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满了，如何装
知识是多好还是少好，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有知当然比无知好。但在拥有了人生的基本知识后，知识是否永远是越多越好呢？知识与智慧是否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呢？恐怕很难说。我们在说“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也在以“书呆子”“措大”“腐儒”来讽刺读书人，佛家更有“知识障”的说法，可见单是拥有了太多的知识并不完全是好事。“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是胡说，但倘说有些人知识越多越糊涂，倒也不是全无道理，比如萧齐时的著名“书橱”陆澄就是一个典型。
陆澄此人，从小就勤奋好学，多有“人所罕见”的秘本，不论是吃饭、睡觉都手不释卷，以致“博览无所不知”。一次竟陵王萧子良得了一个古器，小口方腹平底，约有七八升大。萧子良也算是饱学之士，竟不识为何物，问陆澄。陆澄说，这东西叫“服匿”，是当年单于送给苏武的。萧子良闻言后细细审视器底，固然有字仿佛可识，依稀如陆澄所言。当时尚书令王俭也以“博闻多识”著称，欲与陆澄一比高下。陆澄对王俭说，我从小就不通世事，一心以读书为业，现在年纪比你大上一倍有余。你年纪轻轻就操劳国事，就算是过目不忘，看过的书总比我少些。王俭不服，纠集了何宪等有名的学者，一起纵横议论，陆澄待他们说完，指出他们谈论中所遗留的，竟达数百条，都是为王俭等闻所未闻，不得不叹服。王俭有一次将尚书省中的一些装饰杂物清理出来，令学士们讲述有关这些饰物的典故，讲得多可拿走一件饰物。谈论下来，大家各有所长，每人拿了一二件。陆澄后来，于每件饰物再说上几件大家所不知的典故，将饰物全部夺去。陆澄一人独战群儒，令众人输得心服口服，他在当时被称为“硕学”，可谓实至名归。
陆澄如此学富五车，著书立说应该说是探囊取物不在话下了吧？然而不。他读《易经》三年，竟不解经中的微言大义。他欲撰一部《宋书》，最后也没有成功。王俭嘲讽地称陆澄为“书橱”——肚子里装满了书，却不能化为己有而加于应用。王俭取这一绰号，颇有报复陆澄这一箭之仇的嫌疑，但平心而论，相对于王俭三十多岁便撰写礼学专著七八种，出任国子祭酒、太子太傅这些一代儒宗才能担任的职务，陆澄确也不过是“书橱”而已。
除了书本上的事，陆澄似乎真的是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太学博士，他竟连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宋代的事也不大清楚。建元元年(479)，骠骑咨议沈宪纵容家奴为盗，被有司弹劾，御史左丞更进一步弹劾当时任御史中丞的陆澄，说他在沈宪事发后没有及时检举处理，属严重失职，应当免官。陆澄不服，从“周称旧章，汉言故事”，一直洋洋洒洒历数到宋代，认为自古以来就没有弹劾犯罪官员连带御史中丞的，因中丞未纠而免官，于例不合。皇帝令大家讨论，尚书令褚渊就详详细细地列举宋朝御史中丞因不纠犯罪官员而被免职的事例，共有六件之多，认为陆澄“謏闻肤见，贻挠后昆”。陆澄最后还是被免职。
一肚子的学问却著不成一本像样的书，精熟秦汉典章制度却连近世史实也“表据多谬”，这样的事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正是有知识缺智慧的表现。英国哲学家霍布士曾嘲讽书呆子说：“鸟儿从烟囱里掉下来后忽然发现被关在屋子里了，它被窗上的亮光所诱惑，徒劳地在玻璃上东碰西撞。它缺乏一种智慧，即想一想它是怎么进来的。”陆澄便有如此鸟，只知“读进去”，不知“读出来”。西方建筑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空间才是建筑的主角”，房屋并不完全等于屋顶墙壁地板这些实体，更是指这些实体所包含的空间，算房子的面积，不是算用了多少材料，而是算有多少的空间。知识就是砖瓦木板，它们的价值在于围出一个空间。知识越多，所围的空间自然就越大，这个空间就是智慧。但如果砖瓦木板只是叠在一起，围不成一点空间，那就毫无价值。陆澄就是这样蹩脚的“建筑师”。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世界上有不少学问渊博的人，可是食古不化，食今亦不化，不知融会贯通，举一不能反三，终身都跳不出书本的圈子，实在说不上智慧二字。这种人西洋便叫做‘有学问的笨伯’(aleamed-fool)，在中国便可称为‘两脚书橱’或‘冬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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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词，叫盲人摸象，读史时，我经常会想到这个词。
