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的往昔
那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维埃政权成了历史，所有的人恍然大悟，曾经允诺给我们的、所谓光明的未来，只不过是幻影；相反，遥远的过去，革命之前的年代倒成了光明岁月，在二十世纪末期，人们忽然明白了，这一百年可谓公正的只有开头的十七年。贵族保持了荣誉，商人信守经商的承诺，农民不仅供养着俄罗斯，还供养着其他的国家，生活还好，工人学会了熟练的技术，工业得到了发展，工程师和医生过着富裕的生活。多年来我们遭受蒙蔽欺骗，根本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与此相反，光明的倒是往昔。在世纪末尾，所有的观念都发生了转变，又回到了世纪之初：绕了一个圆圈儿，回到了原点！人们突然间醒悟了，有什么东西保存了下来。而光明往昔最主要的维护者——原来是利哈乔夫。他自己得以生存，可贵的传统都保存在他的心里。这样的人没有第二个。他还依照那个时代的准则生活，遇到女士，就站起身来，他认为说谎有失体面，荣誉和尊严被视为必须恪守的信念。
利哈乔夫的家庭倒是个普通平常的家庭，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充其量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家庭。可是我们距离那些“信念”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不过——只要利哈乔夫还在，体现在他身上的理想，就是可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所有人满怀希望的目光都转向了“光明的往昔”。
被革命消灭的贵族，无疑是民族的精英。利哈乔夫的父亲是贵族。的确，这个贵族称号是由于特殊贡献被国家授予的，并非世袭贵族，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挽救了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因为在我们这里，贵族永远不得安宁。
而利哈乔夫家族的“根”来自小城镇索利加里奇的商人，那个小城镇坐落在科斯特罗马河沿岸，在科斯特罗马和沃洛格达之间。
很多人匆匆忙忙急于“砍断”自己的根，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跟他们不同，他像那些有尊严的人一样，了解并且敬重自己的祖先。在著名的《回忆录》当中，他怀着热爱之情详细描述历代的先辈。
利哈乔夫家族彼得堡这一支的开创者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利哈乔夫，他是索利加里奇商人家的孩子，1794年成了圣彼得堡第二商会的会员。当然他来彼得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相＂－3有钱．因为不久前在涅瓦大街大商场对面，购买了相互毗连的楼房，开设了有两座机床的金匠作坊和金银首饰商店……
产品目录上写着：军官制服需要的各种银饰件和镀金饰件，金银绦带、边饰、流苏、穗子、金线、银线、璎珞、锦缎、绫罗纱绸等等……画家瓦·谢·萨多夫尼科夫有幅名画——涅瓦大街全景图．其中画了一座商店挂的招牌上写着“利哈乔夫”（这种只写出姓氏的招牌通常都是最有名的商店）。商店正面的六个橱窗里陈列着交叉的军刀和各种各样的绣金服饰和金银绦带等商品。从其他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沙皇宫廷里也有利哈乔夫金银饰物作坊的产品……
七十岁的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和他的一家人获得了圣彼得堡世袭荣誉市民称号。圣彼得堡世袭荣誉市民这一称号，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32年下诏书颁布的，目的是安抚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说这一荣誉称号是世袭的，可我的祖辈在每一位新沙皇登基之后，都被授予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荣誉证书。非贵族出身的人能够获得的最高奖赏就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那时候商人要获得良好的名声和口碑，除了诚实经商，取得业绩，还要做出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与奉献——特别需要慷慨地捐赠。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俄罗斯与土耳其打仗期间，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就向作战部队捐赠了一万把军官使用的军刀。
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利哈乔夫1764年1月15日出生，1841年去世，埋葬于沃尔科夫东正教墓地。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祖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不再从事金银首饰的制作。依据亚历山大三世的指令，军队服装大大简化，豪华装饰被取消，黄金装饰品需求量锐减，金银首饰行业趋向衰落。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改作别的行业，他组织了一支装修队，专门为地板打蜡。他住在弗拉基米尔教堂对面，出了名的严厉，性格古怪，在家里常常大发脾气。后来他当了弗拉基米尔教堂里的领班。在他之前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他的岳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勤恳认真、精细诚实闻名。很多人都知道弗拉基米尔教堂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安魂祈祷的故事，事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揭穿了教堂职员营私舞弊的把戏，他们为作家遗孀开列的账单是蓄意编造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给作家遗孀写了封信，附上一份清单，指出哪些开销是教堂职员虚报冒领的，他把宗教仪式所需的款项精确到每个戈比，算得清清楚楚，他坚持要求教堂职员把侵吞的款项如数归还给作家的遗孀。在教堂领班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监视之下，果然归还了这笔款项。
