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并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他对“文化自觉”理论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下文化觉醒、蜕变的前瞻性指导。《文化与文化自觉(精)/民盟智库》收录了费孝通先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十余年间的原创文化论著共计51篇。这个时期也是费孝通先生最终形成并完善“文化自觉”理论的时期，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

《文化与文化自觉(精)/民盟智库》汇集了费孝通一生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问题的经典论著，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以及费老学术思想特别是文化自觉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对当今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评《文化新论》

文化论与社会学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孔林片思

寻根絮语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个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面对世纪之交回顾传统文化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晋商的理财文化

黑龙江行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节选）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节选）

开创学术新风气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人文价值再思考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造现代中华文化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节选）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关于文化交流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文化本是人类的生活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相似的烦闷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苟有一二人提出了解脱烦闷的方案，为一般人接受，就发生社会运动。由社会上众人共同的努力，把拟定的方案实现了，在个人方面言，是烦闷和不安的解脱；在社会方面言，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文化方面言，是文化的重行调适。这整个的历程，从新文化的引入至文化之重行调适，就是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文化调适固然都是社会的动态，但是既言变迁，既言调适，实已包括两个问题：“从什么变到什么”和“什么样的文化与什么样的文化相调适”。这两个问题中的“什么”和“什么样”就是文化的状态，是社会的静态。现有的文化状态就是过去社会变迁的结果，亦是未来社会变迁的开端。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时间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

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复杂的结构，这复杂的结构是起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数千年文化特质自身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传播，才形成现有的状态。它复杂的结构就表现于各地文化的变异中，以言语论，南北异音，交谈须重译始通。这种变异的情形，虽则是日常所见的事实，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详细地加以研究。文化内部的变异是文化状态研究最初亦最基本的一步工作，亦是研究社会变迁所不能缺少的基础。

我们采用“文化变异”的名词，而不用“文化区域”，是因为文化区域常用以指一种文化中内部的分歧状态。卫史莱氏wissler认为文化区域内部的变异，可以用同心圆来划分。经我们研究的结果，觉得这一个原则并不能普遍应用，因为一文化模式或一文化区域的形成，并不常是单纯的由中心向四周传播的方式，形成的方式时常是辐辏的，是各个不同部分互相逐渐融合的。所以各文化区域内的变异状态，决不能一律以同心圆来表示。它亦可划分各式的区域，而且这种变异区域划分的状态，反映着这文化区域形成的经过。

但是文化内部的变异如何研究呢?回答这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举例说明。

三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的婚姻风俗，根据了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加以比较，发现各地通行的风俗并不尽同，而风俗不同的各地分布状态并不是参差无序的，所以就把它们地理分布情形分别划出，但是因为材料关系只做成了“亲迎”一项。所谓亲迎就是在结婚前新郎亲身至女家迎接他新妇的风俗，这种风俗因儒家的提倡，普通都以为是全国都通行的，但事实不然，有的地方固然贫富均行，有的地方就只有一部分人实行，有的地方连士大夫和富有的人也不行了。贫富均行的地方，除了少数零星分布外都相衔接，形成一广大的亲迎区域。位置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安徽诸省的全部或一部，零星的亲迎区域则散布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广西及云南诸省，杂处于半亲迎及不亲迎区域之间。

这种分布状态是否正确，我们不敢断定，因为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是根据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的记载是否可靠是很可怀疑的，而且欲尽搜全国地方志是目前不可能的事，即使都有了，各志亦不一定有关于亲迎的记载。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分布情形是极大概和极不精细的。但是这图中所有的错误都可以用实际调查的材料加以更正的，而且这种材料并不是极难得到，因为每一个曾经结婚的人，都能给我们实际的报告。要是读者能同情于这种研究而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写给我们，我们相信这种研究并不难得到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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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的是费孝通教授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论著。费孝通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96年11月任民盟中央民誉主席，1998年6月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费老曾说，“作为一个以社会人类学为职志、一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把他70余年的精力用在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社会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与研究文化问题，是他有关文化问题论著的一大特点。从早年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到在英国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江村经济》，以至晚年的《行行重行行》等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报告和著作，都涉及到文化问题。为了在有限的篇幅里，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与研究费老有关文化与文化自觉的思想与理论，本书尽量收录相关论述比较集中的篇章。早在大学求学期间，作者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等文中，就论述了自己有关文化的实质、形态、功能等问题的见解。

在上世纪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作者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执教时期，又写作了《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文化论与社会学》等，从更深层次探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作者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赴贵州考察半年。1951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同年8月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作者从此又认真研究民族学，并写下了许多著作，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等问题。本书选录了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其中最为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局》。本书收录的大部分论著，写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

正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各国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在新的世纪，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学术文化界也密切关注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挑战。进入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积极投入这场文化讨论新的热潮的同时，还以“时不我待”的迫切心情，反思、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费老生于1910年11月2日，逝于2005年4月24日，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并看到21世纪初的世界风云变幻。他高瞻远瞩，脚踏实地；晚年关于文化的一系列著述，已经超出一般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而是从更高、更宽的视角来着和思考。在这个时期，他的文化兴趣十分广泛，不仅继续深入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而且对于理财文化、玉文化等都有专文论及。这些均在本书选编之列。  也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念所作的高度概括。在各种不同场合，作者还反复用同样的语言，对“文化自觉”作了定义式的解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段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内涵丰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文化自觉论可说是作者毕生从事文化思考和研究的升华与结晶。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有所了解之后，都认为文化自觉的确是时代的要求，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世界各个民族也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联手发展的局面。为了便于研究文化自觉论萌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本书对费孝通教授的有关著述尽量全部收录。费孝通教授在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期间，对研究会的学术文化研究，特别是由研究会发起倡议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费老在“论坛”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本书也收入其中。本书收入的论著，大部分选自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卷本《费孝通文集》，也有《文集》出版之后的少量论著，编者未作任何变动。选编想必有不周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选编工作，由鲁谆、张荣华、王才三位同志具体负责。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研究作者关于文化特别是文化自觉的思想理论，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并有助于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