百五十度。我的近视受妈妈影响,妈妈一只眼睛好,一只眼睛近视,遗传到我,却两只眼睛都近视了。
正是想到自己弱不禁风的瘦麻秆身体和已有的深度近视,有许多方面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其实按照我当时具有的特长,我应该定位当一个画家,我在画画方面倒是有点天分。我也不是没想到当画家,可是两者相比,觉得当作家,更能通过作品深刻地反映人的思想,还是当作家好。
自从有了当作家的理想,我也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枷锁。
现在看起来,自己实在太单纯幼稚,好像完成一个理想像喝凉水一样容易,有人说过,风平浪静的幸福生活虽然是人人希望的,但对想成为作家的人并不完全是好事,因为生活的艰难曲折更能成就一个作家。我当时想当作家时,哪有这个思想准备!难道我想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很不幸吗?虽然,我后来半生坎坷,可当时想却没往这上想。再有一点,我不善于调整自己,也就是说,理想是可以改变的,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人在确定理想时不能太偏执,不要太死心眼,如果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不如放弃,改换别的,不要硬负担自己无法承受的角色。我缺乏写作的才气,写作成了一件吃力痛苦的事情;我如果有自知之明,迷途速返,改换别的,也就没有几十年的灵魂煎熬和生命时间的无端耗费;可是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晚了,已经积重难返,已经饮鸩止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偶尔看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认为人能成大事者,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一、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记得最初看到把人生用这三句诗词高度概括,不禁拍案叫绝,真的,谁的人生追求能跑出这个框子呢?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追求当作家的人生之路,比照这三条,第一条“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自己上了想当作家的高楼,自以为志存高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要成就大事呢;第二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十多年,为追求这个作家的梦想,付出的实在太多,一言难尽,悔也无用;我想说的是第三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寻也寻了千百度,回首也回了无数次,灯火阑珊处也见了,就是见不到“那人”。
“那人”应该是追求的结果,是理想的实现,为找到“那人”我把生命中别的追求都放弃了,都做砸了;如果不是把生命的精力集中到这上,而是用在别的上,我也许活得轻松得多、快乐得多。
我一生做着大梦,现在到了梦醒时分,乘着现在还有精力,就想把写的东西赶快整理出来,给自己做个了结。其实我早已知道找不到“那人”了,我只是写追求“那人”的过程,也就是写一写那些追求理想不成功的小人物。这一点在科学家中最为明显,每一项科学发明,其实都有好多人在研究,研究成功的人,辉煌荣耀、世人皆知;而没有登顶的人,就只能湮没无闻;虽然他们付出的绝不比成功的人少,但也没办法,人的社会就是如此。我看写作也跟这差不多。我同情那些为文学默默奉献,终因才气不足或其他原因而难成大器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因为实现不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也就有了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强调“不以成败论英雄”,说什么最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追求的过程,是生命的体验。我甚至总结,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七情六欲的情感的体验。你体验过了,你这个生命来世一场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这也许是一种自欺欺人,可是对我们这些付出与结果不成比例,蓦然回首,“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的寻梦人来说,也只能如此了。
一个人十四岁有了作家梦,一生追逐梦想,直到老年。但因为才气不足,一直未能写出理想中的作品来。于是他以自己的追梦过程,写了这本《残梦》。写了新疆五十年的个人体验;写了经历的终生隐痛;写了灵魂塑形的上下求索;写了才华不足的难成大器。
本书由周俊儒著。
《残梦》是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周俊儒从十四岁开始的人生追求——成为作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逐梦想,本书详尽描绘了他的逐梦过程。书中描述了作者十六岁时,母亲去世后,他从北京到边疆五十年的个人体验,也写出他灵魂塑形的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