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颁发给我祖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彼得堡荣誉公民’证书上，也写上了他子女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父亲谢尔盖。”P1－3
当身处绝境，四周一片喑哑，没人听你说话，你也要说出自己的见解。不要沉默无声，要说话。我强迫自己说话，哪怕只有一点微弱的声音。好让人们知道，有一个人在反抗，并非所有的人都甘于屈服。
——利哈乔夫
您（利哈乔夫）是唯一没有污点的人。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在我的国家，很多人都知道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是个杰出的学者。在俄罗斯，像利哈乔夫这样的学者翻译成英语通常会使用一个名词“知识分子”。尽管这个术语包含了涵养的概念，但它的意义却超出了唯理智论的范畴，意味着特殊的生活方式——有教养的、高尚的人生方式。
——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
只有利哈乔夫能在最艰难的时刻，在即将爆发冲突的局势下，向当权者说出真知灼见，并且让他们信服。
——瓦列里·波波夫
凡去过俄罗斯彼得堡的游人，大概都见过冬宫广场上巍然耸立的亚历山大纪念柱。那是为沙皇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修建于1834年。
两年后，1836年，诗人普希金创作了生前未能发表的抒情诗《纪念碑》，其中有这样的诗行：
我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杂草遮不住人们寻访它踩出来的小路，
它那不甘屈服的头颅挺拔而崔巍，
足以俯视亚历山大石柱。
在这里，人工修建的纪念碑与非人工的纪念碑形成了鲜明对照。
时光流逝，一个多世纪以后，1961年5月26日，诗人阿赫玛托娃写了随笔《论普希金》，其中有这样的片断：
人们常常说：普希金时代，普希金的彼得堡。这些话已经与文学没有直接联系，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皇宫大厅里，达官贵人过去曾在那里跳舞，在那里蜚短流长污蔑诗人，现在却挂着诗人的肖像，保存着他的书籍，而那些皇亲国戚朝臣权贵可怜的身影永远受到了驱逐。提起那些豪华的宫殿和私人宅邸，人们会说，普希金来过此地，或者说，普希金没有到过这里。至于其他的情况，人们完全没有兴趣。沙皇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穿着雪白的鹿皮裤子，显得威风凛凛，但他的画像挂在普希金纪念馆的墙上，只不过是装饰而已。凡是发现了手稿、日记、信函，只要其中涉及磁石一般的名字“普希金”，立刻变得身价倍增……
有些人以为，几十座人工修建的纪念碑能够取代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其实，那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在一个民族的记忆中，诗人的荣耀，往往让皇冠与权杖黯然失色。
彼得堡有个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叫“普希金之家”，有位学者，几十年在那里工作，长期担任俄罗斯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他就是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院士。
利哈乔夫1906年出生，1999年逝世，活了93岁，几乎与20世纪同龄。1928年刚刚大学毕业，就因言获罪，被关进集中营，强制劳动四年，刑满释放后，历经苦难，经历了大清洗，卫国战争、政治解冻、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前后的大动荡。
利哈乔夫坚持科学研究，不断取得研究成果，他为俄罗斯找回了七百年的文学史，他翻译注释的《伊戈尔远征记》影响深远，他提倡的“文化生态学”得到学界的认同，其影响逐渐超出了“普希金之家”这座孤岛，超出了学术界。与此同时，他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坚持真理，维护社会正义，成了民众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他断然拒绝在开除沙哈罗夫院士的书信上签字，他首先提出为遭禁诗人作家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作品，呼吁保护历史文化古迹，收集俄罗斯侨民作家的手稿，劝说总统叶利钦参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遗骸的下葬仪式。许多事情只能他出面去做，无人可以替代。
有学者认为，正是利哈乔夫继承了贵族传统，维护了俄罗斯的声誉，他积极促进苏俄文化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他被推选为许多外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了许多外国同行的尊重和好评，成为俄罗斯最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大师。
