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访谈杭鸣时，正逢杭鸣时粉画捐赠作品展在苏州“杭鸣时粉画艺术馆”展出。他身材高大，除了披肩头发有些稀疏外，双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步伐稳健，完全不是耄耋老人的样子。他举手投足间淡定从容，语言平和朴实，没有一丝一毫矫揉造作，全无艺术家高高在上的范儿。经常性的幽默和爽朗的笑声，让我被这个名副其实的老顽童感染，之前的距离感瞬间拉近，第一次见面的小小拘谨也一扫而空。
之后的几次访谈，无论是在他的斗室，还是在“杭鸣时粉画艺术馆”，或者是在苏州科技学院的工作室，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往往是一上午几小时的采访结束，中午小憩之后，下午又神清气爽地和我畅聊起来。
我们之间更多的是像拉家常。他烟不离手，侃侃而谈，大家风范。你却听不到高深莫测的艺术主张，也没有多少宏大精深的道理，只有质朴的语言，就像和邻居家智慧的长者聊天。就在这朴实的言谈中，杭老波澜壮阔的人生渐次展开。
我要为粉画而鞠躬尽瘁
很难想象，一个惜画如命的人愿意将他毕生呕心沥血创作的精品力作捐献出来。第一次访谈，杭鸣时陪着我们参观了他捐赠的68幅粉画作品。艳丽热烈的色彩与柔和细腻的笔触，纤毫毕现、精细入微的画面一下子吸引了我，或宁静质朴，或浑厚端庄，或单纯简约，或灵动率真，让我沉浸在粉画艺术的殿堂当中，久久不能言语。我问老人，为什么愿意如此无私地捐献出六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引以为豪的作品。他的回答非常平静：要趁自己在见马克思之前，让自己的这些作品更好地服务大众，推动粉画在中国的发展。面对他掷地有声、坦荡磊落的回答，我想到了“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一位八旬老人义无反顾地燃烧自己，照亮粉画?他的回答很简单：对粉画的热爱，对传承粉画的责任。粉画已经彻彻底底融入他的血液和生命中。他不是为粉画而生的，但注定要为粉画而奉献终身。
水做的苏州，从两千多年前开始，绵延至今。在山塘街、上塘街、胥江、环古城河4条运河古道的环绕孕育之下，数百年间，苏卅『渐成“风土清嘉之地”，“名士多居之”。在上海开埠以前，苏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人文荟萃，底蕴深厚，不仅影响临近的上海，甚至抵达岭南的广州。从民居建筑、造园叠石、琴棋书画到画舫花木，五彩斑斓的吴地生活艺术和情调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吴地文化，被晚明画家陈继儒归纳为“吴趣”。对于粉画和苏州的因缘际会，杭鸣时说，这归结为“缘分”二字，既是三十年前自己从鲁迅美术学院到苏州的选择，更是苏州吴趣文化与粉画的缘分。
关于苏州与粉画的结缘，苏卅『市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嵘在杭鸣时伉俪粉画展画册的序言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粉画没有拉开与油画和水粉的区别，同时并不避讳在其他画种间游弋，保持着一个客观和公允的认识，也表达了一种张弛有度的态度。这种折中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与苏州的地域气质非常相契。吴文化传承有序，就在于苏州一直涌动这种不拘成规、独辟蹊径的氛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终于在某个特定时空中集大成者。”
2003年，杭鸣时四处奔走呼告，赢得了苏州市政府的鼎力支持，促成中国美术家协会在苏州举办了“中国首届粉画展”，这是中国粉画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型正规展览，展出的150余件作品是从全国各地选送的1300余件作品中遴选出来的。这次展览还展出了国际粉画家和中国已故粉画家的作品，作品之多、质量之高都出人意料。至此，由画种群体办小型展览的历史彻底结束，粉画创作揭开了全新的篇章，小画种终于有了自己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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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第一次在苏州古运河畔邂逅杭鸣时粉画艺术馆时，虽是惊鸿一瞥，内心却对这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艺术馆产生了浓烈的好奇，何为粉画?杭鸣时又是怎样一个人?在苏州这个艺术人文荟萃之地，为何要为粉画这样一个画种建立一座艺术馆?感谢命运的安排，去年11月，马中红教授担纲的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团队，邀请我加入他们承担的“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工作，我得以走进粉画的艺术殿堂，走近杭老精彩写意的人生，感受粉画和杭老的艺术与人格魅力。
从与杭老在粉画艺术馆的第一次相遇，到这本书最后定稿，前前后后我与杭老的访谈不下十次。自诩也是“80后”的杭老，幽默豪爽的性情让我备感亲切，旺盛澎湃的精力让我自叹不如，对粉画发自内心的那份挚爱更让我敬仰钦佩。从最初半天“访谈制”，到后来索性一天“访谈制”，杭老始终如一，不厌其烦。有眉飞色舞时，也有紧锁蹙眉时，悲欢离合，激情四溢。我就像坐上了一台时光机器，穿梭在他的讲述中，被感染，被感动。
采访杭老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杭鸣时粉画艺术馆，还是在他们简单温馨的家中，或者在苏州科技学院的工作室，杭老温柔贤淑的妻子丁薇女士，都会在一旁耐心陪同倾听，碰到杭老不是很肯定的时间和事件时，她就会及时做一些补充。在联系杭老的学生及朋友的采访中，她考虑问题的严谨周密几乎让我忘却她的年龄。尤其后来对书稿的审定，一字一句和我仔细斟酌，翻箱倒柜地寻找配图、资料。即使在最后定稿期间，因不幸牙床松动带来咀嚼、说话的剧痛，她仍然忍受病痛一丝不苟地给予了我们采访最大的支持。她的坚韧也让我感受到这么多年支持二老相濡以沫在艺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力量。
这部书稿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杭鸣时访谈录》，第二部分是《杭鸣时：粉画人生》的纪录片脚本。访谈部分包括他人对大师的回忆和印象的采访。感谢杭老的妻子丁薇，苏州市原副市长陈浩，杭老的朋友——著名水彩画画家柳新生，杭老的学生——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姚殿科以及《美术博览》执行主编包于飞，是他们对采访的热情配合，使本书得以展示一个更加丰富而多元的杭老。
