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增订版）》这本书汇集了作者王军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王军著的这本《采访本上的城市（增订版）》是《城记》之后的城记，一部用脚写下的记者之书，一声对城市意义的追问。它直面现代造城之弊，以生命的坐标，锁定城市的方位。它以简单的方式，暴露复杂的世相，探索现象的本质。街道的宽窄疏密，屋宇的兴衰存废。人生的悲欢起伏，激荡的城市戏剧。它视城市为生命，而不是规划师笔下的荒地。它是对20世纪的反思，对21世纪的呼唤。

再版前言 定格二○○八

前言 在常与非常之间

1 非常城市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

 老城市的瓦解

 大马路之痒

 街道的异化

 波士顿“大开挖”

 伟大城市之梦

2 非常计划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水淹均州

 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传奇

 老巴黎的天翻地覆

 北京与巴黎的“城市演绎”

3 非常规划

 城市规划的圈地玄机

 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

 规划编制“三国演义”

 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

 “单中心陷阱”

4 非常建筑

 贝聿铭收官

 大剧院的“孵化”

 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

 奥运巨构的诞生

 “9·11”后的CCTV

5 非常拆迁

 拆迁之惑

 “拆迁也有GDP”

 住宅双轨制

 人民城市喊不出来

6 老北京

 老北京的死与生

 宣南士乡之殇

 从雅典到北京

7 老南京

 最后的纠葛

 朱偰之死

后记

附录

 城镇化模式之变

 城镇化质量倒逼规划转型

 韩俄国家行政中心调整之鉴

 名城保护条例出台之后

“文革”期间，他的小院被挤入3户人家。这些年，他打官司，又赶上北京市腾退私房，终于请走了最后一户“房客”。

他想把自己的家好好修修，到区里办手续，得到的答复是不让大修，因为这一片要整体改造。

“不是不拆了吗？”王英宇很是不解。有间房塌了，几经争取，他费力把它盖起来。收回来的老宅如同他的心头肉，修修补补已花去两万元钱。

如今赶上了解危排险，由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贴出的公告称：“前门地区是北京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经过上百年的风雨侵蚀，危险房屋数量逐年增加，市政设施极端落后，各种安全隐患普遍存在，虽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但是到了汛期和冬季防火季节，房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告明示：“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崇文区委、区政府的要求，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决定对崇文区前门东片地区危险房屋实施解危排险。补偿标准参照《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及相关文件中的规定执行。”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用拆迂政策来解危排险？为什么把我们都发出去？”王英字嘟囔道。

“《拆迁管理办法》就贴在墙上，明明写着‘鼓励居民结合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危旧房改造’，‘房屋拆迁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产权调换’。可我要求自己修缮不被允许，要求产权调换也不被允许。出路只有一条，拿钱走人，每平方米补偿8020元。可我们是穷人，城里的房子都涨到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了，这让我们怎么办？”

在这片区域的小院里，挤住着的众多家庭居住面积都不大，有的仅十多平方米，甚至更小，按面积补偿使他们面对巨大购房压力。

一位区干部来做王英宇的工作，知他用了两万多元修房子，“这说明你有钱啊！”

“我对区干部说，不是保护古都风貌吗？你给我民族风格的图纸，我自己把院子修好行不行？”王英宇转述道。

“可区干部问，你有这么多钱吗？我说我宁可负债，也不愿走。他说，恐怕做不到。”

“人都走了，财气也就消了。”74岁的“爆肚冯”掌门人冯广聚，看着门外已排成长队的顾客一脸愁容。

前门地区拆迁的消息传开后，“爆肚冯”每天顾客陡增至1000多人，是平时的两三倍。这家曾为清宫御膳房特供专用肚子的百年老字号，位于与鲜鱼口一街之隔的大栅栏廊房二条，如今也赶上了“解危排险”。

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硬是让孩子扶着她上台阶吃爆肚，这让冯广聚感慨不已，“大家排队来吃，一是怀念老街道，二是怀念老字号。老街道没了，故事也就没了。”

坐在一侧的儿子愤愤不平，“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把大家都迁走？大栅栏这一带，过去140多家字号，40多处寺庙，处处商机，步步为市，相当辉煌。现在把人都迁走了，文化底蕴就没了！”

大栅栏归北京市宣武区管辖，一位区干部向冯广聚表示工程结束后，老字号还要迁回来。

“说是两年后回来，但我们怕回不起。”冯广聚对我说，“改造后房租肯定不是今天的价了。我现在烧饼5毛钱一个，25元就能吃一顿套餐，如果两年后房租从现在的8万元涨到30万元，你说我要卖多少钱合适？”

廊房二条北侧是此次“解危排险”的范围，冯广聚就把餐馆从胡同的北侧迁到了对面的南侧，算是躲过了这一轮搬迁，但听说胡同南侧的改造也将分期进行。

冯广聚居住的三富胡同也被“解危排险”圈定。“街坊们有许多怨言，搬迁就是给钱走人，拿到的钱只够到边远的郊区去住。”他说，“我家有这个店，经济上还好办点，可有的人下岗了，就难了。到郊区去住，每天上下班得花多少时间啊。”