如果历史是一头硕大无朋的大象，每个读史者摸到的，只能是大象的一根尾巴甚至是尾巴上的那么一截，当然也只能根据他摸到的那个部分来建立他的概念，永远也不会有人摸遍整头大象。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把扇子；摸到鼻子的，说大象是一个弯弯的管子；摸到腿的，说大象是一根柱子，这里应该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因为这符合每个人的认知。也许很多很多人在摸了很长很长时间后，会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但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当年郑樵曾有雄心：“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其实也只能是雄心而巳，放到知识大爆炸的现在，更是痴人说梦。以前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很疑惑钱先生如此大的学问，却只做了些零打碎敲的工作，现在想来，这实在是钱先生的不可企及之处。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能把大象尾巴上的某一节摸个清楚明白，就是莫大的功德了。
西文的“历史”一词可以还原成“his”“story”，我们看到的历史，不过是“他人”所说的“故事”，而我们是通过“他人”的陈述来企图还原一度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历史是不可知的。这有点像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理”，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一个电子的运动轨迹是不可观测的，要观测到，就必须有一个光子撞击该电子并进入人眼。但是，这个光子的动量必然改变电子的运动轨迹。故而，这个电子的运动轨迹实际上是测不准的，即无法观测它。历代的史家便是那个光子，我们是通过这个“光子”的“撞击”(他的叙述)才看到了当年的历史，从这点说，“历史的真相”从来就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与此同时，对一个历史事件因观察点的不同、观察方法的不同而形成看法的不同，实在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读史的趣味也正在这里。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虽然到最后也未必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在此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过程中，指点古事，进退古人，偶尔就耳熟能详的古人古事做出别开生面的新审视，其间的乐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我想说的是，这本小书，无非是盲人摸象而已，摸到的最多是象尾巴上的一根毛，而对这根毛的认知，也不过是以阿斗的见识来做做事后诸葛亮，而已而已。
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为本书作序，跃进兄为人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以他当代著名学者的身份来为这么本不入流的小书作序，足见其平易豁达之大家风范。感谢嘉兴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黄辉兄慷慨提供吴藕汀先生的“棹歌册页”书影。藕老的画作，旨趣高古、朴拙自然，能作为这本小书的插图，深感荣宠，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解永健先生，解老师学植深厚、融古达今，古道热肠、真诚细致，颇具古君子之风，令我获益匪浅。此外，还有不少朋友给了我很多的指点与帮助，在此一并谨表谢意。
杨自强
2016年慕春于梅湾
刘跃进
做官无能，肯定不行；为政乱能，更是祸害。什么叫“能”？古今理解，大不相同。《辽史》专辟《能吏传》，其中有一个叫大公鼎的人，以“不为”来体现能吏本色，《金史》中还有一个叫石皋的人，却以“拖沓无能”来显示其精明强干，这与后来的乱逞能的“能吏”大异其趣，也与那种只注重个人声名的所谓“良吏”迥然有别。这别具一格的“能吏观”是本书中《“无能”的能吏》一篇所阐发的。如何为政，如何为官，如何为民，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这是杨自强兄几十年来关注的史学问题，为此撰写了好几部著作。《将相本无种：历史的闲言碎语》就是其中一部颇具灼见的代表作。
全书三十九篇，前十九篇是读南朝诸史的随笔，后二十篇谈《辽史》《金史》。处处都可见自强兄对历史现象的独特解读。还是以《“无能”的能吏》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他举《老子》为例，将国家管理状态分为三个等级：最下的是“畏而侮之”，其次是“亲而举之”，最高境界为“不知有之”。显然，这三种统治方法都可说是“能吏”，前两种是“逞能”之能——不管其逞的是何种能。在老子看来，“不知有之”是“无能”之能，而这种“无能”却是顺乎自然、顺乎民意之举，是不能之“能”，套用“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大能无能”。所谓“大能”与“小能”，能的程度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大能”的表现之一，就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与治国相比，烹饪是“小能”，烹饪要讲究饭菜的色香味，必须要注意火候、调料。《老子》用来比喻治国这样的“大能”，正是看到两者的相通之处。什么叫“小鲜”？自强兄释之为小鱼，烹为煎烤。煎烤小鱼，不要老去翻动它，否则鱼还没煎透，就支离破碎，没法收拾了。这样的理解，有点意思。
