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长,我们的生命很短。世界很大,我们能触碰到的很少。
不去问“这有什么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曼的传奇人生,一个好奇之人的有趣活法。
理查德·费曼所著的《你好我是费曼》是费曼所著的一本自传式的书。
他在参与“曼哈顿计划”时,成为开保险柜高手。
他在默数一二三时,发现了每个人大脑工作的方式截然不同。
他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抱怨没有人赞赏他的桑巴鼓技艺。
他在调查挑战者号失事时,靠一杯冰水、一个橡皮圈,打破了威权,还原了真相。
对费曼来说,这一生就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地寻找着前方的未知 。
他最希望的,是想留给未来的人们一双自由的手。
请看由理查德·费曼所著的《你好我是费曼》!
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科学家的养成
我有一位艺术家朋友,他的某些观点让我无法苟同。他会拿起一朵花说:“看,多美啊。”我也表示同意。可接着他就会说:“身为艺术家,我能看到这朵花的美丽之处。而你们这些科学家,只会拿去做解剖,多无趣。”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无知。
首先,他能看到的美所有人都能看到,当然也包括我。我不具备他那样的美学素养,但我还是能欣赏花朵之美的。但与此同时,我能看到更多他无法欣赏的美。我能想象花朵内部的细胞排列,那也是一种美。美不仅存在于厘米量级,也存在于更小的量级中。
细胞有着复杂的运动和排列方式。在植物的进化过程中,花朵的颜色起到吸引昆虫授粉的作用,这一点很有趣,意味着昆虫能分辨颜色。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美对于低等生物是否成立?此类有趣的问题都是从科学角度引申出来的,这只会增加人们对花朵的好奇心、神秘感和敬畏之心。只是增加,根本无损于花朵其他方面的美。
我一直是个偏科的人,年轻的时候,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科学。那时,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虽然大学里设了很多必修的人文课程,可我总是尽可能逃掉。直到后来,年岁渐长,心灵也更加从容之后,我才逐渐涉猎了一些。我学习过绘画,又多读了些书,但我仍是个严重偏科的人,知识面不广。我的智力有限,只能把它用在特定的方向。
在我出生之前,父亲曾对母亲说:“如果是个男孩,就让他当科学家吧。”当我还是坐婴儿椅的小婴儿时,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些浴室用的小瓷砖,不过是残次品,颜色花花绿绿。我们拿着玩,父亲把它们在小餐椅上排成一条直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然后我从一端一推,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会帮着把它们立起来。很快,我们开始摆出更复杂的形式:两片白一片蓝,两片白一片蓝,依次排列。母亲看到后说:“你就随他去吧,如果他想摆蓝色的瓷砖,就由着他摆蓝色吧。”
可父亲说:“不行,我想让他知道什么是模式,以及模式的有趣之处,这也是初等数学的一部分。”就这样,他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奇妙。
我家里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常让年幼的我坐在膝头,给我念《大英百科》。比如,我们正在读关于恐龙的内容。有可能正读到霸王龙,里面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这只恐龙有二十五英尺高,脑袋有六英尺宽。”
父亲会停下来说:“来,让我们看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它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一伸脖子就能够到窗户。”(当时我们在二楼。)“但它的脑袋太大,没法从窗户探进来。”每念到一处,他都会想尽办法跟现实联系起来。
想象那样的庞然大物真是让人兴奋又深深着迷。而且这些巨兽都灭绝了,没人知道灭绝的原因,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会有恐龙真的从窗户探进头来。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转换:读到任何内容时都会想想其现实意义,即那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以前常常去凯茨基尔山——纽约人夏天经常光顾的避暑胜地。父亲们工作日都在纽约,只有周末才过来。到了周末,父亲会带我在树林里散步,给我讲森林里正在发生的趣事。其他孩子的母亲看到了,觉得很不错,便要求她们的丈夫也带孩子去散散步。她们试图做自己丈夫的工作,可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于是便请求我父亲带上所有的孩子。可父亲不愿意,因为他和我有着特殊的关系。最后,其他的父亲也只好周末带着孩子去散步。
等到周一,父亲们都回去工作了,我们这些小孩儿聚在一起玩。其中一个小孩儿对我说:“看到那只鸟了吗?那是什么鸟?”(P3-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