冯广聚对前景不甚乐观，“吃爆肚的多是北京的老居民，他们都走了，就得换另一层人来吃了，到那时还成吗？”

与“爆肚冯”相隔不远的谦祥益，是大栅栏著名的“八大祥”之一，这次也被划入“解危排险”范围。

“去年我们花了100多万元修缮房屋，你看这是危房吗？”谦祥益的副总经理高慎昌对我说，“可五一节一过就要我们拿钱走人，拆迁办说把我们的房子修好后再让我们搬回来。搬回来还得自己出钱，肯定超过现在的补偿价，说是两年后回迁，可以享受优惠，可到底要掏多少钱回来我们并不清楚。”

专营丝绸品的这家老字号为孟子后人创办，现为一家集体股份制企业。1999年职工集资买下的这处中西合璧的二层店铺，把着前门商业区北口，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高慎昌说，宣武区建设委员会2月份贴出拆迁公示，对他们来讲如同当头一棒，“既然不拆房子了，为什么还要我们走呢？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整个地区由开发商承包了，市政设施要改造，我们的店铺也要交给开发商来装修。”

“可是，我们这儿根本用不着开发商来装修啊。店门口前几年就挖过管道，我们搭上板子照常营业。”高慎昌说，“我们不愿意走，也希望多得到一些补偿，但拆迁办说按政府文件办事，没有余地可谈。”

一家评估公司对谦祥益的房产作了评估，说这是三类地区，每平方米估价不到1万元。高慎昌颇为不解，“评估公司说王府井是一类地区，前门大街是二类地区，我们这儿与前门大街相隔几米，就成了三类地区。可每年五一、国庆和开‘两会’的时候，我们这儿又被划入安全保卫的一类地区了。”

与“爆肚冯”一样，谦祥益这几个月也是顾客盈门，日销售额猛增五六倍，甚至十倍。

高慎昌叹道：“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外迁地点，只能让职工先回家待着再说了，不排除丢掉饭碗的可能。”

P284-287

定格二○○八

作为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采访本上的城市》在我心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分量。

这本书汇集了1999年至2008年，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和《瞭望》新闻周刊工作期间完成的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新闻作品，它们瞄准了一个主题一一正在中国发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

还记得2008年2月，在北京光华路，我举起相机，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拍摄刚刚合龙的由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时，内心如潮水般的感受。

正是在这一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了50%，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为人类这一里程碑时刻的到来贡献卓著；也正是在这一刻，人类第一次把摩天大楼建成了我摄人相机的影像，它与光华路南侧，正在我身边崛起的由美国SOM公司设计的一柱冲天式的摩天大楼——国贸三期工程形成对峙，试图宣告后者所代表的那个“旧时代”的终结，这确实是当代建筑史无法绕过的一幕。

放下相机，看着兴建中的国贸三期330米高、已拔地而起的形象，我又想起2003年，为了这幢北京第一高楼的建造，12幢住宅楼内约1400户居民被搬迁的场景。他们多是走向没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认为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享有权利，要求与资方协商，获得与市场重置价格相当的补偿。

可是，没有任何悬念，在市场经济时代，在强悍的资本面前，这些曾经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王者，败下阵来。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2800亿元建设资金随后投入，使这个城市“天翻地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又升至世界第二）。同年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试图锁定中国城市此刻的状态。

这本书的前五章“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以解读中国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态为主旨；后两章“老北京”“老南京”，呈现了这样的逻辑与形态对两个伟大城市的改变。

将中国城市的故事，放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书写，是我的一大心愿。2004年赴法国，2005年、2007年和2008年赴美国，我相继考察了十多个城市。多位中外著名规划师、建筑师与我谈论北京以及中国的文化，紫禁城是绕不开的话题。15世纪初，永乐皇帝营造的这个世界现存最大规模的宫殿群，为《采访本上的城市》提供了历史的线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的改建计划鲜为人知，我试图探查内情；书中最后一张图片，是为古都南京的保存而献身的朱楔先生1935年拍摄的故宫午门影像，它与这些年活跃在紫禁城周围的推土机，形成历史的对话。

2004年，北京市启动工程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试图破解上世纪50年代以来拆旧城、建新城而形成的单中心城市结构之弊，中央行政区选址之争再次浮现，仿若半个多世纪前“梁陈方案”的重现。

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建等国家级工程相继展开，由西方建筑师执笔的这些项目，被视为中国崛起的符号，围绕它们的争议，亦是一大景观。

在北京奥运周期内，一系列重大建设事件发生。我试图留下原始记录。这些事件已成为历史的地标，与当下中国推动的新型城镇化深刻关联。这也是再版此书的意义。为此，附四篇新作于后，它们从不同角度延续着本书的线索。

我未做删改。就让它定格于二○○八吧。

王军

2015年11月15日

《城记》付印之前，一位看过书稿的朋友对我说，你的这一本到底算什么书？它既不像报告文学，又不像学术著作。不像报告文学，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注脚；不像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有那么多故事。

这确实是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对朋友说，如果非要归类，那《城记》就算是一部长篇报道吧，如套用西方的说法，那就是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