俄罗斯的二十世纪，被称为利哈乔夫的世纪。他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可以说，利哈乔夫和普希金一样，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成为20世纪俄罗斯众望所归的人物。许多权柄在握、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来去匆匆，成了时代的过客，唯独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巍然屹立，英名长存。
由此可见，民心，民间口碑，是修建非人工纪念碑的土壤和基石。
俄罗斯著名作家，彼得堡作家协会主席瓦列里·波波夫出于对利哈乔夫院士的敬重，撰写了《利哈乔夫传》，列入俄罗斯《名人传记丛书》，2014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这本传记资料丰富翔实，文笔简洁流畅，既写利哈乔夫的辉煌成就，也写他的屡遭苦难，既写他在社会活动中的巨大影响，也写他家庭生活的矛盾与烦恼，因而人物呈现出复杂、立体的个性，既有可信性，又有可读性，堪称一本优秀的传记作品。当我翻译到利哈乔夫痛失爱女维拉，在墓地呼唤女儿的名字时，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这还是头一次。
作为小说家，波波夫擅长搜集和使用资料。他熟读了利哈乔夫的大量著作、书信和回忆录，同时多次访问利哈乔夫的亲属、同事、朋友和弟子，交谈记录，尤其是利哈乔夫的女婿库尔巴托夫和外孙女季娜为他提供了传主的许多生活细节，与此同时，他还巧妙地揉进了个人经历，再现当时的社会背景。例如《真理报》公布“医生谋害领袖案”和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动荡，都是波波夫个人的亲身体验，这些生动的文字看似游离于传主的生平事迹，其实描绘和烘托了社会背景，作为译者，我对波波夫先生组织剪裁的能力和笔法的高超深表敬佩。
说来幸运，我与利哈乔夫院士还有过一面之缘。1988年12月12日，我在彼得堡“普希金之家”曾拜访过他。那时候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并且翻译过他写给青少年的十几封书信。利哈乔夫把《善与美书简》和他的三卷集送给我，他那别出心裁的签名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能够翻译这部传记，我要特别感谢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利哈乔夫奖得主刘文飞先生，是他向我推荐了这部作品，并介绍我认识了瓦列里·波波夫，从而有机会向这位彼得堡作家咨询求教，并请他为中国读者写了简短的序言。
由于利哈乔夫院士是研究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专家，其著作涉及俄罗斯十一到十七世纪的文学著作，相关引文，简洁深奥。作家波波夫进行了大量采访面谈，这部分内容则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生动活泼，口吻时带幽默调侃。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力把握这些语言色彩的变化，尽力贴近原作，再现作家的语言风格。传记当中还有些诗歌、成语、谚语、政治笑话，诙谐风趣的顺口溜，译文也尽力传达其节奏与音韵，再现原作语言的丰富多彩。
译者退休前虽讲授过俄罗斯文学史，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有所了解，但这本传记涉及的作品主要是俄罗斯古代文学，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因此翻译过程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人名、地名、作品情节、历史事件出现误读误译，造成硬伤。一个对策就是寻找相关著作，临时补课。在这一方面，刘文飞研究员和刘雁教授的相关著作给了我很大帮助。比如，利哈乔夫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和术语，原文是“предвозрождение”，我们知道这个词跟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有关联，但怎么翻译更确切，我一直没有把握，不敢落笔，后来打电话向刘文飞先生求教，他告诉我应该译作“前文艺复兴”，就这样解决了一个难题。
翻译过程中还遇到一些疑难词句，词典和网上都查不到，只能向俄罗斯朋友求助，2008到2009年我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那里认识了淡江大学的俄籍教师娜塔莉亚·布罗夫采娃，她是著名学者阿格诺索夫的研究生，文学造诣很深，我向她求教，总是有问必答，及时回信，帮助我跨越了不少障碍。我在这里感谢布罗夫采娃女士，感谢她的丈夫龚信贤博士。丈夫龚信贤博士。
为这本传记的出版，还有简以宁女士、葛灿红编辑、冯文丹先生付出了辛劳，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尽管经过认真校阅，译稿仍可能存在不妥与错讹，诚恳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谷羽
2016年7月10日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