本书还有一篇极有趣的文章，叫《治大国若炒栗子》，这与“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正好有个呼应。《辽史·文学传》载，辽兴宗在闲谈时问萧韩家奴，你在外可听到什么高明的议论吗？萧韩家奴回答说：“我管过栗园，所以只知道炒栗子。炒栗子时，往往小栗子熟了，则大栗子必生；大栗子熟了，则小栗子已经焦了；使大小均熟，才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托栗讽谏”。如何使大小栗子都炒熟，史书没有记载萧韩家奴的回答。自强兄通过梳理《辽史》和有关史料，发现辽太宗耶律德光早就采取了把大小“栗子”分开炒的策略，建立健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不同体系的政治制度，明确地“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而也就不存在“小者熟，大者生；大者熟，小者焦”的问题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并无一定之规，执政者必须依据历史传承与执政背景，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相应的治国方略。不仅要“因俗而治”，还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断地调整政策。《资治通鉴》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与自强等十位古典文献爱好者考入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门下。他在我们班年龄最小，快人快语，眼睛里闪烁着聪慧的光芒。他曾专程陪我到他家乡海宁观潮，拜谒王国维故居，一路上不断地听他讲起前辈乡贤徐志摩、金庸等人的故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想，他的聪慧，就根植于这片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沃土中。那时，他对金庸小说特别着迷，与同学轮流借阅，彻夜快读。由金庸，又扩展到其他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梁羽生的作品。再后来，还亲自操刀上阵，创作武侠小说，发表在研究生自编的内部刊物上。他是否还继续从事武侠小说创作，我没有问过他。但我相信，这段阅读经历，对他后来的写作一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部史学随笔中，他对武侠小说情节随手拈来，为我所用，增添无限趣味。
这些年，我与自强兄天南地北，相距遥远，平时联络不多。他知道我仍困守在古典文献学的小圈子里，就来电邮，希望我能从学术中走出来，看看他的读史笔记。我读书不多，治学领域也很狭窄，但很愿意看各种笔记。我的感觉，学术类笔记，专业有余而活泼不足；野史杂钞类笔记，道听途说的多，或以堆积材料为能事，知古不至今，或者说有意回避“今”。自强兄的读史笔记，有学术含量，有现实情怀，字里行间可以触摸到作者的真性情。《将相本无种》出版在即，他希望我作序，实在愧不敢当。我只能将作者的诸多深刻见解，择其一二介绍如上，并借此机会向这位远方的老同学表达敬佩之情。我想，这是可以得到读者理解的。
2016年5月20日草于京城爱吾庐
杨自强著的《将相本无种(历史的闲言碎语)(精)》三十九篇，前十九篇是读南朝诸史的随笔，后二十篇谈《辽史》《金史》。处处都可见杨自强对历史现象的独特解读。以《“无能”的能吏》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他举《老子》为例，将国家管理状态分为三个等级：最下的是“畏而侮之”，其次是“亲而举之”，最高境界为“不知有之”。显然，这三种统治方法都可说是“能吏”，前两种是“逞能”之能——不管其逞的是何种能。在老子看来，“不知有之”是“无能”之能，而这种“无能”却是顺乎自然、顺乎民意之举，是不能之“能”，套用“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大能无能”。
杨自强著的《将相本无种(历史的闲言碎语)(精)》为读史随笔集。取材于《南史》及《辽史》《金史》，分为两辑。作者从史书中的某人、某事、某一现象出发，展开叙述。本书文字流畅，根据充分，条理清楚，史料确凿，具备较高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对弘扬传统文化和进一步学习文史知识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