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是东西的中篇小说集。本书汇集了东西的五个中篇力作：《救命》《不要问我》《痛苦比赛》《美丽金边的衣裳》《肚子的记忆》。这五篇都是东西的中篇代表作，取材于普通人的凡俗生活，但却从是独特的角度追问活着的意义。于冷冷的黑色幽默中打量人生。

东西的《救命》讲述的是：一次偶然，孙畅被推到自家窗台，代替郑石油跟跳楼女麦可可谈判，却不料郑石油人间蒸发，有家室的孙畅面临承诺考验；美女征婚，条件是嫁给有痛苦的人，三男一女编造、合并痛苦，让其中一男应征，结果他们所编造的被生活一一验证；南下求职的卫国皮箱在火车上被盗，从此他不能证明自己就是自己，并把生活中所缺的全部放进那只丢失的皮箱……

五部中篇小说，篇篇精彩，其中《肚子的记忆》收入台湾《天下小说选·1970～2004世界中文小说》，《美丽金边的衣裳》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放爱一条生路》。

序

救命

痛苦比赛

不要问我

美丽金边的衣裳

肚子的记忆

东西创作年表

孙畅回到六楼的时候，发现灰不溜秋的走廊比平时明亮。他以为路灯提前开了，眯起眼睛才看清，多余的明亮原来是那两个人衣服上的反光。他们站在铁门前，一个是警察，一个西装革履。真是蓬荜增辉！他们远远地伸出双手迎上来，让孙畅不得不怀疑自己走错了楼梯。

警察问：“你就是孙老师吧？”

“你们是……”

警察掏出证件，说：“我是派出所的。”

“那你们一定找错人了，我从来不敢惹派出所的。”

“哪里哪里，我们是来给你烧香磕头的。”西装革履说。

孙畅打开门，用手抹了一下沙发，示意他们坐。他们的腿都绷着，连弯一下的念头都没有，不像是上门找坐的。他们的脖子扭来扭去，目光从彩电挪到冰箱，再从冰箱移到卧室，好像在找什么值钱的物件。孙畅拿起茶壶，警察一把夺下，说：“没时间喝茶了，老郑你赶快说吧。”老郑就是那个西装革履，他把头从卧室的方向“嘎嘎”地扭过来，说他叫郑石油，自己的女朋友也是未婚妻，此刻就站在对面的楼顶上，随时都有可能飞下去。

“这和我有关系吗？”孙畅问。

警察说：“相当于她得了癌症，你来做个偏方，也许有效。”

“这年头真药都治不了病，你还信偏方？”

郑石油说：“她的面前就是你卧室的窗口，空中距离不超过十米。如果你能跟她搭上话，就能转移她的注意力。”

“你自己往窗口一站，注意力不就全部过来了吗？”孙畅说。

“不行。她说只要有人靠近，立即就往下栽。从中午到下午，四个多小时了，她的注意力一直很旺盛。”郑石油说。

“难道我就不是人？”

“这是你家的窗口，你爱怎么靠近就怎么靠近，谁也别想拿死来威胁你。”

“可是，我不认识她……从哪里说起呢？”

“就当你初恋，没话找话。万一卡壳，你就低头看我。拜托。”

郑石油庄严地鞠了一躬。孙畅顿时感到身体轻了，就像太空舱里的宇航员那样飘起来，也像水面的葫芦，怎么也按不下去。人家是往下跳，自己却往上飘，真没出息。他朝卧室走去，双腿严重发软，根本不听使唤。他说：“不是我不想救人，而是没这项本领。”

警察说：“别急，你先来个深呼吸。”

孙畅闭上眼睛，用力吸气，把整个肺部装得满满的，好像存了一柜子的钱，然后再一角一分地开支。就在肺里的空气快要放完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了一道难题：“如果她不买我的账，一头撞向地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郑石油说：“当然不能由你来负。”

“那由谁负责？”

“我。谁也抢不走这份功劳。”郑石油拍拍胸膛。

“空口无凭，你还是写个字条吧。我这人胆小，怕猫就像怕老虎。”

“莱温斯基怀孕，赖不到你头上。人都站到楼边边了，还写什么字条？”

“老郑，我是认真的，别以为我想收藏你的书法。”

P1-3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

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