这一工作的完成离不开团队的合作。担任策划总监的马中红教授，负责策划执行、统筹和协调工作；担任文字总监的陈霖教授，负责把握书稿风格和文字完善；担任视觉总监的杜志红副教授，负责指导纪录片拍摄和后期制作。感谢这三位老师的无私付出，每一次在我有困惑时都能够及时相助，指点迷津，使我们的采访、写作、编辑最终得以圆满顺利完成。也要感谢整个主创团队的小伙伴们——顾亦舟、鲍鲳、刘浏，大家互相之间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写作之余收获了满满的友爱。
还要感谢杭鸣时粉画艺术馆馆长葛杨，葛馆长不仅给我详细介绍了粉画馆创建的点点滴滴，每一次都耐心细致地安排好各项采访准备工作，为访谈提供了非常多的便捷。还有粉画馆的工作人员李苏婷，她总是默默地准备好所有资料、物件。令人欣喜的是，从我们第一次访谈以后，她跟杭老学粉画，她的粉画作品已经小有所成。这也是杭老身体力行，吸引每一个人创作粉画的生动注解。
感谢我的小组成员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硕士生沈晶晶和钱毓蓓，她们用弱小的身躯扛着偌大的摄录设备，用心记录每一次访谈的精彩瞬间。还有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的硕士生赵唯伊，认真仔细地帮我听取访谈录音，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之高让我惊叹。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的学生刘勇然在晶晶因身体原因没法完成纪录片剪辑工作时，勇挑重担，使得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能够正常进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薛华强先生是这套丛书的直接负责人，他协助我们处理了全部的编务工作，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帮助。本书还得到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专项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而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我在惊诧之余，也就自然萌生出这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何在异国他乡能够得以充分彰显，却在本土当下鲜有表达?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地区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宝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本土：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中华民族更是经历了一场“浩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自不必多言。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文化研究具有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l生等特征。黑格尔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却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在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为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和“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了。大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她的一楼一宇、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微、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主持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令我“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着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一年前，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便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东吴名家》(百人系列)的宏远写作计划便诞生了!
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我不能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最终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文化传统，将西方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宏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系列”的写作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的“收藏”行动。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姜红所著的《杭鸣时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将系统地展示杭鸣时艺术大师的魅力人生和艺术世界，表现其作为艺术大师对艺术、文化、教育的巨大贡献。书中共收录50幅左右艺术家本人的作品、私人照片以及公共活动的照片，每幅图片配有若干文字的评述或介绍。
姜红所著的《杭鸣时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从抢救、保护和挖掘文化的视角，通过采访名家本人、亲属、好友、同事等，编辑出版本书，从多角度真实地记录大学著名教授们的人生经历、学术贡献以及思想品格。
本身具将带领我们进入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这些是无比珍贵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