逛欧美书店，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分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样的分类非常必要，既是对作品的界定，又是对读者的尊重。

查了查英汉字典，对“非虚构”大致有三种译法，一日“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二日“写实文学”，三日“非文学作品”。前两种译法让人觉得non-fiction)只是文学之一种，这可能产生误导，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文学作品是容忍虚构的，既然如此，又何来“非虚构”呢？第三种译法较好，但还是不如直译为“非虚构作品”更让人明白。

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我一直对“报告文学”这个词有一种困惑，因为“报告”一定是“非虚构”，而“文学”又可以是“虚构”，难道这个世界还有“非虚构”的“虚构”吗？

我认为探讨这样的问题很有必要。报告文学的价值不容抹杀，事实上，报告文学（姑且让我沿用此词）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许多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绝对不是“非虚构”的“虚构”。

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我最担心的就是事实失真。作为一名记者，我坚信我的工作，唯以事实为目的，非以事实为手段。我也深知，我可能永远是在真实的边缘上行走，要穷尽真实何其难也，这该是我的宿命，但我必须保持住探索的姿态。

我认为，对事实的探索，有三个层次，一是真实，二是全面，三是本质。真实的不见得是全面的，全面的才是接近本质的。干我这一行，最忌讳从局部的真实导向本质的真实，这最容易出错。所以，记者以完整报道事实为己任，尽可能地表现事实的多面性、复杂性和争议性，让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确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写作《城记》使我体会更深。作历史研究的人，总希望还原全部的真实，却每每陷入盲人摸象的苦境。所以，我不敢轻下断言，多采用开放式的叙事结构来承载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记者工作的方式。

感谢读者们对《城记》的厚爱。《城记》印出后，我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鞭策与鼓励，更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念，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相报。

2004年5月，我在新华通讯社的工作有了一次变动，从北京分社调至《瞭望》新闻周刊，在宽松的业务环境里，我确实长进了不少。《采访本上的城市》收录的多是我在《嘹望》新闻周刊完成的报道，此次成书，我对它们作了增删、修补、整合，并加写了部分章节。

本书中的“规划编制‘三国演义’”得到了唐敏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大剧院的‘孵化’”得到了戴廉女士、张捷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之争”得到了石瑾女士的合作与帮助；“拆迁也是GDP”得到了于洪艳女士的合作与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谢傅熹年先生、林洙女士、朱元曙先生、赵燕菁先生、张文朴先生、岳升阳先生、艾丹先生(Daniel B.Abramson)、王南先生、宋连峰先生、方可先生、易道公司(EDAW)为本书提供图片。

感谢朱元曙先生拨冗校正我对他的口述记录。感谢杨国庆先生为朱俣先生的两帧图片补写了说明。

我的老同事李杨女士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具体的帮助，她曾在接到我提供给她的一条新闻线索之后，勇敢地出现在事件的现场，并以坚定的职业信念来应对随之而来的复杂境况。我对此深感敬佩，同时也深怀歉意，我唯可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像记者那样去工作。

我要感谢我的学长罗锐韧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到今天也无法完成《城记》的写作，更谈不上《采访本上的城市》了。他朗朗而清澈的笑声，一次次使我回想起大学时代的梦想。当年在学校读书最郁闷的时候，他跑到宿舍的水房里大吼：“我就是天之骄子！”我今天还在为这样的故事感动。

学友胡陆军先生为使《城记》被国外读者分享，给予了最真挚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这些年我最对不起林洙老师，她是那么盼着早日看到我写的《梁思成传》，可我总像一个小赖皮似的磨洋工，她老人家竟如此仁慈，对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原谅。好了，再这样赖下去我就该崩溃了，请大家督着我的表现吧。

这些年督着我最凶的就是张志军女士。《城记》出版后，她得空就说：“赶快把下一本书交来！”我总是嘴硬：“你以为这跟摊煎饼那样容易呀？”我就这样跟她斗了好几年的嘴皮子，眼下总算把这块“煎饼”给“摊”了出来。没有像她这么厉害的编辑督着，像我这么贪图安逸的人，还不知道会磨蹭到何时。

感谢柳元先生和熊蕾女士，是他们热情的帮助，使我对美国的城市规划有了一个持续的了解，还造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了一批珍贵的老北京图片，并在本书中收录了若干。感谢张之平女士为我翻拍了这些图片。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朋友。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士。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二姐和三姐帮我照顾慈母。

感谢我的岳父和岳母，二老卸下高级工程师的担子后，一直照顾着我们的生活。我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婿，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工作。  感谢我的妻子刘劫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再多感激的话语写在这儿都是多余。这些年她最担心我被累垮了。亲爱的，请放心，我会健康地活着。

感谢我的儿子宽宽，三年来他陪我去了不少地方。在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他站在被大棚子罩住正在维修的太和殿前，满脸困惑地大声问道：“妈妈，那个大科棋到哪儿去了？”

边上一位老者听到后笑了一路。那一刻，我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如此幸福。

因为，我们还拥有故宫。

王军

2008年1月28日