“阅读俄国”丛书总序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已有数百年交往历史，在这数百年间，从《尼布楚条约》（1689）奠定两国边境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到《瑷珲条约》（1858）使俄国得以窃取中国大片领土，从康熙1708年在北京设立“俄文馆”，到叶卡捷琳娜女皇18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兴起“中国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再从之后不久爆发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珍宝岛事件”，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俄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风风雨雨，直到近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俄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研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无疑就是对俄国的深入“阅读”。
阅读俄国，首先就要阅读它的文学和文化。俄国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其文学在19世纪中期的勃兴和繁荣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催生出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和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白银时代”交相辉映，而在这两个“时代”的相交处。则耸立着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构成的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文学以及以文学为核心构成和内在动力的文化，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最珍贵的国家财富和精神遗产。
这套“阅读俄国”丛书便旨在诉诸这笔财富，陆续推出一批以俄国文学和文化为对象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本丛书将以三个“开放性”为编选原则和出版愿景：首先是选题的开放性，本套丛书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同时辐射至俄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俄国的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等，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俄国文化的成果，均可纳入：其次是出版形式的开放，本丛书不设固定数目，没有固定时限，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所选书目将分别列入三个系列，即“俄国人文著作翻译系列”、“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系列”和“俄国研究著作系列”，后一系列着重推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以期赢得翻译和研究间的平衡，实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间的对话。三是译者和作者队伍的开放性，本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立意推出，编委会由首都师范大学的俄国研究学者组成，但本丛书的选题则面向全世界的同行作者，翻译工作则仰仗全中国的优秀译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一座“阅读俄国”的专业阅览室，一家“阅读俄国”的读书俱乐部。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瓦列里·波波夫怀着敬意创作的这部传记《从囚徒到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传)》，“不虚美，不隐恶”：回顾俄罗斯著名学界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利哈乔夫的光辉一生，再现了他的种种优秀品德和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杰出贡献；同时也不回避他与其他学者的矛盾、与当局的妥协，对之做出了较为公正的判断；对他的家庭生活，也留下了忠实的纪录，让人动容和叹息。译者为翻译这部著作做了大量工作，字斟句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俄罗斯的二十世纪，被称为利哈乔夫的世纪。他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可以说，利哈乔夫和普希金一样，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成为20世纪俄罗斯众望所归的人物。许多权柄在握、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来去匆匆，成了时代的过客，唯独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巍然屹立，英名长存。
传主利哈乔夫是苏联-俄罗斯的学界领袖，在俄罗斯乃至欧洲享有崇高威望。
瓦列里·波波夫著的《从囚徒到文化大师(利哈乔夫传)》叙述利哈乔夫保存民族文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贡献，值得中国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深思。
本书是这位当代俄罗斯民族精神之父的首部中文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